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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研究綜述篇一

摘要：網絡道德是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和上網者人數的不斷擴大而逐漸產生和突顯出來的一個新問題，近年來，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越來越深入，本文在總結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網絡道德內涵、網絡道德建設、網絡道德教育等問題做了簡要的論述。

確定網絡道德的內涵是網絡道德研究的一個重要起點。10月出版的《倫理學大辭典》收錄了“網絡道德”這一新辭條，網絡道德，又稱“網絡倫理”，是指計算機信息網絡的開發、設計與應用中應當具備的道德意識和應當遵守的道德行為準則。網絡道德在計算機網絡這一“虛擬的真實空間”中，起著規范人們的行為，調節人們之間利益關系，保證社會整體利益的重要作用。尹翔從道德的構成要素方面著重探討了網絡道德的內涵，認為網絡道德是以善惡為標準，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來評價人們的上網行為，調節網絡時空中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蔣靈達以網絡參與者的角度界定了網絡道德的內涵，認為網絡道德這個概念主要是指制約上網者在網上的作為與言論的一套準則和規范。

還有論者探討了網絡道德的實質。劉麗萍認為，網絡道德就其實質而言屬社會公德，網絡屬人類共同財富，每一個上網的人都有從網上獲得收益的機會和權利，從信息活動的廣泛性來說，所有網民均需共同遵守規則，建立良好的網絡秩序。”黃寰則認為，“網絡倫理就是基于網絡信息技術的人類社會所表現出的新型道德關系，以及對人和各種組織提出的新型倫理要求、倫理準則、倫理規約。”

網絡是一把雙刃劍，在網絡產生的網絡道德是推動網絡文明發展的基礎，但是也可能產生網絡道德問題。

概括起來說，主要有：

其一，網絡上的不良信息泛濫。這樣就使“與健康的社會文化相比，淫穢、色情、暴力等不良現象在互聯網上的傳播速度更快，面也更廣”。

其二，合理的個人隱私權頻繁的遭到侵犯。網絡具有開放性、虛擬性、交互性、隱蔽性等特點為竊取他人的隱私提供了技術的平臺，致使“偷竊”而不會被發現，合理的個人隱私權遭侵犯是網絡道德問題的主要表現之一。

其三，網民的道德意識淡薄。不少網民將違反道德規范的網上活動視為自己技藝高超的表現。

真實世界的道德規范難以規范他們的行為，多元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充斥使得主體價值選擇趨向盲點，這些都使得網絡中的人際關系以及形成的人群，缺乏基于道德、價值共識所具有的在情感、責任、信念和理想等心理機制上的內在張力，容易導致不良信息的制造者和傳播者。其四，人性的異化。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人都性格正常，生活正常。但是，如果長時間僵坐在一個固定地方進行非口頭的符號交往，就會使人的性格、愛好發生變化。對網絡癡迷的網民常常會產生撒謊、孤獨、沖動、暴決、淫逸、空虛等心理障礙。。此外，張道理還認為，網絡難以做到人人平等共享信息、容易產生人際衍生冷漠現象、個人隱私和社會安全之間存在沖突、其負面影響威脅社會道德等四個方面的問題。陳萬求、唐忠旺進一步認為網絡犯罪、網絡色情、網絡非法用戶、網絡沉迷是網絡道德問題的典型形式。

進行網絡道德教育，是為了營造良好的網絡道德環境，預防并規避網絡的負面影響和上網者的網絡失范行為的產生，并引導上網者文明上網，合理利用網絡資源。目前，以網絡的全體參與者為研究對象來研究網絡道德的學術成果比較少，而己大學生或青少年為研究對象來研究網絡道德教育的就比較多。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青少年、大學生是最經常、最密集的上網群體之一。另一方面是因為青少年（大學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及其社會化的形成、發展和逐步定型時期，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和不良行為的影響，不明事理，不辨是非，容易迷入歧途而沉淪墮落。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主要表現在義務責任感缺位，出現信任危機、“網戀”陷阱、網絡色情泛濫、人的異化等。。大學生的網絡道德失范問題是進行大學生網絡道德教育的`主要困境之一，主要體現在網絡道德價值觀念模糊、網絡行為隨意放縱、網絡道德人格突出。。在對青年學生網絡道德素養調查結果分析可知，大多數青年學生在自身網絡道德素養方面存在知行分離的現象，也存在一些如不講實話、部分青年學生崇尚非法用戶的有違網絡道德的行為。。在大學生中開設的“兩課”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材中也對大學生的網絡道德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概括，網絡色情信息泛濫，嚴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軟件、游戲、影視作品、音樂、書籍和論文等知識產權受到盜版行為的嚴重侵犯：電子商務活動中的欺詐和失信現象時有發生；傳播計算機病毒和非法用戶對網絡的破壞日益嚴重，等等。

陳春萍認為主要包括引導大學生培養網絡道德意識、教育大學生講究網絡禮儀、要求大學生遵守網絡道德規范等三個方面二發揮傳統“慎獨”精神的當代普適教育價值，加強大學生網上“慎獨”教育，是確保大學生在網絡環境下健康成長和成才的重要保證。今誠信教育是網絡道德教育的有力支撐。由于網絡的開放性和虛擬性，目前還無法有效監控互聯網的信息提供者絕對真實地傳遞正確、可靠的信息，所以網絡信息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現象。面對信息不可完全相信的網絡，我們應教育學生樹立高度的誠信意識與責任意識，樹立良好的道德觀念，保持真誠，共同維護和提高網絡信息的可信度，使網絡生活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之上。。高等學校要將網絡行為規范教育要加強網上正面引導，加強校園網絡文化教育，引導大學生在網絡中級取營養、凈化心靈、陶冶情操，增強自覺抵制各種不健康思想的能力。同時。要大力加強網絡陣地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隨著信息社會的迅猛發展，教育的當務之急就是把素質教育拓展到信息素養的教育中來。

要堅持必要的理論灌輸和教育培養，使道德教育從被動的盲目的狀態轉向主動、自覺的方向發展：

一是培養大學生良好的道德意識，讓學生認識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惡。知道道德行為和不道德行為總有本質區別，不容混淆。

二是堅定網絡道德意志，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讓大學生有個明確的道德實踐方向。

三是以網絡行為規則來指導網絡生活行為。

開展校園文化建設，以網上正面引導為主，強化網絡道德教育。學校必須將網絡文化納入校園文化建設的總體規劃中，不斷將黨的方針政策和文明健康的文化信息輸入網絡，引導大學生在網絡中吸取營養，陶冶情操，增強自覺抵制各種不健康思想的能力。

網絡道德的原則是網絡道德要求的具體體現，它是建立于一定的社會存在基礎之上，是網絡社會關系的人際體現。在網絡道德的原則的概括上，嚴耕、陸俊、孫偉平把網絡道德的基本原則歸結為：全民原則、平等原則、公正原則、兼容原則、互惠原則、自由原則等。。黃寰提出了無害原則、尊熏原則、參與原則、允許原則、創新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自組織和他組織相統一原則等網絡道德原則。楊宗建提出了善意無害原則、公平正義原則、尊重原則。并進一步提出了規范網絡道德的四個范疇，即自律慎行，平等公正、互利互惠，誠實守信、反對欺詐，關心社會、愛護他人。有論者積極吸收中國傳統道德的精華，并把它引入到網絡道德研究領域，合理地實行了“嫁接”，提出了網絡道德同樣適合的道德原則，比如慎獨原則，自省原則，節欲原則，以德交友原則，見得思義原則，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的原則，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此外，美國成立計算機倫理學會，制定了計算機倫理原則，即“計算機倫理10戒”來規范網民的行為。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己經制定和實施網絡倫理的原則和規范，對網絡行為加以約束。

網絡道德建設應立足于道德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要擯棄那些泛道德主義的觀點，實現網絡道德與現實道德相統一，并從技術手段、法律建設上給道德網絡建設以支持，把網絡建設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場所，建設成先進文化的傳播陣地。網絡道德建設要重視網絡道德主體的建設。這是因為，“加強網絡主體自身的道德修養，培育一支高素質的網絡主體隊伍，對于規范整個網絡社會的道德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劉曉娟提出了把既有道德的運行機制引入網絡領域；借鑒外國的網絡道德規范，加強國際互聯網絡的合作：加快網絡信息控制技術研究，建立網絡行為監督機制；加強網絡法制建設，提供網絡道德建設的法律保證等四條途徑。網絡道德建設要與網絡法制建設相結合。現代傳播學認為，電子媒介本身具有一種麻醉功能，容易使人忘記自己的社會角色而做出一些平時不可能做出的違反道德的行為。為此，就必須有針對性地加強自覺守法意識的培養，把網絡道德教育與網絡法制教育結合起來，既發揮道德的約束力，又強化法律的約束力。網絡道德建設也是一個過程，應當遵循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重在建設的指導方針，去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提出適合我國傳統文化的網絡道德規范，從而建立有序的網絡秩序，為我國的信息網絡的發展掃清秩序障礙。要進一步加強網絡思想政治隊伍建設，形成網絡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牢牢把握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動權。。網絡建設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參與，單從主要的上網群體青少年來看，由于青少年時期自制力差，辨別能力不強，家庭、學校和社會要對他們進行積極的引導，特別是家庭成員和老師要做到以身作則，提高自身的網絡道德修養。

論文研究綜述篇二

摘要：中職“職業道德與法律”課程改革中提出了一個核心理念：為了每一位學生的發展。中職學生通過學習“職業道德與法律”課程，不但能對自身行為進行規范，還能有效提升自身的生活發展水平。本文首先介紹了體悟教學在中職“職業道德與法律”課程中的意義，總結了體悟教學方法的特點，進而基于意義和特點提出了體悟教學法在中職“職業道德與法律”課程中的新應用策略。

關鍵詞：體悟教學；中職；職業道德與法律。

一、體悟教學法的意義。

體悟教學法內容主要包括了兩個核心關鍵點，一個是“體”，另一個是“悟”。“體”指的是體會、體驗，通過自身親自實踐收獲某種感受；“悟”指的是感悟，不但可以親身感悟動態的過程，又可以通過實踐感悟獲得靜態的結果。[1]體悟指的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在認識和理解的過程中參與個人的情感，并將情感、行動和思維三方面進行充分結合。

