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對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讓我們好好寫份讀后感，把你的收獲感想寫下來吧。可是讀后感怎么寫才合適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讀后感的范文，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鄉土中國讀后感高中生篇一

從泥濘的土地里穩步走來，古老的中華文明正邁向現代。當今中國，城市高樓林立，鄉村生產興旺，交通發達，通訊便捷，一日跨越南北，居家領略天下——城鄉面貌蒸蒸日上，社會生活豐富多彩，依法治國理念深入推進，傳統的禮俗道德似乎在記憶中逐漸淡化。

禮與道德，從傳統鄉土社會格局衍化而來，成為貫穿千年文明而深植民心的處世法則。鄉土社會是亞普羅式的，“是遏制破壞秩序的要素的。”“鄉土社會是靠長期親密的共同生活來配合各人的相互行為，社會的聯系……使人感覺到是自動的。”現代社會是浮士德式的，“他們把沖突看成存在的基礎，生命是阻礙的克服。”現代社會進入網絡信息時代，社會創新發展日新月異，人際關系多變復雜，超越時空限制。

由此觀之，鄉土社會的道德禮治要落后于時代發展。但事實上，現代法治社會，正需要道德禮法深入人心。

法律僅僅給與了規范的外在形式，而道德禮法能成為人們內心恪守的信條。法律作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以國家強制力為保障，并非萬能。鄰里糾紛，家庭矛盾，是難以僅依靠法律訴訟解決好的。所以社會急劇變革的戰國，秦依法家統一天下后，至大一統的漢朝，出于社會安定統治需要，選擇“獨尊儒術”，用德禮教化百姓，大漢文明盛行。傳統的禮治秩序固然適應不了現代飛速變化的時代，但他具有比法治更強的延續能力，也具有比法治更高的勢能——法律條文可以很快改變，植根于人們心理的思想觀念卻很難改變。

一部新法律，從制定到實施，要經過多少步驟？草案的公布，意見的征集，為的就是充分反映民意。試想一部缺少人民支持的法律，怎能深入人心？法律不可能脫離禮法價值而獨立存在。僅迎合帝王意志的那些嚴刑峻法，只會逼迫人民反抗。想要更好依法治國，就要法入人心；想要法入人心，就要化法律為道德禮法，洗滌內心，成為人們自愿遵守、樂意奉行的行為準則。隨著依法治國理念的不斷深入和推進，人民的法治觀念也逐漸提高，這就是法入人心的表現。

道德禮治絕非毫無作用、拖累發展的糟粕，而是能與法治互補，共同推進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法律和禮治并非對立，法治應借鑒禮治傳統。加強法律宣傳教育，德法并重，增強守法自覺性，這有利于法律貫徹施行，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新時代的道德禮法不能與封建束縛的“三綱”“五常”等同，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交流融合的社會規范。傳統的“愛國”“友善”“誠信”，融合了現代的“自由”“平等”“公正”，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價值取向。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提倡的，要回歸傳統，不能丟掉傳統，老祖先留存下來的都是精華。的確，經過漫長社會歷史生活的選擇，留下歷久彌香文明可法的精華。若追而求索，可以體悟到愛國志士的報國豪情，孝而仁義的高風亮節，以及革故鼎新的堅毅與魄力。這些傳統禮俗的核心內容，同樣也是當今社會呼吁而缺少的。即使不求“二十四孝圖”過分苛求的孝情，如果把孝親敬老僅僅當作必須履行的義務，流于法律表象，不僅苦了個人，更無益于社會的親情和諧。情蘊禮中，留下李密《陳情》的佳話。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律只規定了做人的最低要求，而道德禮治才能使個人成為社會文明的巨匠，國家需要的棟梁。

想要建立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禮與德也是重要的助推力。雖然說禮治沒有法治的靈活——令行禁止。但禮法相伴，使禮治更符合時代要求，使現代文明深入人心，必將助力法治建設，社會文明和諧。現代中國由鄉土社會發展而來，沿襲了鄉土色彩，如拋棄了傳統禮法，就等于切斷了自己的根，切斷了中華的魂。富強美麗的現代中國需要的不僅是經濟的繁榮，也需要精神文化的豐富，這是不可脫離德禮教化而實現的。教育中“立德樹人”正是宣傳德法深入人心的舉措。

現代社會應當擯棄法律萬能的觀點，去除德禮迂腐的想法，潛心鑄下德法相依的觀念。

費孝通先生為我們描繪出傳統禮法的鄉土中國，揭示出道德禮法的生機活力，啟示著當今法治建設。“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是上古禮法的追思；“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是逸士求禮的想象；“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新時代道德核心價值。

從認識、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開始，培養道德觀念。在法律秩序下推崇懲惡揚善、弘揚正義的道德風尚，在守法、用法中融入道德思想，實現社會文明和諧。

法定規則，禮入人心。依法治國的今天，傳承傳統道德禮法，弘揚現代文明法治，開啟創造未來，復興文明，強盛祖國的磅礴動力！

鄉土中國讀后感高中生篇二

作者通過此書向讀者們詳細介紹了中國基層社會的特征，也對其他國家的基層社會進行了比較，抒發了許多觀點。

鄉村中的社會是熟人社會——因為人口流動率小，所以社區之間的往來較少。那人口流動率小又是為何？鄉村人民的生活依靠著土地。“城里人可以用土氣來藐視鄉下人，但是鄉下，‘土’是他們的命根。”鄉下的人民們依賴著泥土所提供的農業資源，土地又是不能遷移的，久而久之人們的居所也就穩定了下來，常態是“生于斯，死于斯。”

