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記憶力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衰退，寫作可以彌補記憶的不足，將曾經的人生經歷和感悟記錄下來，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憶。那么我們該如何寫一篇較為完美的范文呢？這里我整理了一些優秀的范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下面我們就來了解一下吧。

群眾路線的地位和意義篇一

求真務實是我黨長期以來所倡導的工作作風，但究竟求什么真，務什么實，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含義。然而，不管時代如何發展，我黨始終會求民族振興之真，始終會務人民幸福之實。

當前，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時代背景下，我們的求真務實就是要做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乃至生態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就是要做好以人為本、改善民生等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社會等方面的建設。有沒有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在做，有沒有做到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就是判斷各級黨委政府有沒有求真務實的標準。而在現實的工作中，有些同志不承認這個標準，更不承認上面所談到的真與實。

求真務實而提出的，如此誰真正的求真務實就是最大的不求真務實，如《士兵突擊》中許三多與草原上的五班；以至于光搞表面工作，光搞隔靴搔癢的“政績”，不敢碰觸百姓痼疾，專打擦邊球。因為，這樣足以在領導面前邀功，足以在媒體上面宣揚，這也正是他們所求之真、所務之實。這樣就足夠了。

上述兩種“真”兩種“實”，一種是眾樂樂，一種是獨樂樂。第一種是中華民族的脊梁；第二種導致了貪污腐敗。我黨應該采取嚴厲措施予以打擊，讓兩種“真”兩種“實”得到統一:即追求眾樂樂，其必樂；追求獨樂樂，其不能樂。

其實，我黨講究求真務實并不是要求每名公務員都成為焦裕祿、孔繁森，只是要求每名公務員能夠做到盡職盡責、擁有最起碼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道德。公務員作為一個群體在整個社會中已經很強勢了，莫要讓享樂貪欲吞噬了自己的良心，讓我們大興求真務實之風。

群眾路線的地位和意義篇二

柴山保革命根據地，由黃麻起義勝利后遭受敵人反撲、守城失敗后輾轉到這里的72人，點燃星星之火，不到三年時間，形成方圓百里、人口百萬、兵力數千的燎原之勢，逐漸發展成中國革命的一個大戰略區，人民軍隊的一個大方面軍。紅軍主力長征后，大別山紅旗不倒，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戰略支點——這是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的定論。

柴山保建成革命根據地的原因

柴山保之所以能夠建成可靠的革命根據地，是因為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客觀上，具備了毛主席所說的紅色割據的5個條件；主觀上，是因為有一批“土馬克思主義者”——其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從攻占黃安，到退據木蘭山，再到主動進軍柴山保，開辟根據地，體現了一個由照搬外國經驗到獨立自主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痛苦而又成功的過程。

紅軍初創時期，我黨領導的各次武裝起義，就起義本身來講，基本上都是成功的；但相對于其占領大中城市以迅速推進革命勝利的既定目標來說，又都是失敗的。因為這個目標是不切實際的。但凡在挫折中實現戰略目標轉換，由城市轉向鄉村，在具備條件的邊界山區建立根據地，波浪式向外發展，都必然造成革命勝利發展的好形勢。鄧力群曾經給井岡山題詞：“上山偉大，下山同樣偉大。”在這一點上，柴山保與井岡山是同樣的道理。不上山不能立足，不下山則不能實現全國的解放。

中國革命道路，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包含三個生死攸關的基本問題，即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這三個問題，又歸結于黨的正確領導和戰斗力，而正確領導和戰斗力取決于黨的思想建設和政治建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做了艱苦而又有效的探索。柴山保共產黨人，是積極有效的探索者之一。他們在井岡山經驗傳達之前和之后，在實行由城市到農村的戰略轉變，敵強我弱條件下的戰略戰術，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經濟文化教育衛生建設，土地革命政策，統一戰線政策，農村條件下黨的思想建設等等方面，都創造出了優異的成績，為中國革命道路的確立，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貢獻。遺憾的是，張國燾在大好形勢下來到這里推行“左”的錯誤路線，借肅反之名，大開殺戒，殺害了一批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中斷了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與鄂豫皖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卓有成效的探索過程。“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是鄂豫皖的悲劇，更是中國革命的重大損失。

柴山保革命根據地雖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是柴山保作為中國革命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它所包含的意義和貢獻，如上所說，遠遠超出了自身地域范圍，它的地位影響是戰略性的。我們完全有理由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它的歷史地位，那就是“小井岡山”，或叫“第二井岡山”。大別山和井岡山一樣，是中國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