二、體悟教學的特點。

特點一，不可重復性。體悟教學的過程不是簡單地積累客觀知識，也不是簡單的情感向道德的過渡，體悟教學的方法超越了邏輯思維的框架，因此具有不可重復性。特點二，非理性思維。體悟主要是對知識的升華，體悟教學是教師智慧對學生智慧的啟迪，教師感情對學生感情的激發，所有理性分析都不能得到最佳的效果。[2]特點三，主動性。體悟是一種主動的學習方式，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出現了學習行為的自我反思，主動性的來源有興趣、榜樣等。特點四，開放性。體悟教學不需要在計劃中進行，只要學生的情感體驗達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開展。當積累的量成熟后，隨時隨地都能出現引起質變的情境。

三、體悟教學法在“職業道德與法律”課程中的應用策略。

1.創設教學情境。

體悟教學的重點是“體”和“悟”，在教學過程中使用體悟教學方法時，教師應提前創造好條件。“職業道德與法律”課程開始前，教師可以提出幾個有意義的實際問題，引發學生的思考。例如，在“展示職業風采”這一課的教學中，教師提出問題——如何展示職業風采，引導學生去發展職業風采，進而展示職業風采。而在課程教學中，創設教學情境的方式方法更是多種多樣，在職業道德課程中，教師可以通過使用多媒體技術營造出相關的氛圍，讓學生在畫面、聲音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下，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繼而產生感悟，激發學習興趣。

2.表演體悟。

表演體悟的方法就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通過讓學生進行表演的形式，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讓學生在觀看完表演后能產生相應的感悟，從而能更便于教師對學生進行正確引導。表演的方式主要以小品為主，小品具有風趣幽默的特點，能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活躍課堂氣氛。例如，在“文明語言”的教學中，教師讓幾位學生給大家表演一段小品，學生的表演引得其他學生開心不已，個個開懷大笑。學生的興趣和熱情都被充分調動起來。學生在表演和觀賞的過程中，感悟到文明語言的重要性，進而提升學生的道德素養，提高教師的教學效果。

3.對話討論。

由于學生之間有差異性，因此針對某個問題常常會出現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解釋。體悟教學法對教師提出了要求，要求教師應以平等的態度與學生進行交流。學生在和諧自由的交流環境中能吐露自己的心聲，將自己最真實的想法講出來。教師對學生真實的想法表示尊重，就能贏得學生尊重，兩者在互相尊重的氛圍中共同學習，平等交流。總而言之，體悟教學方法不但是中職“職業道德與法律”課程中新的教學方式，更是一種新的教學思想。“職業道德與法律”課程不再像從前一樣只是為了實現既定的教學目標，而是提高學生職業道德與法律素質的過程，作為一種全新的教學方式，體悟教學方法能切實促使學生體悟學習，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作者:呂田甜張晶單位:大連長興島中等職業技術學校。

參考文獻：

[1]謝利.體悟教學在中職《職業道德與法律》課程中的實施與運用[j].文教資料，2014，（21）.

[2]王飛燕.體驗式教學法在《職業道德與法律》德育課程中的應用[j].

論文研究綜述篇三

長期以來，語言學界將多語研究的重點聚焦于雙語研究。然而，科學技術和社會的快速發展使人們的交流需求增強，這種交流可能是跨區域、跨語言、跨文化的。在此背景下，多語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凸顯。三語習得研究作為近年來國際和國內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本文通過對國內外有關三語習得的文獻進行梳理，剖析了國內外三語習得研究現狀及其特點，并通過對比國內外研究成果，對三語習得后續研究的發展做出展望。

二、國外三語習得研究綜述。

國外的三語習得研究肇始于hoffman和thomas的研究。hoffman的著作languageacquisitionintwotrilingualchildren是三語習得研究的典型作品。hoffman在此研究中主要從語言學、社會學和心理學這三方面跟蹤調查兩個從小同時學習德語和西班牙語的小孩的語言發展與習得。在此期間，cenoz，gorter，kemp&jorda等學者對三語習得研究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cenoz&gorter探究了在巴斯克語、英語和西班牙語三語環境下寫作技能的培養，并用不同方法來探究這三種語言之間的聯系與交互。語言學家kemp給多語現象下了定義，他所提及的影響元語言意識的變化因素為三語習得研究帶來了新的視野，包括語言習得者同時掌握的兩門語言，學習者的讀寫能力、成熟度、學校教育等因素。jorda基于言語行為和語用能力的分析，闡述了三語語用意識的產生以及影響。語言學家deangelis探究了習得的語言之間的距離、近因的使用、語言習得的順序、文本的形式和對目標語與源語言的熟練程度。

三、國內三語習得研究綜述。

與國外的三語習得研究相比，國內的三語習得研究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才開始，起步較晚。從已有的三語教育研究成果可知，國內三語研究對象主要針對少數民族，尤其是少數民族學生。從研究理論來看，大多數研究者將少數民族學生的三語習得與漢族學生的二語習得進行對比研究，將語言遷移理論、認知優勢理論、語言損耗理論、文化濡化、涵化理論、元語言意識理論運用到我國少數民族三語教育研究中。關于研究領域，學者們從應用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認知神經學、教育學等方面展開了研究，運用對比分析、實證研究等方法，對少數民族學生學習英語時出現的困難進行了分析并指出解決辦法和途徑。就研究內容和方向而言，國內三語習得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三語教育現狀。

國內不少學者對三語教育現狀進行了調研，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姜秋霞和劉全國對西北民族地區外語基礎教育做了現狀調查，發現由于教學條件和與語言接觸的限制，西北地區少數民族學生掌握英語是極其困難的。胡德映(p99-120)的研究發現中國少數民族學生并沒有在外語學習上表現出相應的能力，因為授課教師在語言教學中幾乎不會考慮或者時常忽略學生的雙語(漢語和民族語)能力以及由雙語能力導致的認知差異。張貞愛等發現相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而言，北方少數民族地區的三語教育質量和三語教育認同都較高。

(二)語碼轉換。

在國內，從語碼轉換這一視角研究三語習得的學者較多。劉全國研究了中國西部的藏族學生在英語課堂中三語習得的語碼轉換。他在研究過程中觀察了藏族學生的英語課堂并記錄下課堂中發生的語碼轉換現象，對中國的語碼轉換研究做出了極大貢獻，并為國內外關注中國三語習得研究的學者提供了研究證據。吳白音那，文秋芳通過調查內蒙古地區某蒙古族學校3名初中英語教師的教學情況，探究了三語環境中教師語碼轉換的結構類型與功能及其分布特征。

(三)學習動機。

原一川對中國云南省的500多個少數民族學生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發現云南的少數民族學生學習外語的動機大多數取決于他們在目標語言學習中獲得的分數。同時，原一川的研究結果表明影響少數民族學生學習語言動機的因素還包括他們對目標語的態度，目標語背后所涵蓋的文化，學習中的焦慮以及學習的內在動機等。

四、未來研究展望。

由以上國內外三語習得研究概況可知，國內外的三語習得研究都關注了語言學習的動機、態度、障礙、語言遷移、二語和母語的影響以及語言學習策略等方面的內容。而國內的研究主要是短期的抽樣調查，真正意義上的長期縱向實證研究較少，不論是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有待進一步深入。本文認為，未來對三語問題的研究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筆者在“中國知網”中按“三語語用”為關鍵詞進行搜索，發現有關三語語用的`文章只有9篇，因此，國內學者可以結合國內少數民族外語教學的特有現象，拓展三語習得在語用學領域的研究，分析三語語用的產生與語用意識。

第二，將三語習得研究滲透到語言各層次，包括語音、語調、詞匯、語篇等層次。通過對國內24種主要外語類期刊有關三語習得的文章進行歸納，發現對詞匯的研究居多，而對語音的研究只有8篇，未來對語音層面的研究還有很大空間。

第三，國內的三語習得主要集中在對藏語、彝語、狀語、苗語、蒙古語的研究，未來的研究可以拓展到更多的少數民族語中，有助于豐富語言文字的研究。

第四，探索三語習得研究的新方法，將實證研究與思辨研究相結合，提供更多有數據分析和科學論證作為支撐的研究報告。

第五，目前探究二語對三語影響的研究文獻較多，但反過來研究三語對二語的影響的并不多見。因此，三語習得對二語習得的逆向影響可作為未來的研究方向之一。

論文研究綜述篇四

當今社會,商業活動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以德治商,文明經商,遵循商業活動中的道德規范從事商業活動,這是商業正常運行必不可少的`條件,目前倫理學界對商業倫理的研究中,主要圍繞以下理論話題而展開,即如何從理論上闡明產品責任的歸屬問題,商家自利與利他問題,商業腐敗問題,商業誠信等等.

作者：王中原羅文俊作者單位：王中原(中南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學院,湖南,長沙,410083)。

羅文俊(湖南稅務高等專科學校,湖南,長沙,410116)。

刊名：湖南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學報英文刊名：journalofhunantaxcollege年，卷(期)：16(2)分類號：b82-05關鍵詞：商業倫理產品責任問題利己與利他商業誠信商業腐敗

論文研究綜述篇五

礦產資源是一國經濟發展重要的物質基礎，對礦產資源征收稅費的原因在于，國家作為資源所有者將礦產資源的所有權或經營權轉移給納稅人或者作為行政管理者對經營者索取的補償。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礦產資源豐裕程度、經濟法律制度等各不相同，全球各國的礦產資源稅費制度各有差異、各具特點，通過歸納總結各國礦產資源稅費的主要類型，結合政府偏好性系統地分析不同類型優劣之處，有助于為我國的礦產資源稅費改革提供借鑒。

(一)從置計征。

從量計征礦產資源稅費(iit-basedroyalities)是對礦產資源征稅最早采用的一種計征類型，該計征方法以體積或重量為計稅基礎，對單位體積或單位重量適用一定的稅(費)額。一般從量計征礦產資源稅費較適合均質礦產，例如工業用礦物(沙、礫石、鵝卵石、石灰石、規格石材)或者大宗出售礦物(煤、鐵礦石、鹽、磷礦、硫礦石)。大多從量計征礦產資源稅費以井口礦石測定的體積或重量作為計稅依據，如針對處理或加工后的礦物則需推算出原礦體積或重量。曾經一些國家使用過以體積為計征依據的礦產資源稅費，但由于通常確定礦產資源的重量更方便也更易于監管，所以后來以體積為計征依據的礦產資源稅費逐漸多被以重量為計稅基礎的征收方法所取代。

從量計征礦產資源稅費最早為大家所采用，首先是其計征方法簡便易行。只考慮體積或重量，從而可以將容易引起爭議的因素(如價格、價值和成本)排除在外。此外，從量計征礦產資源稅費可以采用浮動法對不同經營規模的礦場區別對待。對小礦場，如小型家庭作坊或合伙礦場，可以提供不少就業機會同時也會產生大量服務需求，但效率要明顯低于大規模經營的礦場，可以適用較低的稅費率;而對利潤較大的大規模經營礦場則可以適用較高的稅費率。浮動型從量計征礦產資源稅費考慮到過高的稅費率可能會使規模小、經濟回報少的項目不堪重負，過低的稅費率則無法對獲利頗高的資源開采項目給予其所有者充分補償。