“土”，基本意義是泥土，形容人本應是“淳樸”的意思，而現今卻成為了一個貶義詞。這其中的原因引人深思。正是因為基層社會是熟人社會，所以社會中的人與自己的家人并沒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是熟人，這樣就見外了啊！”對待這樣如同家人般的社會中的人們，大家都是如此的心態，哪里用得著擔心口說無憑，而畫個押，簽個字？如同作者所說：“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

反觀如今我們所熟悉的“陌生人社會”，多接觸的并非熟人。無法揣測對方的意圖，無法保障在與對方的合作、交往中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害——于是出現了合同，出現了條約，要雙方簽字同意。保障自己的權益無可非議，但這也是人與人之間距離疏遠的一種體現。“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于是‘土氣’成了罵人的詞匯。”不得不承認并接受這一事實，因而許多人會感嘆城里人們不同于鄉村人民的冷漠。

除了“土氣”外，鄉村人民還常因為不識字而被說是“愚”。然而，文字之所以被發明，是為了運用于兩種情況——一是空間上的阻隔，比如人們想要了解世界各地的新聞，此時文字就能夠跨越距離的阻隔傳達于人們；二是時間上的阻隔：顯然古人并不能直接將信息傳達于后人，于是他們著下書籍，寫下自己的感悟與經歷。

而在鄉土社會中，距離與時間都不具有隔閡，時常都是通過詢問熟人來解決問題，似乎沒有文字的用武之地。再退一步說，“愚”形容的是“學不會”，而不是“根本沒有學，所以不會”。就算是再聰明的人，不經過學習也一無所知。

后文中，印象深刻的還有作者提出的“插序格局”與“團體格局”概念，對比了中西社會間的不同，也讓我對中國鄉土社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此書書寫了我們許多人都沒有認真了解過，親近過的中國鄉土社會，全面展現了基層社會的面貌。

鄉土中國讀后感高中生篇三

中國人傍“土”為生，“鄉土中國”更是極其生動的囊括了當今的中國。

費孝通先生說，“土”并不是個貶義詞。中國人的最根源便是靠著一方土地生活，“土氣”也從而扎根在了心里。

我并不是農民出生，但也或多或少的接觸這“農民”這一階級的人。農民是中國社會的基礎，也是中國的特色。就像西方國家很難意會到那些拿著鋤頭的人，身上有著的獨特魅力。無論是古代、近代還是現代，無論是和平年代還是革命時期，中國的血脈大多還是流淌在農民的骨子里。

我所認為的“鄉土”，是個別具風味的詞，這讓我聯想到艾青的《我愛這土地》。“鄉土”既是中國的土地，也是中國的風味；既是物，也是情。中國大半輩子都在土里扎根，也是這一方土地孕育了一方人情。在農村里的鄉土情，能把幾戶原本互不相干的人家串起來。畢竟村子就那么大，農民的性子永遠比不得商人的彎彎繞繞。

當今時代的發展，農村也逐漸成了城市的修飾。我常聽人拿農村人和城里人做對比，比沒兩下話語中的嘲諷之意毫不掩飾。城里人有作為，城里的孩子學習成績好，城里人有教養……但殊不知中國人本就是農村出身的。農村人心思直，沒那么多彎彎繞繞，農村的孩子勤勞能干，身子板硬。其實沒有聰愚之分，只是較比的方面不同罷了。反觀人情世故，中國人骨子里原有的熱情好客，卻被城市的忙碌掃得一干二凈了。我不認為應該帶著異樣的眼光看待“土氣”這個詞，同樣覺得農村和城市應該是平等的。

總的來說，中國人是含蓄的，是有秩序的，是有“禮”的。這本書以淺入深出的方式將中國社會剖解出來，且又富有生活氣。既是通俗易懂，又值得一讀。

鄉土中國讀后感高中生篇四

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寫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會學著作。《鄉土中國》不足五萬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書”。

《鄉土中國》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國農村的鄉下人。中國有幾千年的農耕歷史，“鄉土中國”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國傳統的符號。在改革開放的當代中國，“鄉土中國”這一符號有著實實在在的研究意義。《鄉土中國》也在這個思想激蕩的時代里，成了暢銷書。

費孝通認為：靠務農為生的鄉下人世世代代附著在土地上，以定居為常態，即便因為種種原因離開土地的農民，也像“從老樹上被風吹出去的種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來農民附著在土地上，很少流動，鄉土社會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在缺少流動和變化的鄉土社會里，每個人都在一個“熟悉”的環境里生活。在相對穩定、熟悉的生活環境下，形成了許多鄉土中國的獨特現象：“規矩”即可約束行為，法律則大可不必；“常識”即可應付變化，“規律”就可有可無了。

中國人有“私”的毛病，費孝通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中國人的社會結構“是好象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波紋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遠近視財富和勢力而定。波紋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親疏遠近為出發，因此中國人缺乏團體意識、缺乏對權力和義務的共識和遵從。在“推己及人”的波紋式社會結構中，也形成了維系人際關系的道德要素：“親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們傳統道德系統中……很不容易找到個人對于團體的道德要素”。