偉大貢獻中的耀眼亮點：革命的文藝

在柴山保為中國革命做出的偉大貢獻中，有一個耀眼的亮點，就是革命的文藝：既是宣傳戰線的輕騎兵，又是大眾的輔導員；朝氣蓬勃，積極向上；百花齊放，萬眾喜愛。其中最為有名的當屬《八月桂花遍地開》，它起初的名字是《慶祝成立工農民主政府》，是為了慶祝鄂豫皖第一個縣級工農民主政府，采用新縣民歌《八段錦》，由私塾先生戴覺先填詞，根據地領導人曹學楷、鄭位三、戴季英反復修改而成。1929年8月，在柴山保舉行的光山縣工農民主政府成立大會上首次唱響。從此，這首歌隨著紅軍的腳步響徹大江南北，一直流傳到今天，長盛不衰。這只是個典型，當時的革命前輩們充分利用豐富的文化資源，創作了很多感染力、戰斗力很強的文藝作品，成為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有力武器。在新縣文化館收集整理的135首革命歷史民歌中，一半以上來自柴山保。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的文藝創作思想和路子，對9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柴山保的革命文藝，多是領導和參與革命斗爭的知識分子，發掘當地藝術形式，加以改造，賦以革命內容而成的。比如《窮人歌》，一共12句，前六句寫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生活差別，由紅31師參謀長曹學楷寫；后六句寫貧富不是天定的，而是階級壓迫的結果，只要窮人團結革命，就一定能翻身，由紅31師三大隊隊長徐其虛寫。短短79個字，把貧富差別、農民苦難、階級壓迫、團結斗爭求解放的道理，說得清楚易懂，人人能唱。如果不是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融會貫通，不是直接發動窮苦農民干革命，不是面對群眾的“窮富天定”、農民對自己力量缺乏自信等種種思想障礙，不是對當地群眾的苦難生活有深切的了解，是不可能創作出這樣的好作品的。由此想到后來的延安，不少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懷著一腔熱血到延安，把自己的一技之長獻給革命，但是由于脫離實踐，脫離群眾，脫離革命斗爭的需求，拿不出為斗爭所需、為群眾所愛的作品。延安文藝座談會后，他們響應毛主席號召，到農村去，到敵后去，到連隊去。這一“去”，解決了大問題，他們的創作猶如蛟龍入海、鶴翔藍天，各種優秀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柴山保的革命文藝，都是緊緊圍繞著革命的政治任務展開的，服務于動員最廣大的群眾投入到解放自己的斗爭中去。比如：《張桂英送郎當紅軍》，就是根據張灣村的張秀英送自己的新郎當紅軍的真實故事編寫成柴山保新民歌的。一傳唱開，就出現了許多婦女送郎當紅軍的動人場面。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主席透徹地分析了文藝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關系。此后的創作，都是圍繞著革命的中心任務，從不同的方面展開。許多優秀作品如《黃河大合唱》《白毛女》等，因為植根于人民事業，也就永存于人民心中。改革開放以后，一些有社會責任心的文藝工作者，創作了不少優秀作品，對推動改革開放及國防事業做出了貢獻。然而在所謂人性化、人道主義化、個性化的思潮籠罩下，出現了混亂景象。在崇尚人性的旗幟下，我們的文藝思想退回到歐洲幾百年前的文藝復興時期，甚至出現了借歌頌“抗日英雄”否定解放戰爭的作品：借憐憫某一地主的遭遇，對土地改革反攻倒算的作品；借著“說實話”歌頌日本鬼子、糟蹋八路軍的作品等等，這己經由革命的文藝變成了否定革命的急先鋒；不僅起不到團結教育廣大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推進人民事業的作用，而是制造思想混亂，渙散瓦解黨的隊伍。這種文藝要是出現在當年的柴山保，會怎么樣？要么導致革命失敗，要么被群眾群起而滅之。

柴山保的革命文藝，有著堅強的領導。許多黨政軍領導干部，既是領導者，又是創作員。即使專門負責這項工作的干部，也都是戰斗員。他們和其他干部一樣，所想的一切，都是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所做的一切，都有利于革命斗爭的勝利。正因為這樣，他們才能始終牢牢把握文藝的大方向，使之始終成為革命的輕騎兵；正因為這樣，他們才能加強對文藝工作者的教育，提高其思想水平和戰斗力。尤其在農村條件下和戰爭形勢極端嚴酷的時候，更注重思想教育；正因為這樣，他們才能和專業人員一起深入群眾，深入斗爭實踐，挖掘民間流傳的各種文藝形式，賦予其新的內容，成為鼓舞人們團結戰斗的號角。柴山保短短三年時間，就動員起百萬群眾，造就一支革命大軍，文藝工作功不可沒。李德生政委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回憶當年當兒童團長、參加光山工農民主政府成立大會時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八月桂花遍地開》這首歌。后來，我參加紅軍，長征了，我們走到哪里，就把這首歌唱到那里，這首歌，最好聽了。”李政委的話，是當地軍民共同的心聲。

新時代的文藝戰線

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把自己作為偉大時代、偉大事業中的一員，深入群眾，深入實際，文藝工作者才能有所作為。我們即使進入信息時代，即使“90后”登上舞臺，情趣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作為社會的人，沒有變；社會實踐的主體是人，沒有變；社會隨著最廣大人民的腳步向前曲折發展，沒有變；黨領導各族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任務，沒有變。這些都還需要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深入到各個階層的勞動者中，深入到各項事業中去。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取之不盡的靈感源泉，才能創作出時代需要的、人民喜愛的好作品。

對文藝工作實行強有力的領導，對文藝工作隊伍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使他們始終與黨和人民心連心，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創作黨和人民需要的文藝作品，這是我黨我軍從井岡山包括柴山保以來的優良傳統。這個優良傳統在今日是不是過時了呢？這個問題，我們只需要假設一下，從國家層面看一看，就會明白。假如我們的有關部門衙門化，有關干部官僚化，對文藝工作者不加教育引導，在“創作自由”的旗號下，隨心所欲；假如不講黨和人民的立場、原則和事業，個人任性發揮；假如以表面繁榮為驕傲，不管開的是玫瑰花還是罌粟花；那么，有一天，烈士墓可能就會被推倒。到那個時候，再想去加強領導，沒有機會了。今日的懶政、庸政，就是明日的息政。前蘇聯的幽靈一直在空中徘徊。所以，習近平主席講，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個初心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及由此形成的優良傳統。黨的各條戰線、各個隊伍都要不忘初心。文藝隊伍，尤其要不忘初心，發揚優良傳統。

因此，優良傳統不能丟。我們今天紀念柴山保革命根據地90周年，就是要傳承、發揚它在各個方面的好傳統、好精神，這是我們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可靠保證。我們也看到，新縣各級黨委政府和廣大群眾繼承和發揚了柴山保的優良傳統，從全縣脫貧，從各行各業的清新面貌和昂揚精神，乃至文化生活中，都可以看到這一點。我們今天紀念柴山保革命根據地90周年，通過這些活動，把優良傳統推向全國，讓全國各條戰線的人們都從中受到教育、啟發和引導。從而以更好的思想基礎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更加 緊密地團結在習主席和黨中央周圍，同心同德，克服困難，把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群眾路線的地位和意義篇三

[摘 要]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們黨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也不斷增加，面臨的執政形勢也在不斷變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又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說，對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又提出了新的歷史課題。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的群眾路線，一直以來是我們黨根本的工作路線，是黨取得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時期勝利的有力法寶。尤其，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更應該不斷認識到群眾路線對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意義，不斷探索堅持群眾路線的新機制，始終牢固建議黨的群眾路線，不斷推進黨的建設實現新的發展。

[關鍵詞]群眾路線；黨的建設；作用；研究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們黨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也不斷增加，面臨的執政形勢也在不斷變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又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說，對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又提出了新的歷史課題。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的群眾路線，一直以來是我們黨根本的工作路線，是黨取得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時期勝利的有力法寶。尤其，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更應該不斷認識到群眾路線對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意義，不斷探索堅持群眾路線的新機制，始終牢固建議黨的群眾路線，不斷推進黨的建設實現新的發展。