從量計征礦產資源稅費的確定有時也會有一定難度。例如，如果一批金屬礦產以礦石或者精礦的形式出售，其重量的確定可能就需要綜合以下因素：礦石或精礦的重量、礦石或精礦中的金屬含量、或者可回收的金屬重量。此外，如果是非均質礦產，則并不太適合于簡單地運用從量計征方法。例如，從塊狀硫化物礦床開采而來的銅精礦可能富含銷路很好的銅，但也可能含有鋅、鉛、金、鉑，而這些金屬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在價值，但財稅縱橫。如果僅僅以銅作為從量基礎，將無法體現其副產品或者關聯產品的價值潛力。

(二)從價計征。

從價計征礦產資源稅費是各國政府最常用的方法，通常是以礦產價值作為計稅基礎，對特定礦產適用一定的稅費率。針對某一特定礦產，不論其銷量多少，資源稅費率可以固定不變，或者也可以根據所售礦石產量或者累計值而有一定的浮動變動。確定礦產價值的方法有很多，以下為最常見情形：礦產的井口價格，初級產品的價格(如精礦)，可回收礦產的價格，由銷售量確定的總收人，由銷售量確定的總收人減去某些可扣除費用(如運費、保險費、裝卸費)后的余額。

從價計征礦產資源稅費的計算稍顯麻煩，其計算的復雜程度主要取決于如何確定礦產價值。如果只是簡單地將價值確定為銷售收人(總收人、發票價格、結算價格)，那么計算就非常簡單。但是，政府還會存有一些疑慮，譬如銷售價格可能低于市場價格，這可能源于礦業公司通過“轉移定價”方式避稅，以非正常低價向其附屬機構銷售，對于未來合同缺乏合理預測等。礦業公司卻可能認為，市場價格囊括了某些費用，如到出口地點的運輸費、保險費和裝卸費等，因而發票價格并不能反映市場價格。為了解決這些矛盾，有些國家轉而采用更為復雜的稅費制度，他們采用參考價格制度，然后運用這一參考價格來確定測定產品中礦物含量的市場價格。例如，某一政府可以將倫敦金屬交易所陰極銅的每日報價作為陰極銅的參考價格，接著測定產品中的陰極銅含量，然后對照參考價格來確定陰極銅的市場價格。但是，并非所有礦物都有參考價格，另外參考價格制度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所售產品(如某一提煉品)往往與參考價格所對應的產品(如陰極銅)不一致。

從價計征還有其他方式，有的政府通過減去一些特定的費用(通常是與采礦或者選礦沒有直接關系的費用)來對價格進行調整，這樣問題就會變得更加復雜。最常見的調整是從銷售價值中扣除從采礦地點到銷售地點產生的所有費用(如運輸費、保險費和裝卸費)。另一種常見價值的確定方式是冶煉廠返還凈值，其計稅基礎是在扣除冶煉和提煉成本以及罰款之后，生產者所獲的凈收益。

(三)從利計征。

從利計征礦產資源稅費考慮投資者的支付能力，以盈利能力指標或調整后的收人為計稅基礎，最為投資者偏好。很多國家采用了以支付能力為基礎的礦產資源稅費，雖然計稅方法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有一個共識，即將礦產價值和某些成本(如資本成本、生產成本、營銷成本、運輸成本、搬運成本和保險成本)都考慮在內。與從量計征和從價計征礦產資源稅費不同，從利計征在計算時要扣除一系列成本，包括生產成本和資本成本。由于這與所得稅的計征方式相似，有些國家或地區不再征收礦產資源稅費，而只是單純地征收一般所得稅，例如，格陵蘭島、墨西哥、瑞典和津巴布韋都沒有征收礦產資源稅費。

大多國家采用的是較為簡單的從利計征或按收人計征的礦產資源稅費制度，這些稅費制度在計征方法上通常是將銷售收人減去可扣除成本，但不考慮資本回報。較為簡單的從利計征礦產資源稅費通常將單個礦場的總銷售收人減去那些與該礦場有關的可扣除成本作為計稅基礎。按收人計征的礦產資源稅費則有一定的差異，在該征收方式下收人來源不僅局限于產品銷售收人，還包括其他各種收人(例如銷售某一財產的收人)，并且允許繳納者將所有的礦場進行合并計算。

從利計征礦產資源稅費有一種稱為凈利潤礦產資源稅費，它以凈利潤作為計稅基礎，其中凈利潤是指礦石銷售收入減去支出后的余額。但為了讓礦業企業及稅務專員都能明確利潤的確定細則且盡量減少爭議，礦產資源稅費制度的實施方案需要逐條列明清單規定哪些應當計人收入、哪些成本費用可以從收人中扣除。由于礦石一般都要進行開采、粉碎、裝卸、選礦、冶煉、精煉、提純等處理，在試生產和運營過程中除涉及基本的收人和支出項目外，還包括提取準備金、營銷、員工安置、技術服務、法律服務等可能性支出，因而收人、支出項目的條款通常都冗長繁瑣，它的計算和確定需要大量的信息以及專業會計人員。

(四)混合制度。

有些政府將不同的計征方法結合起來，有一種方法是將盈利能力融人到從價計征或從量計征的'礦產資源稅費中使用。例如，針對某應稅礦產可以計算出盈利指標，不同政府所定的指標不同，可以是成本與銷售收人的比率、回報率，或者是單位價格與某一參考價格的比率，然后根據這一指標調高或者調低從價計征礦產資源稅費率。這樣的稅費制度將低盈利礦場與高盈利礦場區別對待，既考慮了盈利能力，同時也能保證稅收收人，加納和密歇根州的礦產資源稅費制度就是采用混合制度。

還有一種混合制度，納稅人既要確定從價計征礦產資源稅費金額也要確定從利計征礦產資源稅費金額，然后按其中較高的一種繳納，或者兩種同時繳納。但如果同時繳納，從價計征礦產資源稅費被作為一種最低稅費而征收，納稅人可以在從利計征礦產資源稅費中沖減從價計征礦產資源稅費。

礦產資源稅費制度設計采用何種計征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如何平衡經濟效率與行政效率。在兩標的平衡過程中，主要結合以下因素進行考慮：征管成本、礦產品的黽價、礦產品價格波動性、項目規模。

征管成本主要包括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固定成本是必需支出，它與采取何種計征方法、開采礦產品的品種、規模、價值都無關;可變成本則是來知項，主要表現在征收管理規定的不完善以及特定的征收方法下可能存在歧義和爭議，需要政府和投資者花費很大的精力來遵從或修改相關規定。

礦產品的單價會影響政府采用何種征收方式，通常政府對申.價越高的礦產品進行從緩計征無法獲得更多稅收，但從價計征則不同。此外，如果項目的規模相同，單價越高的項目對稅收收人的貢獻越大。

礦產品價格的波動性則會影響稅收收人的穩定性，也會影響政府對稅費率的設計，當然，從最計征方式除外..通常如果礦產品價格波動小，政府能相對準確地對未來稅收收人進行預期，稅收收人也就相對穩定，因而稅費率設也可以相對穩定。然而，價格波動大的礦產品為r確保稅收收人的穩健則需要設定一定的浮動范圍。

礦業項目規模會影響管理成本，通常經營規模越大，礦產品產量越大，政府從單個項目中越容易獲得較高的稅收收入，單位管理成本越低。

從歐計征礦產資源稅費只關注礦產數量或體積，單價和價格波動與稅收收人無關，不考慮項目是否盈利，i卜征方法最簡單易行，對政府的稅收征管能力要求最低，政府征稅所需投入的成本最小，最具行政效率，也是最早采用的一種征方式，對大宗低價礦產品實行從計征礦產資源稅費為合適，也為稅務管理能力相對薄弱的政府所偏好。

如果礦業項目規模大且礦產品價格日漸高漲，對礦產資源稅費實行從《計征的政府則會苦惱于眼見礦產品價格節節攀升，但稅收收入仍在原地踏步不動。與從置汁征方式不同，從價計征礦產資源稅費會隨著礦產品價格的波動而波動，當礦產品價格高時，政府將因礦產品價格上升而獲得更多的財政收人，所以從價計征方式漸漸成為主流最簡單的從價計征礦產資源稅費只關注礦產價值，有的政府會對礦產價值進行調整，適當考慮一些與生產尤關的成本。但這種計征方式也不考慮礦場的盈利能力，礦場無論是盈利還是虧損，都應，繳納從價計征礦產資源稅費。由于從價計征方式涉及到礦產價值的確定問題，征管難度大于從量計征方式，對政府的征管能力比從鼇計征方式要求高，其行政效率次之。當產品價格高或項目規模大時，從價i|_征方式更為合理大多數政府都是風險規避者，偏愛從董計征或從價計征礦產資源稅費，但這兩種計征方式有共同缺點：首先，由于它們不論礦場項目是否盈利都需要繳稅，這些明的稅收成本的存在會直接影響礦、企業的礦藏儲敎規模，進而對礦藏價值和財務可行性產生影響,，其次,這兩種計征方法都沒有考慮礦產品的單位成本茇異，單位成本不同的項目會導致現金流t有很大區別，而這邱項目稅負承受能力也完全不同。

從利計征的礦產資源稅費允許礦業企業項目收回部分成本，確保項目的盈利，但由于成本扣除份額較大，相較于前兩種計征方式在同一條件下稅基變小，通常稅費率也較高，以此確保項目盈利后政府的稅收收入水平。從分配角度來看從利計征更具經濟效率，但從利計征方式有以下缺點：首先，時間成本。從利汁征的礦產資源稅費建在項目盈利的基礎上，需要允許項目收回部分成本，而往往礦場項目的成本投人都很大且時間周期較長，政府需要一定的時間等待稅收收入流人。其次，稅收征管成本太高。從利計征礦產資源稅費的利潤通常指項目利潤而非企業利潤，其利潤指標的確定不同于會計利潤指標或所得稅前利潤指標的計算，計算操作相對復雜。為了利潤的確定合理公平，項目可能需要組織大最的審計工作，以及可能而臨爭議和沖突的法律訴訟費用。最后，政府需要承擔太多風險：價格波動、項目固有風險、項目經營者的技術水平和管理能力都會影響稅收收入的穩定性。其屮大的風險是投資者可能看似足夠公平且合法納稅.但卻永遠也無法產生“凈利潤”，從而政府永遠也得不到礦產資源稅費。從行政效率角度來看，從利計征方式最不具效率。

