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時代的我們，對于共同富裕要有足夠的了解，不能只是片面。要加強自己的道德水準，做一個社會所接受的人， 增強學識與能力，做一個服務于社會的人，加強自己的知識與修養，做一個不對社會造成危害的人。養成好的習慣，尊重他人，力所能及的伸出自己的雙手，貢獻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整理的關于形勢與政策2022論文共同富裕主題征文，一起來看看吧!

形勢與政策2022論文共同富裕主題征文篇一

共同富裕即全體人民通過辛勤勞動和相互幫助最終達到豐衣足食的水平。它是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設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我們也必須知道共同富裕，不是指同等富裕，也不是指同時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先富的幫助后富的，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里講到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但這種普通富裕不是、也不可能靠現有財富的平均分配來實現。共同富裕顯然不是平等富裕，不是齊頭并進式富裕，人的指頭伸出來還有長短，要社會中的個體步調一致并排向前進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當兩個人約定共同去賺錢時，顯然是不能在沒有其它約定的情況下就草率理解為賺到的錢兩人需要平分，所以共同富裕的第一個內涵應該是“共同”中包含的個體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礎上獲得自己財富的增加，既然是共同的物質增加，那么就為共同富裕設定了一個底線：一部分人的財富的增加，不能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財富減少的基礎上.那么我們所了解的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實現的，這個的前提就是先富帶后富。

也許有人會說，社會主義社會的最高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了共產主義也就實現了共同富裕。但是他們有沒有想過，共產主義到底能不能實現?人都是有私心的，也是有野心的，當你處在某一階層時你會想著要爬向更高的位置，這樣社會才會有進步。但是如果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無論你付出多大的努力，你得到的報酬和其他人的一樣，那你就沒了上進心，沒了積極性，蔓延下去，那么社會就會衰落，共產主義社會不會維持很久，盛極而衰，這是不變的規律。從目前的形勢來看，共產主義比共同富裕更難實現。

除了考慮物質需求外，還有一個條件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精神文明。從目前的狀況看，中國的經濟是飛速發展起來了，但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的趨勢越來越嚴重了，這已經成為了我國不安定的因數。要想實施先富帶后富的政策，那就要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讓先富起來的人能夠自覺的去幫助貧困的人，帶動他們富裕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如果精神文明跟不上物質文明，那么共同富裕就只能是口頭話題了。所以，要實現共同富裕，就要發展好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跟上了物質文明，那么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實現。

另一方面，就是時間問題。目前我國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都未達到實現共同富裕的高度，兩級分化還很嚴重，現在共同富裕只是一個奮斗的目標，在當前難以實現，它的實現跨時極長。

總的來說，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實現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談談是先國富后民富，還是先民富然后國富. 　一般意義上看，“國富優先”的主張符合標準的“滴流經濟學”原理。這一理論認為，在實現國家富裕的過程之中，財富會自上而下地流向普通百姓。也因此，“精明的政府會優先追求經濟整體上的快速增長，為持續減少貧困、提高人民福利創造條件。”

用最通俗話講，只有蛋糕做大了，人們才可能吃得到更多蛋糕。所以，這一理論也就是所謂的“做大蛋糕”論。按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茲后來在《全球化及其不滿》一書中的總結，“滴流經濟學”原理一開始在主流經濟學界是得到廣泛認可的，包括阿瑟劉易斯、華爾特羅斯托以及肯尼思阿羅等經濟學大家都為這一理論的論證與完善做出了貢獻。

對于后發國家來說，以“滴流理論”為基礎的“先國強后民富”路徑似乎更為重要。這是因為，與先發國家不同的是，后發國家為了能夠追趕先發國家，一般被迫采用“趕超戰略”。“趕超戰略”的核心，就是以政府強大的動員與控制力量作為后盾，進行快速資本積累與投資，以爭取在最短時間內完成由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轉型。而要做到這一點，政府一方面必須掌控全社會更多資源，另一方面施行“高積累、低消費”政策。

這樣做的結果，自然是國富在先，甚至為了國富，不得不在一段時期內以“民貧”為代價;