一、堅持群眾路線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歷程里，群眾路線這一光榮傳統和法寶必須要不斷得到繼承和發揚，群眾路線與科學發展觀里面的“以人為本”是一脈相承的，核心都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都是將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著想。要通過堅持群眾路線，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不斷密切黨用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系，讓黨的執政基礎更加穩固。

當前，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成熟，各方面的利益問題已經上升為影響和諧和穩定的首要問題，人民的利益能不能得到保障已經成為和諧社會構建中的關鍵部分。如何能夠正確分配各方面的利益，如何能夠協調好經濟發展的同時，保證人民群眾的利益不受損害，已經成為黨的建設的重點問題，必須要不斷地加以重視和解決。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時刻牢記黨的宗旨，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只有不斷地依靠人民群眾，不斷地為人民群眾謀福利，人民群眾才能真心的擁護我們，黨的之政治基礎才能得到穩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才能早日建成。要想真正地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必須要處理好幾個方面的關系，首先要從大局出發，堅決維護人民利益，有機地協調好個人與集體、短期和長遠、局部和全局等方面的利益關系，妥善解決好影響社會穩定的隱患，為黨的建設注入活力，為和諧社會建設提供動力。其次，要注重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從人民群眾中獲得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無論到什么時候，我們都要牢記人民群眾才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離開人民群眾，一切事業都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目前，我們黨既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著來自國內國外的各種嚴峻挑戰，要想真正鞏固自己的執政基礎，就要豐富和完善符合實際、順應民意、保護群眾利益的新思路和和新政策。作為各級領導干部來講，要以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自發地深入群眾之中，傾聽群眾的疾苦，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消除引發社會矛盾的隱患，最終實現和諧發展。

二、堅持群眾路線是加強黨的建設的途徑

（一）有利于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

黨的基層黨組織是黨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黨在基層的堡壘，是解決人民群眾切身問題的第一線。需要看到的是，我國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轉型期和關鍵期，各種社會矛盾有集中爆發的跡象，黨的建設更加面臨著新的挑戰和風險。作為黨的基層組織，如何進一步密切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如何創造性地發揮自身的堡壘作用，如何不折不扣地貫徹和落實黨的各項正確方針政策，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推動發展、服務群眾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新時期，擺在黨面前的一個重要命題。同時，我們更要看到，群眾路線作為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在黨的各個關鍵歷史時期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新形勢下，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必須認真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真正發揮黨的群眾路線的巨大作用，促進黨的基層組織不斷壯大，不斷發揮作用。首先，我們應該看到，堅持群眾路線，可以促進基層黨組織建設進一步深化。基層黨組織緊密貼近人民群眾，根植于于人民群眾之中，是離群眾最近的，如果能在基層組織建設中，大力堅持群眾路線，必然可以獲得人民群眾更大的支持，工作也會更好開展。其次，堅持群眾路線，可以進一步提升基層黨組織開展工作的質量和效率。黨的基層組織的工作對象是群眾，如果不能堅持群眾路線，工作方法就會脫離群眾，工作方式就會拒人于千里之外，就無法與人民群眾進行有效的溝通，工作的效率和質量就會大大下降。如果能夠始終堅持群眾路線，制定工作方法就會更貼近人民實際，工作的效率和質量也會進一步提高，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有利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

需要看到的是，當前，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黨的執政面臨著沖沖危險和挑戰，面臨著“四種風險”和“四種挑戰”。如果黨在執政的過程中，再丟掉了群眾路線這個有力武器，黨的執政基礎就會進一步削弱，執政形勢就會更加嚴峻。因此，我們必須要將堅持群眾路線工作，當做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的有力武器，切實地抓緊抓好。

在新時期、新形勢下，要想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夯實黨的執政基礎，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就必須要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因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是一項長遠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不斷努力才能實現的。在提高執政能力的過程中，如何保證人民利益，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是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問題。同時，只要不斷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才能有助于黨員領導干部樹立群眾思想和意識，有利于提高黨員干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人民群眾是一切事業的締造者，在長期的革命建設過程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只有跟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虛心向人民群眾求教，以人民群眾為師，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

（三）有利于推進黨的反腐倡廉建設

黨風廉政建設是一直是黨的一項重要工程，也是新時期新階段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隨著中央一些重要決策部署的出臺，黨風廉政建設取得和長足的進步，呈現出良好的勢頭。但是，我們要清楚的看到，在一些領域和地區，腐敗的現象仍然比較嚴重，個別的干部宗旨意識淡薄，個人意識膨脹，腐敗現象時有發生。深入的剖析其中的原因，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這些黨員放松了個人世界觀的改造，忘記了黨的宗旨，與人民群眾拉開了距離，沒有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沒有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知所急。因此，黨風廉政建設要想切實開展好，就必須要從根本上改變個別干部脫離群眾的意識和行為，就必須要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緊密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才能使黨風廉政建設切實地開展好。

三、堅持群眾路線是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支撐

（一）有助于鞏固現有民主政治建設的成果

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國各級的人民代表大會群眾基礎非常好，能夠與人民群眾緊密聯系，能夠及時地了解群眾意愿，反映人民的心聲，是溝通黨和人民群眾的有效渠道。同樣的，政治協商制度是也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協商會議是統一戰線的重要組織，是政治協商工作開展的重要機構，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可以依法進行民主監督。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是以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都是以有效傳達人民群眾訴求為根本目的。所以，要想使這些民主制度切實落到實處，就必須要將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斷在群眾中去，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了解人民群眾的想法，解決人民群眾的隱患和矛盾，切實保證了群眾路線貫徹落實。另一方面，認真堅持黨的群眾路線，也可以對這些民主制度進行完善和創新。因為，黨的建設的國內外環境是不斷變化的，新的問題不斷產生，新的形勢不斷變化，新的機遇不斷出現，在這樣紛繁復雜的情況下，就必須牢牢抓住人民群眾的利益這個關鍵不放松，以人民的利益和訴求來作為改進和完善民主制度的有力參考，不斷促進各項民主制度的完善和發展。