鄉土中國的“家”通常是父親一系的“大家”，費孝通稱之為“小家族”。鄉土中國的家不但承擔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可以承擔政治、經濟、宗教等社會功能。而在西方社會，政治、經濟、宗教等功能是由單獨的社會團體承擔的。因此西方的家庭以夫妻間的感情維系，鄉土中國的“家庭”則以家法和紀律維系。以紀律維系家庭，反過來又影響了感情定向，造成了“男女有別”的現象。

費孝通認為，鄉土中國不是一個法治社會，“但是‘無法’并不影響這社會的秩序，因為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鄉土中國的“禮”靠社會傳統來維系和傳承。禮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別于道德。法律憑借權力機構強加于個人，道德靠社會輿論維持，按照費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禮”則更像“憑良心辦事”的意思。

費孝通認為，薄弱的基礎決定了農業社會不能建立起強大的權力帝國，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也構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會，鄉村中國“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在鄉村中國，亦有一種發生在長幼之間的很強的“教化權力”，該種權力保證文化傳統的延續。

費孝通認為，在鄉土社會，血緣關系決定了社會地位。在穩定的社會之中，血緣又推而廣之為地緣。因血緣和地緣而形成了一個個關系緊密的社會群體。在群體內部，人們靠人情往來，這樣就限制了商業的發展。

費孝通認為，鄉土社會的穩定是相對的，只不過鄉土社會的變化極為緩慢。緩慢的變化緩沖了變化可能帶來的沖突，因此鄉土中國自春秋戰國之后，少見思想激蕩。緩慢的變化在名實分離的教化過程中得以實現——面對教化保持面子上的遵從，具體執行之中則遵循事實上的變化。這一過程中，恐怕也形成了國人心口不一、陽奉陰違的一些陋習。

讀完這本書后，我受益匪淺。

鄉土中國讀后感高中生篇五

古人有個習慣，離開故土要在行囊里帶一捧故鄉的泥土，意味著走到哪里都不忘記自己的根。中國人農耕火種自古傳承，對土地有特別深厚的感情。從遠古女媧造人的神話就能看出來，我們都是小泥人的后代。我剛進讀書群里曾經問過一個問題，中國文化和外國文化的差異是怎么形成的。當時群友們給我推薦了幾本書，認真地列到越來越長的書單中，但慚愧地還沒有開始看。所幸這一期共讀書目其中的一本《鄉土中國》，起碼讓我先了解了一部分中國鄉村文化的傳承基礎。

這一類書籍不在我的閱讀舒適區，讀前不免忐忑，但這一本確實很好看，深入淺出，足見費老功力。我想重點談談《鄉土中國》給我的一些感受和啟發。

最近沸沸揚揚的metoo事件、強東事件、霸座事件等等，其實歸根結底都是權利和權力的邊界在哪里的問題。而權力和權利的邊界在中國有個比較屬地化的詞兒，規矩。《荀子·禮論》：“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禮記·經解》：“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孔穎達疏：“規所以正圓，矩所以正方。”可見對于規矩，從古人開始就有非常明確的定義了，簡單說來就是用來衡量邊界的規則。

費孝通在鄉土社會中直接指出：“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這信任并非沒有根據的，其實最可靠也沒有了，因為這是規矩”;“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這一點與以契約作為關系維系基礎的西方社會區別非常大。

我記得小時候回農村老家過年，最頭疼的就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因為晚上守歲過了十二點才能睡覺，早晨天還沒亮就要早早起來并吃完早飯，因為天亮之前就有人徑直登堂入室來拜年了，如果還沒起床會被人大聲嘲笑。但頭暈眼花的.我又最記得這個時候，因為爺爺家輩分很大，會有四五十歲來拜年的陌生成年人喊不到十歲的我為“姑姑”，在炕沿就勢屈個膝且作揖來問我新年好。在更趨近于契約社會的城市里，這種半夜直接闖進別人家，以及喊個小孩子為姑姑真是很難見到的光景。但當地全村都是這么做地，反倒是我的驚訝顯得格格不入。天亮前一定要徑直登堂入室別人家并拜完年，并且一定按照輩分不按照年齡來行拜禮這種行為，并沒有人質疑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在當地人看來這就是天經地義的，年年如是，這樣才是不失禮。

所以費老得出結論：鄉土社會是阿波羅式的，靠親密和長期的共同生活來配合各個人的相互行為，社會的聯系是長成的，是熟習的，到某種程度使人感覺到是自動的。

鄉土中國讀后感高中生篇六

東西方文明的不同，從根本上說是農業文明與工商業文明的不同。在氏族社會向國家轉化的時候，不同的文明選擇了不同的道路。社會制度是生產生活資料的分配方式，在氏族社會靠的是“武力”，在向國家轉化時，以中國為代表的農業文明選擇了“權力”為主導的分配，形成了高度集權和專制的封建社會，而以希臘為代表的工商業文明則選擇了“財力”為主導的分配方式的社會。除了性格和制度上的不同，在文化方面也有很明顯的表現。以哲學為例，西方的哲學是思辨最強的，中國的思辨和保守二者兼有，而印度的哲學則是思辨性性最弱。