等到國家完成經濟轉型，實現現代經濟增長之后，再反過來著力于提高民眾生活水平，即解決“民富”。

但是，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發展中國家的表現以及經濟全球化后的南北失衡，使得“滴流原理”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質疑。從發展中國家的表現看，南亞與拉美地區國家實現了將近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某種程度上部分實現了“國富”，但經濟增長的成果卻很少“滴流”到人民身上，而是被腐敗的政府官員和買辦性質的資本所截留。

最終，貧富分化不僅嚴重威脅著社會與政治穩定，而且也反過來連累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使得南亞與拉美地區國家出現了嚴重經濟危機與發展停滯。

經濟全球化通過促進全球范圍內商品與資本的流動，的確也因其提高了全球資源配置效率而增進了全球經濟發展速度，但全球化成果卻也大多被發達國家以及少數跨國公司所支配并把持，以至于曾在推進全球化過程中充當過急先鋒的斯蒂格利茲這樣的著名經濟學家都成了全球化的反對者。

正因此，不少經濟學家開始反思“滴流理論”，認為“滴流”的渠道不暢，可能導致即使國家富了但其成果分配無法惠及絕大多數普通百姓，此時，作為財富創造主體的百姓，可能不再愿意進行“生產性努力”即去努力做大蛋糕，轉而把努力的方向放在分配性即分蛋糕上，國家經濟增長最終也因“生產性努力”減少與“分配性沖突”增加而陷入停滯。此時，“國強民不富”，并進而妨礙國家進一步走向富裕。

“先國富后民富”這一思路，除了“滴流”的渠道可能不暢，有可能陷入“國富民貧”這一缺陷之外，從理論上看，還存在另外一個問題：即使“向下滴流”暢通，也會因為國家生產能力增長先于并快于民眾消費能力的增長，從而導致總需求不足問題。

而要解決這個問題，一般只能靠出口來消化過剩產能。其后果除了經濟對外依存度不斷高企，還可能因為強調出口產品競爭力而不得不壓低本國勞動力相對成本。此時，即使經濟增長了，國家富了，老百姓卻仍然富不起來，并又反過來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也是從這個意義上看，即使是后發國家，為了趕超先發國家，不得不實施“先國富后民富”的政策，但經過一段時期后，也都必須進行政策調整。

民富優先

此時政策調整的方向就應該是由“國富優先”轉向“民富優先”，或者說，用民富來進一步推進國富。具體路徑是這樣：人民富裕使得百姓消費能力提升，消費能力提升推動社會總需求擴大，社會總需求擴大帶動經濟繁榮，經濟繁榮促進國家富強。

如果說，在“國富優先”政策下，“國富”主要是靠投資拉動，是一種政府主導的供給型經濟增長，此時，在“民富優先”背景下，“國富”建立在總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推動的基礎之上，是一種市場主導的需求型經濟增長。前一種“國富”在后發國家經濟起飛之初發揮主要作用，但因其缺陷導致實施必須有時限;

而后一種“國富”則將預期在一國經濟已經成功實現起飛之后發揮作用，而且將真正使經濟發展建立在人民不斷增加的物質文化需求之上，這種以“民富”為前提的“國富”沒有實施時限。

新中國成立60年，在我看來，在追求“國富優先”上，改革前與改革后并沒有多少區別，而且都取得了公認的成績。

前30年，通過有目的有計劃的控制，充分利用政權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把有限的資本集中到中央計劃當局手中，實現了在最短的時間最為困難的條件下，中國由一個落后的傳統農業國變為以工業為主的國家。

后30年，為了盡快實現“強國”的目標，一方面，中央政府仍然沒有放棄集中全社會資本，進行投資布點尤其是基礎設施方面的功能;

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更注重通過“分配激勵”，調動海外資本以及民間資本投資的積極性，經濟成功實現了起飛。

總之，利用國家與政府的力量完成資本積累與深化，優先追求“國富”，使得當世界上絕大多數后發國家仍然未能擺脫貧困泥淖的時候，中國成為20世紀以來少有的實現了現代經濟增長的國家。