（二）有助于促進民主政治建設的不斷發展

一方面，認真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對基層的民主建設工作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因為人民民主廣泛性和真實性最強，只有實現基層民主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協調發展，才能有力促進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需要看到的是，當前，基層民主發展還存在不均衡、不完善的問題，個別地區的政策制定不完善，落實不到位，民主渠道阻塞，人民群眾的想法和利益訴求無法正常表達，這就給社會穩定埋下了隱患。所以，在這樣的形勢下，一定要堅持黨的群眾路線，進一步引導人民群眾積極參與民主政治，激發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不斷健全黨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切實保證人民依法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主權利。在加強民主建設的過程中，要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認真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心聲，正確傳達人民群眾的意愿和訴求，要相信人民群眾的智慧，全力支持群眾實行自我的管理。另一方面，認真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可以有效地促進民主體制的改革。在改進和完善民主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必須要牢固樹立群眾觀點，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最大限度地調動群眾參政議政的主動性，使我國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發展相協調。

總之，黨的群眾路線是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黨一切事業的有力保障和重要基礎，是黨執政能力建設和鞏固執政基礎的有力手段。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各種矛盾不斷凸顯，國內外形勢風云變化，在這樣的新形勢下，黨必須堅決地繼承和發揚這一有力武器和法寶，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并在堅持群眾路線的過程中，對黨的群眾路線的貫徹落實方式進行有益創新，使黨的群眾路線在新時期、新階段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 考 文 獻〕

〔責任編輯：譚文富〕

群眾路線的地位和意義篇四

習近平同志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深刻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地位、理論意義和指導作用，才能毫不動搖地堅持、與時俱進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

黨領導人民的偉大創造

在15世紀之前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中國始終走在世界發展的前列。然而，到15世紀以后，西方主要國家相繼經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民主革命和產業革命迅速崛起，并走上了對內剝削、對外掠奪乃至發動侵略戰爭的資本主義道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列強的侵略步步緊逼，封建王朝的統治日益腐敗，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深重危機。舊式的農民戰爭、不觸動封建統治根基的自強運動、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的種種改良和革命的方案，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艱巨任務和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要解決中國近現代發展進步問題，必須找到能夠指引中國人民進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現國家獨立、人民解放和民族振興的科學理論和正確道路，必須找到能夠領導中國社會變革的先進階級和領導力量。這一歷史重任最終落到了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身上。

90多年來，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在神州大地上譜寫了人類發展史上驚天動地、艱苦卓絕的壯麗史詩，取得了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勝利，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軍。

回顧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的演變和中國社會的變革，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的成就和經驗，我們必然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只有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在黨領導人民取得的重要成就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處于核心地位，因為它既是其他成就發展的必然結果，又是鞏固其他成就的重要保證，而且是未來取得新的更大成就的根本前提。習近平同志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描繪了中國夢的美好藍圖，闡明了實現中國夢的正確道路、精神支柱和強大力量，強調：“面對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面對人民群眾過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們不能有絲毫自滿，不能有絲毫懈怠，必須再接再厲、一往無前，繼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寄托著無數仁人志士的夢想和追求，承載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奮斗，凝聚著億萬人民群眾的夙愿和探索。離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革命和建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會喪失依托，甚至化為烏有。歷史反復證明：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而沒有別的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能夠指引和保證我們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民族振興的歷史任務。

科學社會主義的堅持和發展

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社會主義在由理論變為現實的過程中，并不像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預言的那樣，首先發生在先進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就要求共產黨人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從各個歷史時期和各國具體國情出發，探索社會主義有效的實現形式。列寧過早去世，來不及解決這個難題，但他已經意識到社會主義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困難，繼續比較容易”；反之，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則“開始容易，繼續比較困難” 。斯大林同反對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錯誤傾向進行斗爭，并在實踐中構建了第一個社會主義體制模式。這種體制模式對蘇聯的強大和世界格局的轉變發揮過積極作用，但隨著時代主題的變化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越來越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中國建立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寶貴經驗，又出現過嚴重的曲折和失誤。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才正式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才更加自覺地解決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社會主義這個當今時代的重大課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之間既是一脈相承，又是與時俱進的。這個“脈”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堅持以辯證的、歷史的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堅持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堅持以無產階級政黨為領導核心，堅持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任務，堅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堅持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保障，堅持代表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等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這個“進”主要表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當今時代特征和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從理論、實踐和制度結合上比較系統地初步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人口多底子薄的東方大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以新的視野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闡明了社會主義本質的思想觀點，提出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理論；闡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思想觀點，強調這是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經的階段，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論；闡明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思想觀點，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開放是社會主義建設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改革開放是黨和國家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發展動力的理論；闡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觀點，提出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闡明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思想觀點，提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闡明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思想觀點，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闡明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觀點，提出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建設理論；闡明了社會主義和平發展的思想觀點，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通過自己的發展促進世界和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的思想觀點，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純潔性建設，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闡明了社會主義科學發展的思想觀點，提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等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既破除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又抵制了拋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錯誤傾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民族特色；既繼承前人的優秀成果，又開拓理論發展的新境界，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引領時代潮流的科學社會主義。

成為促進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

在歷史的長河中，幾十年不過是彈指一揮間，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的發展進步前所未有、世所罕見。中國共產黨剛在全國范圍內取得執政地位時，毛澤東曾感慨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經過60多年的奮斗，我們不僅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溫飽問題，有了自己生產的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而且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已居世界第一，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載人深潛、高速鐵路、航空母艦、超級計算機等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不斷涌現，城鄉面貌煥然一新。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曲折發展，我們順利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了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國際地位顯著提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世界，對當今時代特征和國際形勢，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教訓，以及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成敗得失，發達國家繼續發展面臨的矛盾困難，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要解決和回答的問題，也是當今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它所揭示的社會主義本質性和規律性的東西，必然包含著普遍真理性的認識。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有中國社會主義的特殊性，又有世界和平發展的普遍性；既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又必將越出一國的范圍，產生廣泛和深遠的國際影響。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的改革“如果成功了，可以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某些經驗”。 到21世紀50年代，“如果那時十五億人口，人均達到四千美元，年國民生產總值就達到六萬億美元，屬于世界前列。這不但是給占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條路，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 。

實踐是檢驗思想理論是否科學的最終標準，也是衡量社會道路和社會制度是否優越的根本尺度。170多年前，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在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滿清王朝的統治下，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苦難深淵。今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的指引下，一個朝氣蓬勃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成為促進社會主義運動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13億中國人民趕超時代潮流，迎來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的光明前景。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發展部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群眾路線的地位和意義篇五