鄉土社會即熟人社會，有自己獨有的特點：

首先是一個人為中心的框架型社會關系。在鄉土社會中的社會關系，是以個人為中心而發散出去的一系列社會關系。社會沒有給人安排具體的權利義務，在這個基礎上由個人自主形成各種社會關系，而是安排了一個框架，每個人把不同的人往這個框架上放。每個人都有父子，母子關系，但是每個人又都是不一樣的。社會對具體的社會關系進行管理，是通過對一類社會關系制定了規則來實現的。兒子必須順從父親，但是不會說某個人必須順從自己的父親。典型代表就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是一種等級秩序的體現，但從本質上說就是這個社會的規則，規范著所有人。在這個基礎上又進一步衍生出了遠近親疏。春秋戰國時的“禮”要求別內外，定親疏，序長幼，明貴賤，這就要求在社會中分出遠近親疏，即區別對待。在《紅樓夢》中，賈寶玉說林黛玉和他是姑表，而薛寶釵是姨表，所以林黛玉不薛寶釵親，可見遠近親疏的深入人心。

其次是無訴。在古代，進衙門先打三十大板，刑訊逼供更是常事，善惡全憑那個高高在上的縣老爺的眼睛。鄉土社會的人怕打官司，出了官司不好打外，更重要的是幾乎沒有官司可打。由于生活在熟人社會中，誰是誰非大家自有明鑒，有過錯的人必然要受到輿論和道德的譴責，所以打官司幾乎沒有必要，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都不會進衙門打官司，法律也因此而失去了生長的土壤。

再次是男女有別。男女有別是保持男女之間的距離。大家子的男女分分房別院的居住，平時也很少往來，像賈寶玉那樣的則叫封建社會的叛逆，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男女授受不親，否則就是越禮。在農村中則表現為不可偈越的男女分工，女的就呆在家里干活，交往的永遠都是婆婆大娘之類的人物，男的有空時也很少呆在家里。在中國社會中同性關系親密，異性生疏，在西方社會是恰好相反的。

最后是“長老制”。長老制的普遍體現就是“孝”，家里的老人永遠都是最高權威，任何人不得侵犯。在一個家族，就體現為族長，從以前那些浸豬籠的事例來看，族長的權力是非常大的，而且這種私刑也是受到官方認可的。在一個鄉里，則表現為那些特別有權威的人，比如說阿q正傳中的趙老太爺等人物，他們沒有任何職位，卻人人都聽從他。

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中國固然不能再叫鄉土中國，但中國的鄉土性卻依然存在，特別是農村，依舊還是熟人社會。

輿論的力量。以前曾聽說過一個案例。一個外出務工的女青年回家后錢借給了同村的人，因為是熟人沒有打借條。后來那人賴賬不還，并且還不承認借過錢，女青年沒辦法只好掛上一塊牌子在街上哭鬧，希望大家為她主持公道。這就是鄉土社會的一種特性，尋求道德和輿論的幫助。卻很少想到用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利。直到現在很多人仍有很多人借錢不打借條，認為熟人這樣做顯得生疏，足以可見維權意識的淡薄。

重遠近親疏。人在社會中必然有遠近親疏，但如果不分場合的運用就是一種錯誤。在社會中走后門，找親戚的風氣很嚴重。許多人剛上大學工作都已經安排好了。提拔自己的親戚，通過別人拉近關系，以獲得某個職位，這樣的例子數見不鮮，貪污和腐敗也因此而多了不少。“有關系”是對大多數人的一種不合理中的排斥和擠壓，是一種不公平競爭，和現代社會的公正平等是格格不入的。

自私自利。在《丑陋的中國人》中柏楊老先生提到的“臭鞋大陣”，就是自私自利的最好體現。在每家的門前，除了一堆鞋外，還有很多亂七八糟的雜物，整個公共過道幾乎被完全占用，家里面卻干凈的一塵不染。當然這種狀況隨著公共意識的提高和物業公司的進駐有所好轉，但在公共場所吐痰，亂扔垃圾，破壞公物等依然隨處可見。可見公共意識的淡薄。

現在的農村了解法律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對法律的觀念依舊沒有轉變過來。法律只是一個工具，一個可以幫助自己把要不會來的錢要回來，得到應有賠償的工具。這相對于權利義務觀念還有還有很遠的距離，不僅要懂得維護自己的權力，還要知道自己有那些權利和義務和有積極維權和履行義務的態度。美國的一位90歲的老太太為了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走了幾千里路，最后終于到達了美國國會，被稱為“90老太的長征”。她的行為不一定可取，但是她身上所有的這種意識確是非常值得敬佩的，美國聯邦大法官稱贊她說，“美國民主和法治的進步，就是靠像她這樣的千萬萬人推動的。”所以對于真正的法治，不是單靠普法就能實現的，還有最重要的權利義務觀念的培養，中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在改革的大潮下，各種觀念紛紛入主中國，中國再也沒有幾十年前那樣全國統一的觀念。熟人社會也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逐步解體，陌生人社會逐步完善。

熟人社會在中國了這么久，它也并非一無是處。熟人社會重道德。我們都知道，道德和法律是社會的兩大制約機制，法律只約束人的外在行為，而道德則更注重人內心的自我約束和社會輿論的譴責。在熟人社會，道德發揮著良好的作用，做事講究對得住自己的良心，鄉鄰之間的輿論則是一種很好的監督。在陌生人社會里，道德的作用明顯降低，窮兇極惡的犯罪也越來越多。可以說鄉土社會很有利于良好人性的培養。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對法律的盲點有很好的描補作用。

現在在城市里大多數人是各過各的，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很少，那種遠親不如近鄰的生活越來越少，這也造成了人情的冷漠。隨之而來的焦慮癥，憂郁癥等也越來越多。