由于實施從利計征礦產資源稅費的政府需要冒著極大的風險且有可能顆粒無收，或者縱然會有稅收流人，但仍然需要耐心等待礦場企業收回部分成本，因而通常不被政府青睞;當然仍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或地區，由于擁有豐富的稅收征管經驗，具備良好的稅務管理能力，并且配備有訓練有素的稅務專員，成功地實施了以各種盈利性指標為堪礎的或者以收人為基礎的從利計征礦產資源稅費制度。

二、對我國現行資源稅費制度改革的啟示。

綜上所述，全球礦產資源稅費制度主要有從量計征、從價計征和從利計征三種類型，各國依據+同國情和不同的政府偏好選擇設計適合本國的礦產資源稅費制度。最-汗始采用的從計征法簡便易行，但由于只考慮體積或重攝，將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中的價值、成本等排除在外，引起了很多爭議，逐漸為從價計征方法所替代。而從利計征方法下政府所面臨的挑戰和風險較大，所以各政府大多選擇規避風險而普遍采用從價計征方法。我國現行資源稅制度主要實行從計征，雖然近幾年計對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已經改革為從價i十征法，但根據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現狀、礦業相關利益主體的分配問題等，資源稅費制度的改革仍未到位.要擇機將從價計征方法推廣至更多的應稅資源。

論文研究綜述篇六

當今中國，隨著傳媒業的迅速發展，傳媒對人們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作為“把關人”的傳媒從業者，就更要認清傳媒職業屬性，做一個正確輿論的引導者。可是現實社會中，有關傳媒人的新聞倫理失范和對新聞當事人及受眾所造成新聞傷害的事件卻頻頻發生。“深圳聯防隊員強奸案”的報道就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本文通過對此案報道的分析，探析新聞倫理失范原因，并探討相關應對策略。

案例分析。

（一）新聞事件回顧。

10月23日晚上，聯防隊員楊喜利手持鋼管、警棍闖進王娟（化名）的家中，一通亂砸后，對她進行長達一個小時的毒打和強奸。她的丈夫楊武（化名）則躲在幾米外，不敢做聲，一個小時后才悄悄報警。

月8日，《南方都市報》刊登第一篇關于此事的報道：《妻子遭聯防隊員毒打強奸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時》，隨即引發廣泛關注。新華網、人民網、鳳凰網、搜狐網、金羊網等多家新聞網站了南都的文章，大批媒體記者趕赴楊武家進行采訪。11月9日，安徽《江淮晨報》整版報道此事，大標題為《“我是世界上最窩囊的丈夫”是的，你還好意思說！》；東南快報的標題是《“我是世界上最窩囊的丈夫”》。網上廣泛轉載著幾張照片：王娟側臥在堆滿了衣物和床單的床上，兩手抓著床單，將臉捂得嚴嚴實實，而幾只指甲涂得鮮紅的手握著采訪話筒湊到王娟頭邊。不管是平面媒體還是電子媒體，對當事人的臉部未作任何技術處理，而且將其詳細資料公之于眾。從此傳媒的報道走向了極端，眾人都在指責楊武的懦弱，仿佛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而沒有人去指責施暴者，去真正地推動事件的進展。不久，網絡上轉而開始反思媒體的倫理失范。有網友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一個不負責任的社會，會把地位卑微的老實人變成“世上最窩囊的男人”；一個迷失了方向的輿論群體，也會把原本善良無助的正常人逼向崩潰的邊緣。

（二）媒體新聞倫理失范淺析。

1.濫用議程設置理論，誤導輿論。所謂議程設置是用來說明媒介有意無意地建構公共討論與關注的話題的一種理論。該理論強調，大眾媒介對事物和意見的強調程度與受眾的重視程度成正比，受眾會因媒介提供的議程而改變對事物重要性的認識，對媒介認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動。

我們看到最早報道此新聞的《南方都市報》的版面，作者把楊武的話“我是世界上最窩囊和最沒用的丈夫”放在新聞標題的右側，字體與新聞標題幾乎等大。在與楊武對話的新聞稿中，作者直接對楊武說：“你太懦弱了。”安徽《江淮晨報》更是整版報道此新聞，并放上具有鮮明立場傾向的大標題《“我是世界上最窩囊的丈夫”是的，你還好意思說！》。我們再看照片，《南方都市報》最大的照片為“楊武與妻子相擁而泣的照片，而《江淮晨報》則在新聞標題上放上了“楊武痛哭流涕的照片”，作者似乎在用一切材料來佐證楊武是“世界上最窩囊的丈夫”。就這樣，作者踐踏在當事人的尊嚴、人格之上，把這個新聞寫成了故事情節曲折復雜，黃、性、腥穿插其間的吸引受眾眼球，引導媚俗傾向的故事。受眾在作者的引導下，把一切都歸因于楊武的懦弱無能，把嚴肅的新聞當成了趣聞、笑料。電視媒體更是借助其直觀的報道優勢繼續按照這些媒體人的議程設置發展。不加任何技術處理拍攝受害者，外加冷嘲熱諷，如某衛視“今日一線”主持人在節目中說：“看到這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做丈夫的楊武怎么能窩囊到這種地步。”

我們知道媒體的義務在于通過報道形成正確的輿論導向，并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可是在這次報道中，媒體完全走向了錯誤的極端，反而像在為“娛樂至死”做呼應。

2.濫用新聞自由，侵犯隱私權和肖像權。新聞自由是新聞媒體依法采集、發布、發送和收受新聞的自由，包括報刊的出版自由、電視臺和電臺的播放自由，新聞采訪和報道的自由，以及發表意見和進行新聞批評的自由。但是，媒體的新聞自由權必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才能行使。新聞侵犯隱私權是指在新聞作品中公開他人隱私而使他人隱私權受到傷害的行為。

我們看“深圳聯防隊員強奸案”的采訪報道，記者強行闖入楊武家這樣的私人空間，非公開場合進行采訪，逼問已經瀕臨精神失常的王娟，一次又一次請當事人講述“當時的情形”“當時的感受”。記者在報道中詳細描述強奸時的場景、動作、聲音等細節，暴露楊武的家庭住址，母親、女兒的形象；楊武痛哭流涕的窘相更是被公開傳播。王娟被楊喜利施暴的監控錄像在網絡上和電視上廣為傳播。根據我國的法律，他可以據此起訴侵權的傳媒和記者：傳媒為了煽情而披露公民的隱私，應當承擔法律責任。可是，楊武一家不知道自己的隱私權可以受法律保護，他只能無助地跪在地上，用帶著哭腔的聲音說：“我忍受的是所有男人不能忍受的恥辱和壓力，我不愿意回憶，求求你們了，出去好嗎？”

至此，在此次新聞報道中，新聞媒體已經將新聞自由變成了媒介話語霸權，違反法律，侵犯受害人的隱私權、肖像權、名譽權，一遍又一遍地戕害著受害人的身心。

3.妄加道德審判，施行媒介暴力。此次“楊武事件”的報道中，記者從一開始就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指責楊武，所有的評判就像央視記者柴靜所說“像刺一樣扎在人心里”。媒體本應客觀報道事件，將信息公開于公眾，讓公眾自己去評判，可是這次媒體完全丟失了新聞的客觀和公正。

媒體為了吸引受眾眼球，一次又一次對受害者施行媒介暴力。楊武的妻子不堪忍受媒體的侮辱而選擇自殺，可是媒體絲毫不關心這位受害者的心理感受，還在不斷地追問她“當時的情形和感受”，即使她有精神失常的.跡象也不放過。柴靜在博客中寫道：“他們確實不知道怎么反抗暴力，對自己最脆弱的保護，只能用袖子掩住臉，來避開采訪。是的，這是一場羞辱，但不是他們的。”

媒體妄加道德審判和肆意施行媒介暴力，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人文主義關懷。所謂人文關懷，就是對人存在的關注，對人的價值、人的命運等有關人生存的根本問題的眷顧與沉思。記者應站在與采訪對象平等的角度采訪，記者應換位思考避免媒介暴力對受害人造成的二次傷害。鳳凰記者閭丘露薇說：媒體有追問真相的義務和權利，但是同時也有倫理底線，要尊重受害者的隱私和感受，在窮追猛打的時候，至少要分清公權和私權，也不要自己進行道德審判。（三）對當事人的新聞傷害。

從上面的媒體新聞倫理失范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媒體錯誤引導輿論，使受眾向著媒體設置的議程偏向：斥責楊武懦弱，沒有推進社會問題的解決，反而把這一悲慘的事件當成了笑料和媚俗的黃色新聞。媒體侵犯了受害人一家的隱私權，使全家人暴露在公眾視野中。媒體將強奸的細節詳細描述并呈現在報道中，使王娟的名譽受到侵害。媒體在這次報道中沒有關心同情受害者，反而一個勁地揭傷疤，使受害人心理受到巨大傷害。

新聞倫理失范的原因分析及應對。

（一）新聞倫理教育的不足或缺失。隨著傳媒業的競爭加劇，一部分媒體從業者忽視了自身素養的提高，更是忽略了對新聞倫理相關知識的掌握。他們認為只要能夠吸引受眾眼球，提高發行量，提高收視率，就可以公開一切，就可以傳播一切。可是，卻忘記了新聞倫理要求的真實、客觀、公正，平等。不知道“電視臺播放的、報紙刊登的這些內容，都是事實，但并非所有事實，都適合向大眾傳播”“不傳播不適宜傳播的內容，是媒體社會責任感的體現”。

中國高等院校新聞教育對新聞倫理學的重視依然不夠，新聞倫理課多作為選修課來設置。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沃爾特?克朗凱特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喬?福特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強調：“我認為，新聞傳播教育的最終使命是培養社會責任感。人們希望我們不僅要教會學生做記者的技能，而且要讓他們明白他們的工作對社會有什么樣的影響。”因此，高等學校在培養新聞人才的時候應加大新聞倫理、社會責任感的教育與熏陶，傳媒機構更是要加強對新聞記者的崗前培訓，著重強調新聞倫理和社會責任感的教育。

（二）傳媒制度導致的利益驅動與把關不嚴。面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深刻變化，我國的新聞媒體重新界定了其行業本質，即“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雙重屬性。媒體一方面要傳播新聞信息、引導輿論，另一方面又要以獲取利潤為目標。而當代中國傳媒產業迅速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某些媒體為了利益而疏忽了自己擔當社會責任的職責。