當歷史的車輪駛進21世紀的時候，國際國內形勢發生許多新變化。這既給黨和國家的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戰略機遇，同時也提出許多嚴峻的挑戰和嶄新的課題，迫切需要給予科學回答。經過長期思考，江澤民同志于2000年初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思想一經提出，就產生了強烈反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歷史地位是什么？應當怎樣理解它的重大意義？

人類認識水平的每一次提高，思想活動的每一次升華，都是時代孕育和催生的結果，都是在回應和解答時代課題的過程中實現的。一個走在時代前列的政黨，必然是一個敢于迎接新考驗，善于回答新課題的政黨。已經走過了80多年光輝歷程的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面臨著什么樣的新考驗呢？

從國際環境看，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形勢逼人，不進則退。能否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在跌宕起伏、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這是我們黨面臨的國際局勢變動的新考驗。

從國內情況看，我國已經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隨著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許多深層次的矛盾日益凸顯出來，改革發展的任務很重，統一思想的任務很重，維護穩定的任務很重。能否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我們黨面臨的國內大局發展的新考驗。

從黨的自身狀況看，經過80多年的發展，我們黨的地位、任務、隊伍狀況和所處環境，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新黨員的數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隊伍新老交替不斷進行，一大批年輕干部走上領導崗位。如何全面加強黨的建設，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不斷增強黨的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這是我們黨面臨的自身狀況變化帶來的新考驗。

這些新考驗，歸根到底，就是我們黨能不能始終保持先進性和旺盛活力，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這是時代向我們黨提出的課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順應時代潮流，緊扣時代脈搏，從根本上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根本問題，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我們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黨的十六大通過的新黨章，明確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這既是一個歷史性決策，也是一個歷史性貢獻。

必須體現的發展要求

2001年2月，江澤民同志在海南考察期間，一位黎族農民對他說，“原來我種地用牛。牛是生產力，但不是先進的生產力。現在我買了旋耕機、拖拉機，這就是先進生產力。要種好地，必須掌握科學技術。”樸實的話語，道出了這位普通農民用先進生產力取代落后生產力的感受和體會。那么，怎樣才能不斷用先進生產力取代落后生產力，怎樣才能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呢？

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方式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其中，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上層建筑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要使我們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體現不斷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的要求，尤其體現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我們黨成立以來的一切奮斗，無論是革命、建設，還是改革，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我國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打開了廣闊的通途。從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實際狀況看，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鄧小平說得好，“改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適時進行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體制的改革，積極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部分，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這樣才能不斷促進先進生產力的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人是生產力中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發展生產力，既要見物，又要見人，更要重視人的素質的提高。要堅持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不斷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和創造才能，充分激發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集中全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

特別要看到，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突出，越來越顯示出作為第一生產力的巨大作用，成為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這就要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優先發展教育，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用先進科技改造和提高國民經濟，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新工業化路子，努力實現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跨越。

必須明確的前進方向

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特別是先進文化，作為民族的靈魂和血脈，從來就是團結人民共同奮斗的精神紐帶。80多年來，我們黨高舉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旗幟，努力建設和弘揚反映革命、建設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蕩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和國外滲透進來的腐朽文化，從思想上精神上極大地解放和激勵了廣大群眾，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統一意志的正確指導思想和共同思想基礎。

在當代中國，發展先進文化，就是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以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要使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更有利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有利于促進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

為了發展先進文化，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堅持以科學理論武裝人、以正確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優秀作品鼓舞人。大力發展先進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堅決抵制腐朽文化。堅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使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道德不斷發揚光大，使崇尚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科學精神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氣，使全體人民的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不斷增強。

必須維護的根本利益

民本民貴思想，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古代，均有倡導者，但是他們的主張與我們黨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主張是有本質區別的。毛澤東說得好，剝削階級的生活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同愛牛差不多，為的是用牛耕田，從牛身上擠奶。我們不同，我們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們黨是人民的代表，我們要使人民覺悟、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這段話生動形象，深刻地揭示了黨同人民血肉相連、利益一致的關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當年，有個美國記者曾問毛澤東：“你們辦事，是誰給的權力？”毛澤東回答：“人民給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鄧小平則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我們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前提。江澤民同志反復強調，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他一再指出，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謀人民之所求、解人民之所憂，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努力實現好、維護好和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利益。

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總是由各方面的具體利益構成的。在根本利益上，全國人民是一致的，各種具體的利益關系和內部矛盾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調節。我們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應該正確反映并有利于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系，都應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

群眾路線的地位和意義篇六

《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呂文浩著，福建教育出版社即將出版。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潘光旦的重要地位大約毋庸置疑。韓明謨先生在《中國社會學名家》一書中，就將他列為中國社會學“較突出并有代表性”的四大名家之一(另三家為孫本文、陳達和費孝通)。與此同時，他還是現代中國首屈一指的優生學家、性心理學家，有成績的民族學家和重要的社會史家。作為學者的潘光旦，可以說既學有專攻，又博識多能，屬于那種思想敏銳、特色獨具而又積極用世的“學術大家”一類。

記得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學開始“重建”、社會史研究潮流剛剛興起之時，我和許多青年學子一樣，都經歷過一個熱心“悅讀”潘光旦和費孝通著作的時期。潘氏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兩書和費氏的《鄉土中國》等書，堪稱那個時代社會學與歷史學互相滋養的代表之作，它們曾帶給無數雄心勃勃的學子以學養的積淀、研究的激勵和方法的啟迪。后來，在探討民族性改造思想和“中華民族”觀念形成認同的過程中，潘氏那種介于種族和國家之間的獨到“民族”界說，以及在《性心理學》譯著中所體現出來的中西文化融會功夫，又曾激起自己由衷的贊佩和敬意。像他那樣有社會關懷、富思想能力、輕學科界限且底蘊深厚的學者，得到學人喜愛、漸受學術史家重視和研究，實在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若要將潘光旦放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去看，或選擇潘光旦作為思想史研究的專門對象，人們的觀點則可能會有所不同。我不得不坦承，在閱讀呂文浩這本《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之前，我是從未認真思考過潘光旦算不算一個重要而有特色的思想家、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地位或代表性這一問題的。甚至最初見到該書標題的時候，還曾產生過一絲何必要步余英時命名其胡適研究論著之后塵的疑惑。但讀過此書之后，或者說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我卻又有了一些新的認知和想法。