所以在面對熟人社會時，必須采取一種辯證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對現代社會的發展將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鄉土中國讀后感高中生篇七

在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了一系列關于鄉土社會的概念。其中，費教授將鄉土社會概括為“禮治社會”，且還是一個“無訟”的社會。的確，鄉土社會由于其空間流動性小，人與人之間交往單純的特點，使得法律在這個社會中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人們似乎僅僅依靠“禮”就能維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間發生沖突也不會尋求法律途徑解決，而是通過協商和解。這就使得人們認為鄉土社會是一個“無訟”的禮治社會。

“無訟”，是費孝通先生對于鄉土社會中一種現象的描述。具體說來就是在鄉土社會中的人們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糾紛和爭議都通過協商解決，而不是采取訴訟的方式的一種理想化狀態。由此，人們認為鄉土社會是一個“無訟”的禮治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統治為了維護其自身統治，需要對整個社會進行管理。封建社會“無訟”文化是統治階級維持社會秩序，實現長久統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過賤訟、壓訟、滅訟等方式來達到這一目的。從儒家創始人孔子最早提出“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到宋代大詩人蘇東坡聲稱“讀書萬卷不讀律”；從早期專門從事法律工作的訟師（即現代的律師）被民眾稱之為“訟棍”，到常提起訴訟的人被認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閑之徒；從封建官吏政績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訟、止訟的考核標準，到國家機器慣以嚴刑峻法迫使民眾視法為畏途，產生厭訟情緒，反映出中國封建社會在幾千年的歷史時期中對訴訟采取的壓制、抑制的指導思想和行為標準。從這一方面說，產生“無訟”的原因并不僅僅在于社會中的人們能夠依靠禮的教化維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說考慮到人際關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為統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沒有人來訴訟或少訴，從而積極的主張無訟。但這種情況較多的出現在封建專制國家中，在現代國家應很少有這種情況。國家雖然也希望社會中盡量出現無訟的情況，但并不會主動的去干涉；另外，現在的法官并不要求與領導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們也可以獨立進行判決、裁量，且他們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爭取案件的雙方當事人自行協商、調解，這與鄉土社會中雙方當事人自行調解有所不同。

儒家認為，和諧包括天道自然和諧、天人和諧和人人和諧，這些決定著國家和個人的幸福。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講求互諒互讓，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夠安分守己，避免發生糾紛和矛盾。即使發生了糾紛，也應力圖通過和解，調處息訟，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為了達到和諧的理想境界，人們就應奉行中庸之道為做人處世的行為準則。在這樣的哲學思想長期影響下，“無訟”觀念的形成則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較法學家勒內·達維德對中國人的這種和諧與中庸之道有較深的感悟：“中國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況下生活的。他們對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規定不感興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們處理與別人的關系以是否合乎情理為準則，他們不要求什么權利，要的只是和睦相處和和諧。”

盡管我國的司法制度在逐漸完善。但據筆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發生非常嚴重的事故，如謀殺、槍殺或者是其他產生了嚴重后果的事件，人們一般都不會選擇訴訟的方式。有的是因為覺得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訴；有的則是當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選擇逃避的方式，有的則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總之，“無訟”的現象還普遍存在，需要國家對這一方面加強教育與指導。

費孝通先生對于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經典表述，深刻地體現了中國基層社會所特有的文化淵源和秩序傳統。其學術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從他提出“禮治社會”這一概念以來，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們普遍都以為，中國傳統農村社會秩序的維持是“唯禮無法之治”。對于“無訟”的觀點，我們應辯證的看待，尤其是它產生的社會基礎。不能認為在禮治社會中就沒有法的存在，或者說在這樣的社會里就不需要法。在現代社會中，如果說沒有法，個人的權益是很難得到公平的保護的；至于法在禮治社會中的作用，則需要依賴于時間來證明。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在廣大農村地區，如果雙方的糾紛沒有達成和解，也就是他們尋求的調解組織調解失敗后，就會建議一方當事人去法院起訴另一方當事人。這可以從另一個方面說明，當和解不成的時候，人們是會尋求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在這個時候，雙方的矛盾必定是達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間的關系也惡化，并不會擔心將對方起訴到法院后會產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們不能片面的說鄉土社會還是原先那個保持流動不變的社會，人們還是一味的尋求和解，當送法下鄉的活動進行這么多年后，人們的觀念總歸是有些變化的，特別是侵犯了他們的重大利益時還是會依靠訴訟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

鄉土中國讀后感高中生篇八

我初次聽到費孝通這個名字是在大一的《文化學概論》課堂上，記得老師說費孝通寫的作品有幾本是相當出名的，比如《生育制度》《鄉土中國》等，是我們社工專業學生都應該好好看讀一下的課外書。于是，抱著對費孝通先生無比崇拜的敬意，我借來他寫作的《鄉土中國》一書，準備仔細閱讀一下。

費孝通先生在書本的開頭，就為我們講解什么是鄉土本色。從書中我們可以找到費孝通先生的見解是：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鄉下人離不開泥土，城里人說鄉下人很土，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平時，一般聽到城里人說“鄉下人很土”時，我們作為鄉下來的人總是會感覺城里人在藐視嘲笑鄉下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經費孝通先生一說，這“土”字用得好啊，我們鄉下人離不開泥土，說我們“很土”或“土氣”都是很正常的。因為我們鄉下人和城里人本身就所處的地方和接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樣。之間有些城里人認識知道的東西我們鄉下人卻一點都不懂，也是不足為奇的。這不，在鄉下不是有很多東西城里人也不認識知道嗎？呵呵，大家在此扯平了，平等一致。