（三）新聞法律缺失。新聞倫理屬于道德范疇，而道德自律靠的是媒體人的自我修為，要求每位媒體從業人員要達到“慎獨”的道德境界顯然不可能。而法律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規范，是一種非人格化的制度，它通過建立一套客觀的、理性的規則去引導、規范人們的行為。法律的這套規則一旦制定，便不依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從而顯示出高于一切的權威，迫使人們不得不自覺遵守，從而達到監督、規范權力運作的目的。目前我國還沒有一套成形的新聞法，只是借助其他相關法律對傳媒進行約束，這樣就使得有些人打擦邊球。因此，相關部門應加快推進新聞法的出臺，使新聞傳媒業“依法治業”與“以德治業”相結合，這樣傳媒業才能得到良好發展，才能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

新聞媒體擔負著重大的社會責任，新聞從業者必定要從以往的新聞倫理失范中吸取教訓，恪守新聞職業道德規范，加強自我修養，真正肩負起“社會守望者”的社會職責。（項目名稱：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中國當代新聞學研究范式的轉換”項目號：11fxw001）。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

欄目責編：曾鳴。

論文研究綜述篇七

當媒介不可避免地滲透進中小學生的日常生活時，媒介對中小學生的成長就產生了重大影響。媒介可以成為他們的娛樂工具，甚至寓教于樂，這是正面影響。但是，負面的媒介影響更應該成為我們關注的重點。研究者從“媒介傷害”的視角對媒介教育進行理論探索，并在此基礎上關照當前媒介教育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一、媒介傷害的分類。

媒介傷害在當下中小學生的日常生活中已是非常普遍，如：瀏覽不健康的網頁，使他們的心靈受到傷害；沉溺于暴力網絡游戲，使他們難以區分現實生活與虛擬空間，以虛擬空間的價值觀念作為指導來開展現實生活；等等。從各方信息來看，現在教育者和家長對中小學生的媒介傷害的擔憂一點也不亞于對他們學業的擔心，而且，媒介傷害最終會影響中小學生的學業與健康成長。對紛繁復雜的媒介傷害需要進行分類研究，在這里我們重點要探討的是根據傷害源來自何方而對媒介傷害進行的分類。立足于媒介受害者的角度來看，中小學生所受到的媒介傷害可能是“他我傷害”或“自我傷害”。“他我傷害”是指他人通過媒介這種工具對中小學生造成的傷害。例如，有人在網上發布一些不健康信息，這些不健康信息最后對媒介受眾帶來了傷害，這就是“他我媒介傷害”。但是媒介傷害有時是一種中小學生自己對自己的傷害，如學生自己主觀意志不強，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過分地沉溺于網絡游戲，這一行為也可以看成是中小學生自己對自己的傷害，這種媒介傷害就是所謂的“自我媒介傷害”。

但是，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并廣泛應用，作為一種技術的媒介本身發生了改變。以往的媒介是權威，是信息的制造者和提供者，而中小學生只是片面的媒介使用者，在這種情景下，我們一般會把使用媒介者稱之謂“受眾”。“受眾”這一概念表達了一種強烈的“被動”意蘊，也就是作為“受眾”的中小學生在媒介面前只是一個被動客體。這里的“受眾”其實就是一種簡單的“閱聽人”，西方甚至根據對“閱聽人”的不同假設，發展出了不同的媒介教育模式。然而，隨著web2。0和以博客為代表的新聞媒體3。0的出現，媒介進入了“自媒體”（wemedia）時代。所謂“自媒體”指的是，為自主化、私人化和平民化的傳播主體提供信息生產、傳播的獨立空間，可以從事面向多人的、內容兼具公共性與私密性、交互信息傳播的傳播工具的總稱。總而言之，媒體的出現及普及為中小學生在使用媒介時提供了制造、傳播信息的可能，而且由于人性中的自我意識存在，所以在博客、空間、論壇上表達自己的信息與觀點就成為中小學生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時髦。中小學生作為媒介信息的生產與傳播主體，他們就有可能生產、傳播不健康的信息，從而給他人帶來傷害。我們把這種傷害正式稱為“我他媒介傷害”。

所以，從總體上看，在中小學生使用媒介時，與他們相關的有三種傷害存在，一種是“他我媒介傷害”，一種是“自我媒介傷害”，還有一種是“我他媒介傷害”。前面兩種媒介傷害是中小學生自己所遭受到的傷害，最后一種是中小學生在使用媒介時對他人所造成的傷害。

二、媒介傷害的機制。

中小學生在使用媒介時可能會受到傷害，也可能會傷害到他人。那么媒介傷害到底是怎樣形成的？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是探究媒介教育的基礎。

當前，媒介已經滲透進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媒介有舊式的，如報紙、雜志等，也有新式媒介，以網絡、手機等為代表。所以，中小學生所接受到的媒介影響也是廣泛而深刻的。中小學生首先是學生，學生是以“學習”為主業的，但是學習生活并不是中小學生生活世界的全部。如果說學生在學校內課堂上所接受到的教育是正式課程，則媒介信息這種大眾文化就是中小學生的非正式課程。只要了解到中小學生對“超女”“快男”，對“魔獸”“農莊”等媒介產品的投入和執著程度，就可以意識到，媒介信息這種非正式課程對中小學生的影響在他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于學校教育的正式課程。學習生活只是中小學生整個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研究的重點必須是中小學生的整個日常生活世界，而在學生日常生活世界中，媒介生活對中小學生成長的影響又不可低估。

活帶來不了的快感，另一方面不健康的媒介信息又讓中小學生的媒介意義生產產生偏差。這就是“他我媒介傷害”的形成機制。同時，在自媒體時代，由于中小學生在由媒介影響所帶來的意義生產方面出現了偏差，所以他們在媒介生活中又可能制造與傳播不健康的媒介信息，這就形成了“我他媒介傷害”，這種媒介傷害對其他中小學生又會帶來“他我媒介傷害”。（詳見圖1）。

三、走向“不傷害主義”媒介教育。

媒介教育（mediaeducation）的概念是由英國學者在20世紀30年代初提出來的，這一概念自提出后其內涵多有演變，目前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多角度、多層面和多含義的概念，但是目前學界并沒有對媒介教育形成統一的公認的界定。

有論者認為，“媒介教育是指培養學生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的教育”。這一概念有相當的概括性，但是并沒有道出媒介教育的核心規定性，它是過于寬泛的。國內媒介教育專家卜衛認為，媒介教育指的是“培養公民媒介素養的教育”，它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了解基礎性的媒介知識并且懂得如何使用媒介；培養對媒介信息的價值和意義進行正確判斷的能力；學習制作和傳播信息的知識與技巧；知道怎樣有效利用大眾媒介來發展自己。

西方媒介教育從產生至今經歷了三種理論范式的變遷：第一種范式是批評范式，第二種范式是分析范式，第三種范式是表征范式。其實，以上西方媒介教育所經歷的三種范式都可以認為是一種“保護主義”的視角。更具體地說，這些媒介教育理論是在現代媒介出現之后，現代媒介及其所代表的大眾文化對傳統精英文化的沖擊的背景之下，出于對精英文化的保護而產生的。當然，在媒介教育誕生之初，這種“保護主義”所保護的對象也不能只是精英文化，受眾特別是青少年受眾也不應排除在其保護的對象之外。但是到了分析范式和表征范式階段，媒介教育對青少年的保護意圖則更為明確。培養受眾特別是青少年對媒介所承載的內容和意義進行區分的能力以及對媒介表征進行分析和批判的能力，這都體現著明顯的“保護主義”色彩。

對媒介教育而言，“保護主義”的視角和出發點是不是到了其理論范式的終點？如果不是，它又應該向何處發展？至21世紀初期的今天，大眾傳媒有了飛速的發展。一方面，我們接受信息的渠道更為廣泛，除了傳統的報紙、電視和一般意義上的以站為代表的互聯網之外，還存在許多新興的傳媒形式，如bbs（公告留言板）、聊天室和博客等。這些新興的媒介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對受眾來說更加開放和民主。受眾有許多主動參與權，他們不僅是信息的消費者，而且還可以是信息的制作者、傳播者。傳媒領域著名的“守門人”理論認為，媒介的編輯是信息的“守門人”。而在這些新興的媒介中，則基本上失去了這種“守門人”，因為對這些媒介而言，編輯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受眾既是信息的消費者又是信息的制造者，但是對一般受眾而言，他們是沒有受過專門的作為一個信息工作者所必須接受的職業道德教育的。如此，受眾就又有可能成為媒介信息傷害的制造者。在此情形之下，只是遵循“保護主義”原則顯然是不夠的，還有必要對受眾進行以“不傷害”為原則的教育。具體地說，作為一個普通受眾，一方面需要提高其自我保護能力，使自身不受現代媒介的傷害；另一方面，同時作為一個信息制造者、傳播者，不能生產和傳播有害信息。而后者是以往的媒介教育所沒有重視的。其實，“保護主義”原則與“不傷害主義”原則并不相互矛盾，無論是“保護主義”還是“不傷害主義”，媒介教育的目的都是培養理性的受眾，而“不傷害主義”對“保護主義”又有支持作用。

面對當下的媒介，對媒介教育而言，單純的“保護主義”視角是不可靠的，而且對“保護主義”的片面強調并不能取得良好的保護效果。對受眾進行保護應該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受眾本身要提高“抗傷害”的能力，二是要從源頭上改造信息環境。對后者而言，我們就需要從“不傷害主義”視角出發對受眾進行媒介教育。

卜衛認為，媒介教育指的是“培養公民媒介素養的教育”。從其媒介教育的內容來看，這無疑是一種典型的“保護主義”范式。從這種范式出發，這里的“公民媒介素養”指的只是一種保護自我的素養。從“不傷害主義”出發，“公民媒介素養”之中應含有不制作、不傳播傷害他人的信息這樣一種素養。綜上所述，所謂“不傷害主義”媒介教育，是一種旨在培養和提升作為受眾的中小學生的媒介素養的教育，中小學生擁有了這種媒介素養就能夠理性地面對媒介，有效地進行自我保護，并且不對他人實施媒介信息傷害。

四、“不傷害主義”媒介教育的實施。

一方面，“不傷害主義”媒介教育是媒介教育的“高標”，因為它不僅要保護作為媒介使用者的中小學生，同時它還要求中小學生在使用媒介過程中不能給他人帶來“顯性”或“隱性”的媒介傷害，所以與以往的媒介教育不同，它樹立了一種高標準。另一方面，“不傷害主義”媒介教育所樹立的“不傷害原則”是一種媒介教育的底線原則，因為對中小學生來說，在媒介的使用過程中不僅要做到“不傷害”自己和他人，而且也要讓他們在媒介使用過程中享受媒介所帶來的快感，甚至寓教于樂，使媒介成為一種正面的教育影響。“不傷害主義”媒介教育在堅守“不傷害”底線原則的基礎上，追求一種中小學生媒介使用的寓教于樂效果。在對“不傷害主義”媒介教育全面認識的基礎之上，結合上文對媒介傷害形成機制的分析，我們有必要對當下實踐中的媒介教育進行審視。