長期以來，我們的近現代中國思想史書寫，主要以政治思想史為主、文化和經濟等思想史為輔，關心和敘述的都是精英人物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近些年，葛兆光等先生提倡“一般思想史”研究，呼吁人們重視那些對現實社會生活發生了切實影響的普遍思想觀念，我是深表贊成的。不過在我看來。這種“一般思想”不僅要具備普遍的“社會性”，還要能體現打破各門學科、各個領域專門界限之思想的“基礎性”；同時，其思想者主體也不能只局限于某個特定的階層，如葛先生所提到過的“一般水準的普通知識分子和普通文化人”，而更需考慮“精英”與“大眾”互動的復雜情形。特別是在近現代中國傳統社會及其觀念發生重要轉型的特殊時代，此種一般思想觀念形態的形成，顯然無法漠視精英分子的思想參與和作用過程。

當然，文浩主要從“后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突出代表的角度，以知識、學術與思想的關系問題為方法論意識來揭示潘光旦的思想史地位，也是別具見解、很富啟發性的。誠如他所言，以潘光旦為突出代表之一的后五四時代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是依托于學院體制的職業學者，其充當思想界的重要角色，往往在思想論述中打上深深的學術烙印：“也許他們的主張多具書生意氣，但他們的優勢也是很明顯的，他們的西學知識不再是支離破碎的、一知半解的，他們對于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的判斷，往往經過科學的盤詰，具有更加扎實的學理依據。”(見該書“前言”)。因而他們對傳統和西方文化往往采取較為平靜與理性的態度，對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激進的思想批判。亦多能予以雙重的反省。這在某種程度上，毋寧說也正體現了時代思想水準的總體提升。

潘光旦留學時所學專業為優生學，回國后又長期任職于社會學界，在他身上。那種經由優生學訓練和社會學熏陶而形成與強化的“社會選擇”(他有時又自稱為“人文選擇”)的獨特思想方法，可以說是牢不可破、自覺到家的。他以此觀察和思考各種社會和文化問題，也以此評斷世間諸事。這是他作為學者型社會思想家的一個突出的特色。因此當他讀到胡適主張對西方文化取“wholesale acceptance”(全盤接受)態度時，便忍不住要起而辯論，因為“wholesale”乃好壞不分、整個“批發”，恰是要省略掉那萬萬不可省卻的“選擇”功夫。后來胡適雖接受潘氏批評，承認自己的說法有“語病”，自嘲即便是99％也不能算作“全盤”，但其實他卻未見得真正領悟了潘氏所批評的要領。正因為重視“選擇”，潘光旦對主張改造中國民族性的思想同道張君俊也要嚴厲批判，指責他對自然選擇和社會選擇說缺乏了解，強調“民族素質的改造，除去選擇，更無第二條路可走”。為此，他主張“婚姻要選擇，生育也要選擇”，一切的一切都要選擇。而為了選擇，控制和引導的功夫實在又必不可少見潘光旦《評(民族素質之改造)》，《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卷，p588－589)。

這種主動“選擇”的運思方式既成習慣，也就有力地保證了潘光旦總體思想的理性品格。比如對于中國古代經書，他既反對那種“完全唾棄不講”的簡單態度，也并不贊同“談不上整理、談不上選擇”地去讀經；他強調中華民族“有過幾千年的閱歷與經驗”，這“整個民族的生活經驗”，的確值得“當代人的一盼”，但又認為只有用現代眼光加以“選擇性整理”，它們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為“轉移世界環境”作出應有的貢獻，等等(可參見_此書第八章“潘光旦的中西文化觀”的有關論述)，不一而足。

他看來，翻作“適應”，很容易使人狹隘地誤解為是對環境的一味“遷就”，這樣人的能動選擇性就不免要被忽視和輕視，這是他所最不能容忍的。

“位育”一詞的靈感來自《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位育”又被稱之為“中和位育”，它體現著一種自然與人道的動態合一境界。這樣的翻譯是否準確姑且不論，但它卻無疑凝聚了潘光旦融會中西的旨趣與精神。那種學者自是的“書生之氣”，也在這一創構之詞中一并匯集，彰顯無遺。

“位育”之道提醒人們在做選擇時，不僅要有一種自然適度的節制，還務必保持一種平靜無偏的心態。自大的態度和自卑的情結，都容易導致錯誤的判斷和選擇。在這個問題上，潘光旦對“早婚”話語的論析很有典型性。清末以降，以梁啟超為首的啟蒙思想家總愛將早婚與國家積弱聯系起來，認為早婚傷身弱種，罪大惡極，以致人人以為至理、信奉不移。而潘光旦卻從優生學原理出發，并引證當時大量的科研成果指出，早婚遲婚其實各有優劣，早婚既不必與傷身有直接關聯，也并不必然導致缺陷較多的產兒。梁啟超式的論調之所以流行，不過是國人積久的自餒心理作怪罷了：“自餒心之所至，至認種種不相干或不甚相干之事物為國家積弱之原因，從而大聲疾呼，以為重大癥結端在乎是，早婚特其一例耳。”(潘光旦：《中國之家庭問題》，《潘光旦文集》第1卷，p168，可參見此書第六章“潘光旦對婚姻家庭問題的見解”中的有關論述)這種近代中國少有的“異見”，對我們理解“禁早婚”的主流話語之特性，意義不言自明；而潘光旦思想的反思特質，也可以由此略見一斑。

作為一個社會思想家，潘光旦關于“社會選擇”或“人文選擇”的思想還有待于人們去作進一步的揭示與闡發。而這種思想有時來源于或體現為他對社會日常生活的深入觀察和批判意識。比如他對中國人游藝生活中“麻將”的流行及其社會效應的分析，就頗有些發前人所未發之妙論。在他看來，“中國人的民族性與麻將牌中間，實在有一種固結不解的心理因緣在”。麻將牌與外國紙牌的玩法不同，它完全用不著“合作的功夫”，不僅用不著合作，而且合作還要不得。玩家一定得假定“其余三人無一不是你的敵人，要對他們鉤心斗角，一刻不可懈怠。——他，無時不在想占便宜，或至少叫別人也占不到便宜”。(見潘乃谷、潘乃和編《夔庵隨筆》，p182)他的意思是說，中國人對麻將牌的酷愛與民族病態心理有關，而反過來，此種日常娛樂方式的社會選擇，又不斷固結強化著此種民族心理。諸如此類的社會批評，在潘光旦的文字中并不少見，文浩此書中也多有論述，它實際上反映了“后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在力圖超越此前啟蒙思想家的同時。對其啟蒙主題也有一種深沉的延續與自覺的繼承。