在“文字下鄉”的這一篇章里，費孝通先生一開始就說“鄉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但往下，費孝通先生就舉例說明這并不是鄉下人就“愚”了，只是他們對對城里的新事物感到新奇，所以“在馬路上聽到背后汽車連續的按喇叭，慌了手腳，東避不是，西躲也不是”；而城里人在鄉下也有“愚”的地方，比如有人冒充內行把田里的包谷錯叫為“麥子”，也是相當滑稽可笑的。說到這，我認為從中有個禮貌的問題得講。當鄉下人不知道如何躲閃背后連續響喇叭的汽車時，“司機探出半個腦袋大罵‘笨蛋’”，而當城里人來鄉下的人中有人冒充內行把田里的包谷錯叫為麥子時，費孝通先生的鄉下朋友卻沒有唾他/她一口“笨蛋”，而是微微一笑。從中可以看出，鄉下人在禮貌方面比城里人好多了，至少他們懂得在嘲笑或責備城里人時能用含蓄的語言表達出來，不像城里人那樣鋒芒畢露，容易直接傷人。接下來，費孝通先生就文字的功能和文字下鄉的重要性作了詳細說明。在此，我還得說上一句，我很贊同費孝通先生“識字不識字并非愚的標準”這種觀點。“在課程上這些孩子（指城里孩子）樣樣比鄉下孩子學得快，成績好。”費孝通先生這是機會和環境的問題，城里孩子大多數課余時間都是用來學習，一般不能隨便穿鞋襪下足；而鄉下的孩子則不同，他們放學后可以在田野里隨便跑來跑去抓蚱蜢。所以在抓蚱蜢時，城里孩子遠遠比不上鄉下孩子，這也不足為奇了。文字的功能是傳情達意，費孝通先生卻指出“文字所能傳的情，達的意是不完全的”這要在適合的環境下文字才能充分行使它傳情達意的功能，所以“在利用文字時，我們要講究文法，講究藝術。”（心得體會）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文字下鄉相當重要。

在“再論文字下鄉”這一篇章里面，費孝通先生接著說明文字在時間阻隔的情況下有說明不同，對于這一篇章，我理解得不是很好，我在此也多說不了。模模糊糊只知道在這個篇章所講的文字下鄉跟文化、詞、語言、記憶等有關聯，我說不清。

在“差序格局”這一篇章里面，我初看到這一題目時，感到很迷惑不解，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呢？得仔細在下文找找才行。但是，我往下看來好久，都找不到“差序格局”的詳細解釋。“在鄉村工作者看來，中國鄉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呵呵，在這可有話說了，其實不止鄉下人私，城里人也私啊，甚至有些可能比鄉下人更私。這不，在文人筆里是中國威尼斯是蘇州，作者卻認為“天下沒有比比蘇州城里的水道更臟的了。”在接下來是內容中，費孝通先生討論了私和公家的關系，以及這個社會和西洋社會的不同。費孝通先生認為，西洋社會的社會結構是團體格局，而中國社會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爸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由此，我們的社會可以或說很大也很小了，概念很模糊。而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費孝通先生只作出或多或少的比喻，沒有詳細概念。我是一名見識淺薄的學生，在這里也概括不出個什么所以然來，就在此打住算了。

在“維系著私人的道德”這一篇章里面，費孝通先生說到，由于社會結構的差異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觀點，西洋社會里“個人的聯系靠著一個共同的架子”“道德的基本觀念建筑在團體和個人的關系上，團體是個超于個人的‘實在’，不是有形的東西。”“我們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團體格局社會中的道德體系，決不能離開他們的宗教觀念的來源，而且是支持行為規范的力量，是團體的象征。”而在中國，社會結構是從己向外推構成的，個人對別人的看法要由他和別人關系如何，比如別人貪污時他會大罵那人的行為是怎么怎么的惡劣如何如何的不檢舉，但當自己的父親甚至自己去貪污時卻認為這是“能干”的表現。孔子所提出的“仁”，意思相當復雜，但有側重于“克己復禮為仁”。不同的道德觀念由于不同的社會結構產生了不同的形式。

在“家族”的這一篇章里，費孝通先生先由“家庭”說起，他認為家庭的大小“不是在這社群所包括的人數上，而是在結構上。”接著，他說到了“家族”，啊認為“小家族和大家族在結構原則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數量上、在大小上。”還有，他說到，“氏族是一個事業組織，再擴大就可以成為一個部落。氏族和部落賦有政治、經濟、宗教等復雜的功能。我們的家也正是這樣。”“在西洋家庭團體中夫婦是主軸，但我們家庭的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在婆媳之間，夫婦成了配軸。女子有‘三從四德’的標準，親子間講究負責和服從。”

在“男女有別”的這一篇章里，費孝通先生說到男女有別產生于各自不同的生理結構和心理。“感情定向”一詞是費孝通先生用來指一個人發展感情的方向。“穩定社會關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理解。”他還認為“鄉土社會是亞普羅式的，而現代社會是浮士德式的。”“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為了生育，生育卻規定了男女的結合。”因此，鄉土社會是男女有別的，也是穩定的社會。