首先，實施“不傷害主義”媒介教育的根本和關鍵在于干預中小學生媒介生活中的意義生產。要成功干預這種意義生產需要教育者能夠具有相當的媒介素養，至少不能與中小學生之間存在“信息代溝”。而現實媒介教育實踐是，許多中小學教師與家長由于沒有足夠的媒介素養與媒介教育意識，對中小學生的媒介生活不理解，這樣就可能簡單粗暴地對待中小學生媒介使用這一行為，也就不可能有積極干預中小學生媒介意義生產的意識與能力。這也是當下存在太多的中小學生媒介傷害的主要原因之一，教師與家長不能干預中小學生的媒介意義生產，最終中小學生在媒介生活中受到了傷害或者是傷害到了他人，而且現實中人們更多的是把責任簡單地推向媒介受害者或施害者學生，認為為什么其他中小學生沒有涉及到媒介傷害事件，而偏偏是自己學生或孩子。殊不知，學生與小孩受到媒介傷害或實施媒介傷害的主要原因是教師與家長對媒介意義產生合理干預的缺位。

其次，社會媒介對中小學生負面影響的一個根源是社會媒介的商業性。相關公司與企業缺少社會責任感，把商業利益作為自己的唯一追求，而不管所生產和傳播的信息對中小學生是否有負面影響。其不健康的媒介信息是中小學生進行不正確的意義生產的根本，所以需要我們的立法與執法部門積極立法、嚴格執法，以此來從源頭上控制中小學生媒介傷害事件的發生。嚴格的法律控制對中小學生在媒介生活中自身生產與傳播不健康信息也是一種教育。當然，法律往往是粗線條的管理，在信息立法之外，還需要有一個完備的運行良好的信息倫理系統，讓所有的媒介信息制造與傳播者有一種德性上的敬畏。

最后，中小學需要切實做到從應試教育到素質教育的轉變，這種轉變可以增加中小學生在學習生活中的快感，會減少他們對媒介生活的熱衷程度，以此減小媒介對他們生活的影響。同時只有真正實施素質教育，中小學才會存在實施“不傷害主義”媒介教育的空間，否則媒介教育會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化、過場化。而當前教育實踐的“唯分數主義”給中小學生創造了不良媒介意義生產的“優越”環境，也是使中小學生網絡成癮、受到媒介傷害或制造媒介傷害的原因之一。實現媒介教育的“不傷害主義”，迫切要求中小學教育實踐真正回歸到追求學生健康成長上來。

論文研究綜述篇八

摘要：李贄是我國明代重要思想家，他提出的“童心說”、“琴者心也”等音樂思想，在我國音樂美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對當代的音樂理論與實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近年來，我國學者對其思想來源、音樂美學思想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理論成果。

關鍵詞：李贄思想來源音樂思想。

李贄是我國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哲學家、史學家，其重要著作除《焚書》外，還有《藏書》、《續藏書》及《史綱評要》等。他的思想及理論涉及范圍較廣，多年來學界對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佛學、儒學、美學、史學思想等方面，也有對其整個人生發展全過程的考察與分析。而他獨具創新性的音樂理論及其產生的根源，則受到了音樂學界的關注。

高峰在其《李贄人生簡論》一文中提到了李贄的傳統家世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是他后來思想的形成的前提條件。作者認為他是時代精神的代言人，其思想構成較為繁雜，心學、禪學、道家對其思想都有著極大的影響。戴峰也認為心學、禪學和道家對李贄思想有著深遠的影響。他認為禪宗思想啟示了他，使他從禪學之中吸取合理的營養，重視“本心”、“真心”，并構筑了“童心說”的理論框架。與此同時，作者在《論禪、莊對李贄“童心說”的影響》（《云南社會科學》第4期）中還提到李贄的思想與莊子思想相似，不過，作者還在文章最后指出，“童心說”的理論淵源也并不止于禪學和莊學。

左東嶺和楊雷的《禪宗思想與李贄的童心說》（《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中則認為，李贄提出的初心、本心及真心的重要內涵之一，是指人心空虛明凈的本然狀態，并與后天被熏染過的世俗之心相對。李贄視童心謂虛凈空明之體的見解，直接導源于其禪宗思想，就是以《金剛經》為基本經典的慧能南宗禪的基本觀點。因此他們贊同禪宗思想是李贄“童心說”思想產生的根源。

蔡仲德在其《李贄的音樂美學思想》（《中國音樂學》199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李贄的美學思想基本精神是重視自然、重視真，其基本傾向是道家的，是對道家美學的繼承、改造和發展。吳靜的《從李贄的“童心”說論其音樂美學思想》（《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期）中，在分析李贄音樂美學思想來源時，基本上接受蔡仲德先生的觀點，即認為李贄思想綜合了儒道兩家，改造和超越了儒道兩家，而根源上還是在道家。持相同觀點的還有余京的《從李贄的“童心說”看莫扎特鋼琴音樂作品的性格特征》（《歌海》第3期）與肖紅娜的《李贄“童心說”對先秦儒道的繼承與發展》（《湖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第1期）等。

而石教余與向德富則認為先秦儒家思想作為古代的重要思想，對于李贄思想的形成有著一定的影響。在《論先秦儒學對李贄思想的影響》（《武漢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第3期）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李贄的反孔批儒曾起了啟蒙、解放思想的作用，其曾受到禪宗思想的深刻影響，這是不容回避的事”，但是仍要看到其基本思想對儒家觀念的傾向。還有學者認為，雖然李贄思想的組成是多元的，傳統儒、墨、道、法等家思想都是其思想的來源，但墨家思想是其重要的來源之一。贊成這一觀點的文章是薛柏成和楊秀慧的《論墨家思想對李贄思想形成的影響》（《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第2期）。作者認為，李贄在其《墨子批選·卷一兼愛》中大膽地批駁了孟子的學說而表彰墨子的理論，這足以反映了李贄極力推崇墨子學說。另外，作者認為李贄受墨家思想影響是有其社會基礎的。這主要體現在他與同樣崇尚墨學的學者焦竑交往甚密，而焦竑的“異端”思想對李贄有著一定的影響。

雖然這個問題仍有分歧，但目前學界大多數學者都是同意蔡仲德的觀點，即李贄的音樂思想的根源是在道家。李贄的音樂思想來源究竟是墨家、道家、法家，還是儒學、莊學，這個問題不易回答，似乎學者們的觀點都有著較為充分的理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各種思想的影子，這也成為其獨特的音樂思想形成的重要前提。

正因為李贄思想來源的多元化，才使他的音樂思想顯得尤為重要，因此研究其音樂思想的文章、著作已大量存在。蔡仲德在《李贄的音樂美學思想》一文中，首先介紹了李贄生平，然后從“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以自然之為美”、“訴心中之不平”、“聲音之道可與禪通”、“琴者，心也……所以吟其心也”等幾個方面分別論述了李贄思想的來源、特征及其音樂美學理論的內在涵義。

關于“童心說”，杜洪泉《論李贄“童心”說與音樂主體性原則》（《惠州學院學報》第1期）中論述到，李贄反對宋明理學對音樂的束縛，提出“童心說”在其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明中葉以來音樂主情性思潮。吳靜在《從李贄的“童心”說論其音樂美學思想》中，從對“童心說”的分析入手來認識其音樂美學思想。文章中介紹了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其音樂思想產生的物質基礎與思想來源。作者認為“童心”說是其音樂理論的基礎。在于平《徐渭、李贄、湯顯祖、李漁樂舞思想述略》（《北京舞蹈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中，作者認為“吟其心”作為李贄樂舞思想的基本點，是有其特定內涵的。所謂“吟其心”是吟其“童心”，而李贄的“吟其心”之所以重吟心之“初”與心之“真”。作者認為其動機有二，即重樂之“今”與樂之“情”。

關于李贄的“琴者心也”命題，許多學者都進行過研究，如蔡仲德先生在其《中國音樂美學史》中就曾有過詳細的闡述。他認為“琴者心也”是對“琴者禁也”傳統思想的公開挑戰，“（該命題）使琴由禁欲主義的工具變為自由表現‘童心’、自由抒發情性的手段”。另外，葉明春、苗建華等人在其各自的博士論文中也闡發了類似的看法。而修海林先生在《中國古代音樂美學》一書中論及李贄的“琴者心也”命題時卻提出了不同觀點，他認為“并非所有講‘情性’的，就必是反傳統的或絕對的離經叛道”；“琴樂的教化功能和表情功能就同他們各有不同的音樂存在方式一樣，并不存在必然的相互排斥的`關系”。

王維的《對李贄“琴者心也”音樂美學思想的探究》（《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第4期）在對“琴者，心也”命題的評價上和蔡仲德有所區別，認為兩者之間是一種內部批判關系，并未裂變出儒學范疇之外；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聯系。文章主要從儒家思想在明代歷史條件下的轉型著眼，論證了“琴者，心也”命題與“琴者，禁也”命題之間在內在理論上的繼承性。胡健和張國花《從琴論看李贄的音樂美學思想》（《求索》年第5期）的主要觀點是“吟其心”的琴論是以童心說為美學基礎的。文章中還提到“琴者……吟其心也”的命題是其童心說在音樂美學中的具體化，也表現了他對音樂的藝術個性與風格多樣的尊重與向往。孫楊在《淺談以李贄為代表的反“淡和”主情思潮的音樂美學思想》中提到，“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是李贄音樂美學思想對琴論史的重大突破。作者認為，這一命題是對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琴論史的顛覆。

以上這些文章大多是研究李贄音樂思想的代表作品，基本上能反映和涵蓋李贄最為重要的音樂思想內涵和價值。除了研究其音樂思想的文章外，也有專門評價其美學思想貢獻的文章。例如：謝真元在《中華美學史上的明珠——李贄童心說的美學貢獻》（《重慶師范大學學報》第4期）中認為“童心說”的美學價值可與天地相始終，理應成為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他還認為“童心說”集中反映了明代中葉以后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人文主義、現實主義潮流。其理論思維能力和藝術鑒賞能力，不僅對于整個中國古典美學的發展具有極為深刻的影響，而且在今天依然具有積極意義。可以說作者對于李贄的文藝美學思想的評價是十分中肯的，也是非常恰當的。

目前研究李贄的美學思想的文章已有一些，但是大多是就“童心說”這一思想進行研究和評價，似乎評價李贄其它音樂思想的研究和評論文章并不多見。因而本人認為，有必要進一步進行研究與總結，使李贄音樂思想得到更全面、更深入的挖掘與發展。

參考文獻：

[1]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版.