關于潘光旦的思想，認知的視角自然很多，其豐富的內涵，也絕非淺學者所能盡揭。文浩研究潘光旦多年，又受過社會學與歷史學的兩種學科訓練，故在綜合認知和整體把握其思想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通讀該書，我覺得他對潘氏思想的重要內容、特點與意義等問題，都有出色的闡述和深入的論析。在解讀潘氏思想的過程中，他注意揭示其思想的“學理”依據一點，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我與文浩是同道也是朋友，對他的為學態度和認真勁頭向有感觸。他劬學覃思、不喜“花槍”、重視資料、講究表述，這種風格也是我所喜歡的。蒙文浩信任，命作序言，因得以先睹大著為快，并草此讀后之感，以與作者和讀者交流。

群眾路線的地位和意義篇七

論群眾路線在黨風廉政建設中的重要地位

【摘要】群眾是一個黨和一個政權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一個政黨能否在政治舞臺上發揮作用，取得勝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黨的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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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群眾路線；廉政建設；重要地位

【資助項目】江蘇高校品牌專業建設工程資助項目。

一、群眾路線是黨風廉政建設的根本落腳點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先鋒隊。它領導人民群眾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又來源于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黨的領導權力始終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為首要前提的，其實質是為人民群眾指出正確的方向，幫助人民群眾動手，爭取和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干部與群眾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是構成我們國家和社會的主體，都是國家和社會的一分子，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發展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只有分工不同，并無功勞之別。如果實在要分清楚，普通群眾的功勞其實更大一些，歷史歸根結底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沒有千萬群眾的覺悟和奮斗，就不可能有一次革命的真正實施；沒有千萬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就不可能有一個政權的真正穩固；沒有千萬群眾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有一個國家的進步發展。

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一旦在思想上有所動搖，主觀上脫離群眾，就容易大搞特權，擾亂黨章和黨紀，甚至利用職權逍遙于法律制裁之外；就容易滋生官僚主義、個人主義，腐蝕黨內風氣[1]。按照社會主義社會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應該是普通群眾獲得的社會公共資源更多，而現實中的情況恰恰相反，小部分的社會精英人士及干部群體在動用國家公器及獲得社會資源方面遠遠超過了他們所付出的代價，社會的公平正義得不到保證。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只會令我們的國家和社會與發展進步漸行漸遠，我們將會開歷史的倒車。所以我們必須直面這樣的問題，不能令這種現象愈演愈烈，否則后患無窮。群眾對黨的領?г嚼叢講宦?，黨在群眾中的威信越來越渺小。如果一個黨組織嚴重脫離群眾而不能堅決改正，那就喪失了力量的源泉，就會被人民拋棄，就注定了它的失敗[2]。

黨的路線、政策只有來源于群眾，能夠反映群眾要求、合乎群眾的利益并且實事求是，才能夠取得真正的成功。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只有深入群眾了解群眾的需求，才能真正適用于群眾，造福于群眾；相對地，一切脫離群眾的方針政策注定是不科學的，是不被接受的，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失敗[3]。因此，廉政建設的各項工作和政策，唯有依靠群眾、圍繞群眾，才能被群眾所接受，才能動員群眾共同參與，才能將廉政建設滲透到方方面面。

二、群眾路線是衡量黨風廉政建設的唯一標準

群眾的聲音是最真實、最實際的，是檢驗廉政建設工作的試金石。工作做得好還是不好，成效一般還是較為突出，隨意應付還是真抓實干，群眾眼里看得最清楚，心里想得最明白。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就是標桿和準繩，反腐倡廉工作應該怎么做，從哪里做起，都需要聽聽群眾的聲音。

一個工作做得再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如果只是花架子，而并沒有密切聯系群眾，那么這項工作也就白做，更甚者會引起群眾的反感。如今，一些干部仍舊只是把反腐工作流于形式，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花在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上，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和寶貴時間。群眾只會反感，腐敗風氣也依舊存在，廉政建設就無從談起了。

相反的，如果將廉政建設工作深入細致地去做、踏踏實實地去做，就一定會為群眾所接受，增加群眾對于黨組織的信任。一個政策如果只是曇花一現，而并沒有四季常青，那么縱使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但這種“驚艷”最終還是會被時間沖刷干凈，人民群眾并不是固定的一批人，他們是綿延不斷的，是流動在歷史長河中的創造者[4]。所以，唯有綿延不絕但深刻公正的政策方針才能在長河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才會真正得到所有人的認可和肯定。“踏實”和“長久”，才能使黨風廉政建設在真正意義上取得成功。

三、基層廉政建設是黨風廉政建設的堅固堡壘

茂密的森林離不開肥沃的土壤，如果土壤開始貧瘠，那么森林終將消亡。如果將國家比作森林，那么基層就是土壤；如果基層出了問題，那么這個國家必將遭受沉重的打擊。基層是一個國家的根基所在。同樣，基層的廉政建設也是整個國家廉政建設的基礎所在。在貫徹執行黨風廉政建設工作中，基層廉政建設的好壞直接影響整體廉政建設的成敗與否。它的影響是深遠的，它所創造的效益是長遠的。