在“禮治秩序”這一篇章里面，費孝通先生主要講了“禮治”和“人治”“法治”的區別，他說“法治”其實也離不開人，人治和法治的區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禮不一定就文明、慈善、也可能很殘酷。比如在印度丈夫死后妻子得在葬禮里被別人用火燒死；在緬甸有些地方完成成年禮要殺幾個人回來等等。鄉土社會安于重遷的特點，決定了傳統經驗是相當有用的。禮治在鄉土社會中具有很大的特點。

在“無訟”的這一篇章里，我很迷惑，費孝通先生為什么要以這個題目為名。我讀完全篇，倒是老看到費孝通先生在說鄉間不同時期的訴訟形式，由鄉里訴訟到打官司，無疑是在講以前的訴訟形式和現在打官司有何不同嘛，怎么可以說“無訟”呢？我真是不解了。以前鄉里的訴訟用道德即可解決問題，審判結果都符合鄉里規矩，但現在有些人憑借著對法律的了解卻在官司法庭上玩起了把戲，確實可悲啊。我希望我國的法律越來越完善。

在“無為政治“的這一篇章里，費孝通先生主要論述了兩種不同權力：橫暴權力和同意權力。它們產生的緣由和表現。所謂橫暴權力就是上級利用自己的權力以他們的意志去驅使被支配者的行動。而所謂的同意權力就是個人得服從大眾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種權力過剩引誘了另一方來爭取就產生了橫暴權力。如廣西瑤山常見漢人侵占瑤人的土地，卻并不征服瑤人來做奴隸，是由于漢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遠的鄉下，大多事情都是通過同意權力解決的。

在“長老統治”這一篇章里，費孝通先生主要講解了教化在鄉土社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過教化的手段，年輕一輩懂得尊重年長一輩，同時年長一輩也在向年輕一輩學習，橫暴權力和同意權力在此都有了更進一步的解說，正是一代傳一代的教化延續，鄉土社會得以穩定發展。

在“血緣和地緣”這一篇章里，費孝通先生重點解說了什么是血緣和地，血緣和地緣的關系、表現、功能。他用自己作為例子，說明“血緣性的地緣更是顯著”，如果一個人沒有直接的地緣關系，不管他走到哪里，并在那住上了多少年，人家都會用“新客”“客邊”“外村人”等來稱呼他。從文字可以知道，在鄉土社會里，血緣和地緣有著無法分割的關系，二者相輔相成、相互制約。

在“實名的分離”這一篇章里面，費孝通先生鄉土社會和現代社會相比較時是靜止的，“但是事實上完全靜止的社會是不存在的，鄉土社會不過比現代社會變動得慢而已。”然后他說到正是社會的變動，或快或慢，在不同的社會變動中，如果社會的變動速度變得快，長老權力也隨著縮小。不同國家社會結構的變化，相互之間進行溝通交流就要采用不同的工具、方式和手段。在環境變動的過程中，“文化英雄”隨之產生，只有這樣才能夠引領國家更好的進步，而這些領導們使用的就是“時勢權力”。這些能使用“時勢權力”的“領導的階層如果能追的上社會變遷的速率，這社會也可以避免因社會變遷而發生的混亂。”否則，該社會就會混亂不堪。但是社會如果加速的變動，注釋式的變動方式就可以引起實名之間發生極大的分離。這就是該篇章所要講的實名的分離了。

在“從欲望到需要”的這一篇章里，費孝通先生說到“在鄉土社會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現代社會中欲望并不能作為人們的行為的指導了，發生‘需要’，因之有‘計劃’”。他認為人的計劃是不自覺的，欲望產生了“要”，為了滿足“要”，人的行為就由欲望控制了，當人的行為變成自覺的，那就是需要了，這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費孝通先生說：“從欲望到需要是社會變遷中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這句話很經典，在此我想表達的意思也正是如此。

到此，我已經把費孝通先生寫的這本《鄉土中國》大概的看了一遍，并從每個篇章中摘抄了一些費孝通先生的原話，加上我的個人觀點和想法。通觀全書，我認為費孝通先生是一個搞文學很謙遜的人，這從他在“后記“里說自己寫作這本《鄉土中國》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說是完稿，只是一段嘗試的記錄罷了”可以看出。還有，我認為他不愧是一位很好的良師益友，他寫作的文章多用熟語，時常把自己和農村聯系在一起，意思通俗易懂，清晰明了。也作為農村孩子的我，讀起他的書來感覺相當親切，作為一個著名的文人，他沒有絲毫抬高自己的身份架子去教育他人，我認為這一點是相當可貴的，也是讓我感到相當佩服的。

鄉土中國讀后感高中生篇九

最近讀了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這本書是費孝通先生著作中的一部研究中國農村的作品，是當時農村社會的一個縮影。在《鄉土中國》中，作者用通俗、簡潔的語言對中國的基層社會的主要特征進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現了中國基層社會的面貌。通過閱讀這本書，可以了解中國農村變遷之前的樣貌。