[2]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下冊）.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6年版.

[3]修海林.中國古代音樂史料集.西安：世界圖書出版社.版.

[4]修海林.中國古代音樂美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版.

論文研究綜述篇九

賦是中國古代文學中重要的文學樣式之一，也是漢代文學的代表。關于漢賦的研究一直是學界的熱點。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對漢賦的研究逐漸深入，漢賦的抒情性也逐漸被學界關注，一些專門研究漢賦的著作也涉及了漢賦抒情性的特征。馬積高《賦史》認為漢賦中成就較高的是“從西漢初賈誼到東漢末年趙壹等人所創的抒情言志之作”，肯定了漢代抒情賦的文學價值。其后萬光志《漢賦通論》認為漢賦進入東漢中葉以后，進入了抒情化和小品化的時期。高光賦《賦史述略》中也認為漢代的抒情賦與敘事賦是并行不悖的，同時存在于賦的發展過程之中。龔克昌先生在《漢賦研究》中重點論述了楚辭的抒情性與漢賦敘事的傳承關系，并開始關注漢大賦敘事時的抒情品格，揭示出散體賦的抒情特征。其后，許結、郭維森《中國辭賦發展史》論述了漢賦的發展流變過程，認為從騷體賦到散體大賦的流變過程中，出現了三次文學思想變革。許結從這種文學形式的流變及發展的過程中強調了漢賦敘述與抒情之間的關系。陳慶元《賦？時代投影與體制演變》探究了抒情小賦與敘事大賦之間的區別。另有著作探討漢賦與楚辭之間的關系，如費振剛《漢賦概論》探討了漢賦體制及其流變，揭示了漢代抒情賦對楚騷的繼承與創新；郭建勛《楚辭與中國古代韻文》談到楚辭與騷體賦的前后繼承關系，探討了楚辭與漢賦之間的淵源流變。以上著作都是從漢代整體出發研究漢賦的抒情性問題，西漢賦中雖然有很多抒情性作品，但是從數量上來看遠遠不及東漢時期，尤其是東漢中葉以后，抒情小賦的出現與成熟把漢代抒情賦推向了高峰。

談到東漢時期的抒情賦，就不得不提到對它的范圍及界定。關于何為抒情賦，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一般來說，抒情賦發源于西漢初年的騷體賦，并且貫穿于整個漢代。但是存在爭議的是，東漢時期的抒情賦始于何時？有的學者認為東漢的抒情賦就是從張衡的《歸田賦》開始，與抒情小賦為同一范疇，但是也有一些學者的論文認為東漢時期的抒情賦與西漢抒情賦是一脈相承的，只是到東漢中葉發生新變，成為抒情小賦。

對于抒情賦內涵的界定，一部分學者對其含義的界定與抒情小賦的含義有所重疊。陳海燕《漢魏六朝抒情小賦的語體研究》中將賦分為散體大賦和抒情小賦，認為能夠表達作者內心情感以及個人意志的抒情性的賦作都叫作抒情小賦。蔡金平《漢魏六朝抒情小賦題材研究》中也認為抒情小賦和抒情賦屬于同一范疇。學界普遍認為，抒情小賦產生于東漢中葉，而此論文中認為抒情小賦并不是東漢后期才出現的，而是從西漢初年騷體賦開始，認為凡是能夠表達個人意志，抒發個人情感的作品都應該屬于抒情賦范圍，與其自身的體裁沒有關系。阮忠《兩漢抒情賦論》中認為漢代抒情賦始于西漢騷體賦，并一直流行于整個漢代時期，到了東漢中葉，騷體抒情賦仍然流行于文壇。至于東漢中葉出現的抒情小賦，只是在擺脫傳統騷體形勢下出現的新變而已，兩者是兩種不同的范疇。另有何天杰《由“情勝于理”到“理勝于情”dd論漢代抒情賦》中提出：“絕大部分的抒情賦都是以騷體形式、以悲悼屈原的不幸為題材而寫成的。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東漢后期才有所改觀。”因此，他也認為東漢中葉出現的抒情小賦與抒情賦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姜文燕《從抒情寄意到述行序志》，常先甫《東漢抒情賦文化精神溯源》也贊同此種觀點，認為東漢抒情賦與小賦是不同的兩種文學樣式。

張宏偉《漢代抒情賦研究》中認為只要“主情”的賦都可以算作是抒情賦，而“主物”賦中只要有抒情的成分，也應該納入抒情賦的范圍。王瑞鳳《東漢末年抒情賦與高麗時期抒情賦比較研究》認為抒情賦應該包括兩方面的內容：既要抒寫情志更要體制短小，在內容與體制上對東漢抒情賦進行界定。常先甫《東漢抒情賦的情理世界》中將東漢抒情賦的內容分為：遭遇無常，悲士不遇；關注國事，批判現實；避禍自適，與士逶迤；情感世俗，趣味濃厚四部分內容。

無論哪種文學樣式都離不開思想觀念的支撐，東漢抒情賦也是在不同思想觀念下形成的。綜合各學者的研究成果，東漢抒情賦主要存在以下幾種思想觀念：

1、道家思想。

佘正松《道家思想與漢代抒情小賦》中主要論述了道家思想對漢代抒情小賦的發生、發展產生的影響，認為張衡的'《思玄賦》是有感于老子的“吉兇倚伏”的哲理，作此賦“以宣寄情志”。張宏偉《漢代抒情賦研究》認為東漢時期王朝的更迭，士人出于避禍的考慮，思想逐漸由儒家轉向老莊一派，道家思想對士人的影響逐漸加深，道家思想如同儒家思想一樣影響著士人的治世方式。

2、儒家思想。

王瑞鳳《東漢末年抒情賦與高麗時期抒情賦比較研究》認為東漢抒情賦作家在思想上主要以儒家思想為主，兼有道家思想，這兩種思想共同影響他們的文學創作。

3、隱逸思想。

趙晨《東漢辭賦中的隱逸意識研究》主要分析隱逸思想對漢代知識分子的思想、生活各方面的影響，以及在漢賦創作過程中的隱逸情感的流露。作者還認為，東漢時期的隱逸思想大都存在于騷體賦與散體賦之中。

4、戰國縱橫之風。

常先甫《東漢抒情賦文化精神溯源》認為戰國縱橫之風對東漢抒情賦創作有一定的影響。文章認為，戰國初期，士人在高度自信的同時也有著強烈的英雄無用之感，這對漢代士人的“不遇”心態有很大影響，付諸在作品中，“士不遇”主題成為漢代抒情賦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5、老莊思想、佛教觀念。

張家衛《漢代抒情賦略論》認為東漢時期社會的**與社會的黑暗導致文人漸漸從儒家思想中脫離出來，老莊思想和佛教觀念則占據其主導位置。

論文研究綜述篇十

摘要：

文章介紹了主觀幸福感評估手段的發展狀況，著重分析了基于生活質量和情感體驗的主觀幸福感評估的手段，并討論了以后的發展方向和新的研究展望，旨在為主觀幸福感的客觀全面有效的評估提供參考。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消極情感。

隨著心理學的不斷發展，學者們逐漸意識到如何使人們感到幸福和快樂并不等同于對消極情緒和心理狀態的研究，因此有關積極心理，如樂觀、快樂、滿足、幸福等心理的研究日益增多，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作為積極心理學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受到格外的關注。主觀幸福感是專指評價者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性評估，它是衡量個人生活質量的重要綜合性心理指標[1]。考察主觀幸福感的相關研究不難發現，主觀幸福感的研究與主觀幸福感的評估是始終相伴隨的。本文介紹了主觀幸福感的評估手段在國內外的研究進展及其展望，擬希望對國內主觀幸福感研究、尤其是主觀幸福感的評估研究提供參考。

一、概述。

回顧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在古代，東西方的許多智人和學者就從哲學、倫理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諸多方面開始了對主觀幸福感的探討。這一過程一直延續到今天。而主觀幸福感的評估手段的發展也同樣表明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不僅已經從單一的情感維度發展到加入認知維度的整體評價，同時也勾勒出主觀幸福感這一概念的演化過程及其本質。有學者粗略地把1967年wannerwilson《自稱幸福的相關因素》一文作為幸福感研究的分水嶺。80年代中期以后主觀幸福感開始進入我國研究者的視野[2][3]。

主觀幸福感評估研究曾經有過一種重要假定：一個幸福的人首先在于其擁有心理上的健康[4]。于是形成了一種基于心理健康意義上的主觀幸福感評估的傾向。一些精神疾病診斷量表被廣泛運用于主觀幸福感的測量，其中比較常用的有70年代derogatis等人編訂的癥狀自評量表―90（scl―90）。心理健康意義上的主觀幸福感測量，往往針對的是個些特殊群體，因而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另一種取向則是生活質量及情感體驗意義上的主觀幸福感評估。本世紀60年代，bradburn提出了一個重要發現，他認為，正性情感與負性情感是兩個彼此獨立的維度，他假設主觀幸福感就是由這兩個成分組成[5]。diener（1985）等人提出，衡量情感應從兩方面人手：情感類型的頻率和強度，并發現二者之間有明顯的相關。此后，andrews和withey（1976）又提出了主觀幸福感的第三個維度：認知維度。這個維度指個體構建出一個適合于自己的標準，并將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工作、婚姻、健康等）作為一個整體來評定自己的滿意感程度。依據這些維度和特點，基于各自的出發點和研究目的，許多研究人員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來對主觀幸福感進行評估。

二、基于生活質量和情感情體驗的主觀幸福感評估的手段。

由于受主觀性這一特點的制約，目前主觀幸福感的評定應用最多的是自我報告的測評方法。許多研究者根據各自的研究對象和目的，編制出了不少測量主觀幸福感的自陳量表，其中很多量表已經被廣泛接受，并在跨文化的研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有關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評估。

一些研究者還認為人們的幸福感狀況取決于一定時期內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權衡[5]。如果人們較多體驗到愉快的情感、而較少體驗不愉快的情感，便可推定他們是幸福的。從這一假定出發，研究者們編制出大量的情感測查量表。其中主要有：bradburn編制的情感量表（affectscales：positiveaffect，negativeaffect，affectbanlance）；waston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了簡式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量表（panas）；流調用抑郁評定量表（ces―d）；紐芬蘭紀念大學幸福感量表（munsh）；但也有研究者對短期情感反應能否用來說明一個人整體的幸福感狀況表示懷疑。針對這一缺陷，將主觀幸福感各維度全面考慮，得出一些評估手段。