更難得的是，中國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即“國富”目標的同時，的確也使經濟增長成果惠及于民。新中國前30年，老百姓的生活為了實現工業化的目標做出了犧牲，但政府仍然通過建立起成本較低、覆蓋面較廣的社會保障網，使得中國人文指數至1978年就接近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特別是中國近30年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更是成就了世界范圍內最大規模的減少貧困運動。正因此，今天我們回過頭來審視新中國60年“國強民富”戰略，總體上是成功的。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國富優先”戰略在中國的實施也造成了經濟社會發展中結構性失衡的矛盾不斷累積，尤其是導致兩個比重即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勞動報酬占社會總收入的比重過低，這種格局反過來造成內需不足無法支撐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即妨礙國家進一步富強。正因此，調整發展思路，轉而追求以民富優先，帶動國家進一步發展，正當其時。

這可能才是我們今天客觀看待“國富”還是“民富”應該有的態度。

形勢與政策2022論文共同富裕主題征文篇二

結果公平是指對生產結果的公平分配，合理的收入差距，強調社會成員之間收入份額的相對關系。一般來說，如果人們在分配生產成果時取得了合法的利益，付出與收入相符，貢獻與收入相稱，那么初始分配就是公平的。在現實世界中，社會和經濟結果的不平等在客觀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不是不公正的。根據羅爾斯正義原則二，“只要結果能給每個人，尤其是社會中受益最少的人帶來補償利益，就是正義”。而且，起點的公平和過程的公平并不一定保證最后的公平，因為每個人的努力程度和能力是不同的，甚至有很大的不同。公平并不意味著平等或公平。干而不干一種，干多干少一種，干好干壞一種，難免導致生性懶惰，缺乏主動性。

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國經濟轉型多年來和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市場經濟秩序的紊亂和漏洞，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的階段性“野蠻生長”，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經濟改革的不完善，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領域的傾斜，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國家宏觀調控不力、城鄉分割的體制障礙、居民個人養老條件和腐敗等因素。解決這些問題和挑戰，需要以公平正義為根本原則，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導向，結合問題導向，從大局出發，綜合考慮，設計制度，精準施策，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通過公開透明、市場化、法治化改革，建立統籌一次(一次)分配、二次(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基本制度安排，適時制定出臺有效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遏制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加快實現“先富起來”向“共同富起來”戰略轉變。本文主要提出了五點建議。

第一，促進共同富裕，必須更加注重“富裕”這個基本前提和根本目的。在當前的語境和背景下，很容易過分強調“共同”而忘記“繁榮”。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共同富裕只是“假共同富裕”，其結果是共同貧窮。要致富，必須靠高效、高質量的發展。你必須把蛋糕做大。我們要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第一要務”，不斷釋放中國經濟活力和潛力，以更快、更有效的步伐做大中國經濟的蛋糕。為了不影響“做蛋糕”的積極性，最好把分蛋糕的原則和方法，以及通過憲法和法律的形式進行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原則和方法放在“做蛋糕”之前。

第二，我們將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以來的包容性增長方式，高度關注和警惕共同繁榮進程中出現的和可能出現的不公平不公正現象，及時調整和糾正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偏差，切實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共同繁榮，要把蛋糕做大、分好。堅持市場調控和政府調控，注重效率和公平，一次分配和再分配兼顧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應注重效率，創造機會和公平競爭環境，保持勞動收入主體地位;再分配應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縮小收入差距。

三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要素配置和價格制定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基本生活保障的普遍性、平等性是國家和人民的共同需要，是新發展階段政府職能中需要加強的部分。一方面是公共基礎設施領域投資渠道和機制不足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的結果。不能讓醫療、住房、教育等民生問題成為阻礙新階段高質量發展的新桎梏。

四是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方面的調整力度和精準度，充分發揮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完善收入財富分配格局。提高社會保障待遇和服務均等化、可及性，完善最困難群體社會保障標準調整動態機制。建立健全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健全現代支付和收入監測制度。

同時，要聚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三大難點、三大挑戰，繼續努力看清真相、求實效。三個難點是：如何不斷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使其收入增長速度超過高收入人群;如何擴大中產階級規模;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調整高收入人群;這三個挑戰是：如何調整壟斷行業的高收入，如何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消除既得利益和部門的阻礙，以及如何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以遏制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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