本書一共十四篇，涉及鄉土社會人文環境、傳統社會結構、權利分配、道德體系、法禮、血緣地緣等各方面，深度剖析了中國鄉土社會的結構及其本色。

首先是鄉土本色，“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正如費先生所說的，中國的基層社會是鄉土性的，這個“鄉土性”帶有三方面特點：其一，“鄉下人離不了泥土”。其二，不流動性。其三，熟人社會。傳統的中國社會是建立在能夠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封閉性和保守性制約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思想文化的發展。再加上鄉村社會是一個社會變遷十分緩慢的社會，人民已經習慣了鄉土社會的安穩生活，以至于不能適應其他快速變遷的社會，這才是“鄉土社會”“鄉土”的原因。

接下來是文字下鄉，“如果中國社會鄉土性的基層社會發生了變化，也只有發生了變化之后，文字才能下鄉。”費先生說，文字是傳情達意的工具，講究文法、藝術，但是在面對面的鄉土社會中是沒有必要的，存在著空間和時間上的間隔，在鄉土社會中，人們的相處之間有著自己的“行話”，有著“無言勝似有言”的效果，鄉土社會中的文盲體現了鄉土社會的本質，鄉下人是沒有文字需要的。

在差序格局中，作者把當時的社會分為西方社會的“團體格局”和中國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西方社會的團體格局就像捆火柴一樣綁在一起，而中國則是家庭，就好比丟了一塊石頭在水里，蕩出一層一層的波紋，具有伸縮的能力，有著“人情冷熱、攀關系、講交情”的特點，而西方的就是權力問題，作者說人和人往來所構成的網絡中的綱紀，就是個差序，也就是倫。

后面作者還講到了“無為政治”和“長老統治”的現象，在鄉土中國中，長老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年輕一代對長老只能是唯命是從。最后作者講到血緣和地緣、名實的分離，血緣是身份社會的基礎，而地緣是契約社會的基礎。名實之間的距離隨著社會變遷的快速發展而增加，但是在鄉土社會中變遷的速率是很慢的。

時間的流逝總是在不斷記錄歷史的進程，越過世紀的門檻，回首總結上個百年的中國社會學的發展，總會有許多名字讓人銘刻在心。90后的我沒有經歷中國傳統社會，對中國的一些獨特現象不了解，《鄉土中國》幫助我對中國的傳統鄉村社會有了一定的了解。

鄉土中國讀后感高中生篇十

以《鄉土本色》開篇。乍看“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一句話，費孝通仿佛就給中國給定了含義，此處不談。

“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鄉土本色》。

鄉土中國的流動性是較差的，我比較喜歡書中的一種表述：將鄉土中國的社會比作一顆老樹，人們共同依存著這株老樹生存，一起享受樹上結出的果實，也一起為它的根莖供給營養。當承載這顆老樹生存的土壤無法結出完全供給所有人的所需的果實時，人們就會作為“蒲公英的種子”向遠方漂流，重新播種成為新的大樹。

“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其實，鄉土中國并非是一種老死不相往來的存在，而是一種相互依存的共生。因為哪怕是哪些飄散出去的種子，也有共同的文化來作為“根”來彼此連接。

這一點與美國起于拓殖時代產生的鄉下以一家一戶為一個單位是頗不一樣的。中國鄉村的“孤立”與“隔閡”相對體現在聚居地上，而并非個體。這或許也是中國并沒有產生像美國那樣突出的“獨立精神”的原因吧。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人們彼此的連接是不可隔斷的，時間與空間對他們束縛力相對較小。

“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鄉土本色》。

文中有一個詞匯讓我記憶尤為深刻，那就是：“熟悉”。這個詞匯不禁讓我聯想到《小王子》里面的“馴服”一詞，因為它同“鄉土性”一樣是文中的中心和暗線。

鄉土社會的信譽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如果說西方的履約是由于外在束縛的契約精神的一種捆綁，那么中國的履約更多的發生于一種植根于基因與血脈里面的本能。在鄉土中國并不需要大范圍的法律的限制，相對于法律，他們反倒覺得彼此之間的“熟悉”更加可靠。

在協調個人與社會的矛盾問題的時候，中國人的抉擇不同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人：順從約定俗成是社會性的，而跟從內心是個人性的，這就與費孝通在書中寫道的“從俗即是從心”不謀而合了。

“文字是間接的說話，而且是個不太完善的工具。”——《文字下鄉》。

社會生活的變化導致著鄉土中國的文化變化速度跟不上現代社會的變更，于是鄉村出現文化脫節的現象，由此產生的“鄉下人”這種類似的詞匯附帶上了貶義的意味。

但是這與中國的鄉土文化又并非完全貼合，比如它們的生活由于更多的用語言來傳遞信息，不通字詞的現象被冠以“文盲”的概念就是一種失誤了。農村人的知識來自于生活，農民看到螞蟻搬遷巢穴就知道要去開墾溝渠，而農民本身是不知道或者不熟知這背后蘊含的氣候知識的。

如果說“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識不識字就不能作為愚與不愚的評判標準。知識的底蘊往往與時間的積累是分不開的，中國五彩斑斕的文化燦爛如星海，這就與中國有不斷絕的五千年文化緊密相連。而語言相對文字而言無疑有更加悠久的歷史，那么鄉土中國的農民代表選擇以語言而并非文字來作為往來交際的載體就不是那么奇怪了，否則是不是也是一種理念上的舍近求遠呢?這種說法看似是一種詭辯，但我想說的是不管是語言還是文字都是我們在社會交往中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種工具而已，而且文字本身也是一種間接的說話和不太完善的工具。

隨手而記，隨心所欲，隨筆墨的流動寫下一些不成熟的文字，但這也是一種生活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