（二）有關生活滿意度的評估。

生活質量上的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一般將主觀幸福感界定為人們對自身生活滿意程度的認知評價。研究者們選取的主觀幸福感維度主要包括總體生活滿意感和具體領域滿意感。

在對生活質量進行整體評估時，有些研究僅用一個問題，即“總的來講，您對生活的滿意感如何？”，有時附加一個評估過去生活的問題，“回顧過去，我感到滿意”，為此，分別評分。在對生活滿意度進行評估時，使用最多的是相對標準化的評定量表。較為常用的有：生活滿意感評定量表（lsr）；自我標定量表（sas）；總體生活滿意度量表（swls）；學生生活滿意度量表（slss）；多維度學生生活滿意度量（mslss）；感知生活滿意度量表（plss）等。

（三）有關總體幸福感的評估。

雖然某些因素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決定整體滿意感判斷的重要因素，但是，個體對每個領域所賦予的權重并不相同。因此，diener等人提出不能僅僅依賴實驗者所設定的一系列領域里的滿意感的堆積，而是需要整體的評價[7]。

（四）言語評定量表。

有關總體幸福感的早期測評工具比較的.簡單，一般只有一個項目，要求被試者從總體上對自己的幸福（或快樂）感受進行判斷，然后進行等級選擇。單項目的幸福感評定雖然十分簡捷，但是由于它易受個體測評時心境的影響，穩定性不足，因此更多的研究者傾向于使用多項目的主觀幸福感評定量表，以保證測量結果更具穩定性和有效性。這些量表主要有：幸福感指數量表（indexofwell－being）；總體幸福感量表（pgwb）；牛津主觀幸福感問卷（ohi）；紐芬蘭紀念大學幸福度量表（munsh）；夏普量表（sharp；《國際大學調查》（ics）問卷（分a卷和b卷）；中國人幸福感量表（chi）；中國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swbscc）；兒童主觀生活質量問卷。

自陳量表測驗具有較好的測量特性。量表得分與日常心境報告、私下報告、配偶報告呈中等相關。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主觀幸福感的得分會隨所使用量表、項目順序、時間坐標、當時心境以及其它一些情景因素的變化而變化。而且，主觀幸福感的自陳量表測量，似乎也更多地受到被測者反應傾向的影響。

（五）非言語評定量表。

除了文字性的評定項目之外，為了避免教育及文字的影響作用，研究者還開發了一些非言語性評定量表，如andrews的人面量表；cantril的階梯量表；cantril的山高量表等。

需要注意的是有學者指出，在測量主觀幸福感時，“量表”一詞有兩種不同的用途。一種情況和常規的心理測驗相同，量表是用來獲取信息的一個或多個問題，根據所獲取的信息評定主觀幸福感。另一種情況下，它是一系列不同回答的集合。通常可用其中的一種記錄人們對主觀幸福感的許多不同項目的回答。這些項目既可組合成單一的量表測量總體的主觀幸福感，也可彼此分開測量主觀幸福感的不同方面。

（一）主觀幸福感評估指標趨于整合。

有一項研究從幾種常用的主觀幸福感自陳量表，在我國城市居民中進行試用，這幾種量表盡管存在諸多缺憾，但還是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的，特別表現在內在一致性信度和構想效度方面。這表明作為一種積極的情感體驗，人類的主觀幸福感可能也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8]。值得一提的是，這幾種量表往往只是從認知、或情感等孤立的角度出發對主觀幸福感加以測量，很難揭示出主觀幸福感的全貌。因而這種評估手段，可以從一定程度衡量社會發展水平，但對個體診斷則需要參照多種評估指標。有的研究者指出，主觀幸福感的測量應當包括力量感、自主意識、愉悅感、自信心等指標日[2]。這些說法正反映了主觀幸福感測量中的一個現實問題，即主觀幸福感的指標整合問題。

（二）主觀幸福感評估方法走向多樣。

自50年代以來，對主觀幸福感的測量主要采用的是自陳量表法。用自評量表測量主觀幸福感時，其得分會隨所使用量表、項目順序、時間坐標、當時心境、被試反應傾向以及其他一些情景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多種測量方法的運用是未來主觀幸福感測量的一種趨勢。近年來，較為引人注目的經驗樣本測量方法通過搜集被試在日常生活中隨機出現的心境、情感以及其它感受的樣本，來評價被測者的主觀幸福感狀況。由于這種方法可以減少記憶偏差對經驗報告的影響，因而被認為可以提供比自陳量表更為精確的測量結果。另外，對生活狀況的定性描述打分、模糊情感刺激反應測量、微笑率測量、對生活事件回憶的記錄等方法，以及一些生理反應測量方法（如唾液中的皮質醇水平測試），也被用于對主觀幸福感狀況的評定。

參考文獻：

[1]段建華．主觀幸福感概述[j]．心理學動態，1996，（4）．。

[4]刑占軍。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綜述[j]。心理科學，2002，25（3）。

[5]何瑛．主觀幸福感概述[j]。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1999，（4）。

論文研究綜述篇十一

一直以來，國內外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很重視成本管理的研究，因為成本管理理論可以更好的指導企業實踐和提高企業管理效益。據此，本文梳理了中國轉型經濟環境下的三種成本管理方法集模式，并進行了簡要分析和評述。最后，本文展望了該領域的未來研究方向，一遍為學者深入研究相關問題和企業生產實踐提供一定參考。

一、引言。

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企業面臨的成本壓力不斷增大，成本管理所發揮的作用也日漸重要。毫無疑問，在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下，明確企業成本管理的影響因素，可以針對性的解決和應對企業成本管理問題，優化企業的成本管理行為。由于成本管理實務依賴于成本管理理論的指導，所以研究成本管理理論的現狀，可以有效推動成本管理理論的發展，豐富成本管理理論體系，從而更好的指導企業加強成本管理實踐。因此，本文根據已有研究文獻，對中國轉型經濟下的成本管理方法集成理論的研究現狀進行了綜述，并結合當前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未來的研究展望。

二、中國成本管理方法集成理論的研究現狀。

面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經濟環境，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多。此時，如果企業只采用一種成本管理方法來管理企業，會使得企業的成本管理方法比較呆滯，無法適用復雜的市場經濟環境。基于此，很多學者展開了成本管理方法集成理論方面的研究。所謂成本管理方法的集成，是指將兩種或多種成本管理方法結合，形成一種新的成本管理模式，發揮各種成本管理方法的優勢，更好的完成企業成本管理和控制。當前對于成本管理方法集成的研究主要基于兩種成本管理方法的整合，但整合的形式多種多樣。在作業成本管理法和戰略成本管理法的集成方面，王耕等(2000)從戰略成本管理的高度將作業成本法用于中型國企(epw廠)進行研究與探索，發現改制中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雖然其技術裝備、管理水平一般處于多層次狀態，仍可適當運用戰略成本管理思想，將作業成本法應用于成本管理實踐，以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完成這項工作的先決條件是企業領導要從企業競爭、戰略高度去看待并參與成本管理，而不是僅僅是依靠會計專業人員去做。也有學者提出將abc和eva整合也是一種很受歡迎的成本集成模式。研究發現，abc和eva的整合系統，既考慮了經營成本，又考慮了資本成本，所以其所計算的產品成本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完全成本。同時，從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角度出發，abc和eva的結合使用有助于管理者判斷某個成本對象是否合理，從而增加管理決策的有用性。并且，管理者在作業成本法下無法直接獲得哪些產品可以增加企業價值，但經濟利潤的分析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所以，雖然abc與eva的整合系統本身并不能創造價值，但是它能直接為管理者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來輔助決策者作出正確的決策。

此外，徐鳳菊(2006)認為應該建立abc/m的企業成本管理集成系統。借助于erp管理思想，以先進的信息技術為載體，以作業成本管理為基礎，以動態、即時地提供各項資源耗費以及各項作業的成本信息為主要目標，以成本節約和成本改善為手段，以提高企業資源配置效率和效果為宗旨，為日常的營運管理和即時決策提供所需信息的自行開發系統。該系統依賴于先進的信息技術與設備，強調對企業價值鏈所涉及組織的集成和對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協同，將事務處理、作業管理和決策支持系統再集成，從原材料供應、制造、銷售等整個價值鏈的需求計劃、生產計劃和供銷計劃進行整合，使價值鏈上所有的環節得以協調合作，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整個鏈條上的成本，從戰略的高度實現對企業資源配置計劃的執行與調整(徐鳳菊，2006)。

圖1基于abc/m集成模式。

以上梳理了不同的成本管理方法的集成模式。一方面，這些研究明確了成本管理方法集成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三種成本集成的模式，提供了新的成本管理方法，角度新穎，為后續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方向。另一方面，這些集成方法基本都是兩種成本管理方法的集成，對于較大的企業集團，如果其成本組成復雜，可能依然不太適用。其次，對成本管理方法集成模型的研究仍然存在缺陷，即沒有探討其必須依賴的理論基礎。理論基礎是一門學科在研究其對象和范疇時作為基本立論的理論依據，理論基礎的存在給理論研究提供夯實的基礎，倘若沒有理論基礎的支持，其研究結論不具有可信性。此外，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企業，其成本管理環境復雜，且由于企業實際所有權在不同性質的企業截然不同，對成本管理進行改革涉及多方面的.利益沖突，成本管理集成有著很大是困難。最后，各種成本集成模式只是基于理論層面的推理和分析，缺乏實踐的檢驗，不一定具有真實的可行性。

三、結論與展望。

迄今為止，已有一些學者對成本管理方法集成模式做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許多有益的結論，但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忽視了企業復雜的所有權性質，主要是基于理論層面的推理和分析，缺乏實踐的檢驗等。基于此，本文結合已有研究的貢獻和不足，提出了未來的研究展望。首先，在借鑒國外先進的理論和方法來構建中國的成本管理方法集成模式時，必須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和具體的經濟環境，比如可以結合企業的所有權情況進行研究，爭取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成本管理方法理論體系。其次，目前企業成本管理集成方法的研究不夠成熟，應該加強這方面的學術研究，給企業提供更多參考，從而普及成本管理集成方法的使用更好的為企業管理服務。最后，由于企業成本管理的數據資料是關于產品生產的全過程詳細具體的信息，一般都涉及到企業是商業機密，所以企業很少公開或披露。如果學者僅僅依賴于公開信息進行研究，顯然是不夠深入和具體。所以，學者應該深入企業調研，進一步詳細具體的成本管理信息，以便發現成本管理問題的本質，也即多使用案例研究和問卷調查等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