基層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第一站。基層干部所要面對的就是社會大眾，解決的也是人民群眾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基層干部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都直接處在民眾的監督之下，只要有一言不慎就很容易導致糾紛，甚至還會直接影響到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當中的形象。因此，這就要求每一位基層干部必須要擁有過硬的作風和良好的修養，才能夠從容應對和解決基層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近年來，隨著反腐的不斷深入，基層隊伍中的腐敗問題被一一揭露，權錢色的交易潛規則也受到更多國人的關注。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的高瞻遠矚和“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勇氣讓人拍手稱快，中國共產黨的面貌正悄悄改變，煥然一新。然而，某些官員的腐敗已經讓善于吸引眼球的媒體把基層公務員這個詞匯冠于每一起案例之上，這種輿論誤導已經引發并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民眾對基層公務員的厭惡和仇恨。其實腐敗問題可以跳出來看，如今的每一個國家，腐敗問題都以不同形態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一個政府中，這是全人類都無法逃避的尷尬境地，社會不可能處于完全開放的競爭之中自我運行，必須有一定的規則和保障規則落實的機構，那么只要政府服務于社會，只要政府去管理社會，就需要執行者去完成相關任務，而人貪婪的本性便使得腐敗難以避免，那么我們只能盡力去消除它。然而，在腐敗存在的土壤里，不是所有的存在者都是參與者。社會的“一刀切”式的思維，無形之中對許多奮戰在第一線的基層組織造成很大的誤解，也給基層工作的開展帶來了許多的困難。因此，在打擊腐敗整治腐敗風氣的時候，不應矯枉過正，讓社會的部分群體從一種不平到另一種不平，更不應讓那些在基層掙扎的清廉的黨員成為懲治腐敗的犧牲品，成為埋葬貪官的陪葬品。

群眾路線的地位和意義篇八

【摘 要】 文章介紹了“問題小說”產生的時代背景及主要原由，分析了“問題小說”的典型代表及其思想特點。探析了“問題小說”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社會意義：其“五四”時期出現后就注重“寫實”的手法，強烈關注社會現實問題的啟蒙主義思想，表現和思考社會的、人生的普遍性問題，乃至民主革命等的創作主張及其社會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都被一直繼承并不斷發展延續了下來。

【關鍵詞】 現代文學;中國;“問題小說”;地位意義

在學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的界定有一個明確的時間段劃分，即在現行的中國通常語境里，我們一般將1840年以來的歷史劃分成三大階段。這三大階段中的1840-1919年為“近代”、1919-1949年為“現代”、1949年迄今為“當代”的劃分，相應也是中國近代、現代、當代文學發展史的三大階段的劃分。 可見，中國現代文學史正是指從1919年“五四”以來至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這個階段中文學發展的歷史。而始起于此發展階段中的“問題小說”， 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推動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變革中做出了重大貢獻，具有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和思想意義。

一、“問題小說”產生的時代背景及主要原由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舉行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標志著中國文學進入當代文學，在此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與“五四”以來產生的以冰心、葉紹鈞等為代表的“問題小說”一同存在的還有其他一些不同的主要小說流派——受魯迅作品影響，以文學研究會成員馮文炳、王魯彥等為代表20年代所出現的“鄉土小說”，也叫“田園抒情小說”;以蔣光慈為代表，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到30年代所形成的“革命派小說”;以劉吶鷗、施蟄存等為代表30年代初所形成的“新感覺派小說”;以周作人、沈從文等為代表旅居上海、北京的作家30年代所形成的“京派小說”;由胡適倡導以路翎、丘東平等為代表在抗戰時期國統區所形成的“七月派小說”;以徐訐等為代表40年代在國統區所形成的“浪漫主義流派小說”;以大革命失敗后蘇維埃紅色政權下的根據地及抗日戰爭、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延安為中心的各根據地所形成的“解放區文學”。另外還有不斷重新孕育形成之中的“山藥蛋派”和“白洋淀派”。在這些不同的小說流派中，“問題小說”是更重要也更為突出的一個。

1、“問題小說”的界定及時代背景

就世界意義上來看，“問題小說”一般就是指以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為題材的一種小說。從歐美文學發展史來看，“問題小說”始于19世紀中期，英國作家蓋斯凱爾夫人1853年發表的小說《露絲》就是西方文學史上較早的問題小說;美國作家斯陀夫人1852年發表的旨在揭露美國奴隸制度的黑暗，反對奴隸主剝削壓迫非裔奴隸并刺激引發了廢奴運動、南北戰爭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這是歐美文學史上最早的問題小說。在我國，“問題小說”是1919年“五四”以及新文化運動時期開始出現的一種文學現象。當時隨著新思想、新文化的興起，追求民主和科學的大潮高漲，以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兩大思潮的傳播為背景，形成了文學必須接觸現實人生問題的啟蒙主義主張。因而這個時期的“問題小說”表現和思考的多是“一些有關人生的一般的問題”。[1]與此密切相關的還有個性自由、戀愛婚姻、倫理道德、婦女解放、兒童、教育、勞工等一系列的眾多社會問題。由此可見，中國“問題小說”從一開始就是以探討社會存在的普遍性問題為主要題材，與那個時期大的社會環境、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2、中國“問題小說”產生的主要原因

中國“問題小說”產生的原因與當時整個世界發展形勢密切相關，與中國所處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與廣大知識分子、作家的思想追求、人生態度、社會認知、價值取向及對各種新的思潮的認識等密切相關。可以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總體而言最主要的有兩個大的方面。

（1）現實人生中的問題迫使人們不得不去開始關注思考人生問題。“五四”之后的中國并不是許多激進的中國人所期盼的那樣，是一個充滿朝氣、富有青春活力、具有嶄新氣象的中國，而事實上中國依舊處在封建割據、軍閥混戰、積貧積弱、民不聊生的悲慘境地。而新文化運動的迅猛掀起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又在思想上、文化上、觀念上極大地啟蒙了中華民族，這就迫使人們不得不去思考這些社會的、人生的問題，也迫使廣大知識分子不得不去探求這些問題。

（2）外國文學的影響。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初的大量西方文學中表現社會與人生問題的作品被陸續介紹到中國，尤其是挪威戲劇家易卜生所創作的大量表達人民群眾精神狀態和基本要求的社會問題劇，以及易卜生本人高度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的政治熱情，對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影響。1918年“易卜生專號”在《新青年》的推出，更使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及其創作主張深入人心，為新文化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也造就了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繁榮，特別是問題小說的繁榮。易卜生劇作所閃耀的積極的人道主義理想、個性與獨立精神的光輝及強烈的社會批判鋒芒，使廣大知識分子、作家及青年耳目一新，同時也影響和推動了中國“問題小說”的創作。

二、“問題小說”的典型代表及其思想特點

中國“問題小說”的創作，用周作人的評論來說，“是近代平民文學的出產物。這種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論及人生諸問題的小說”。對此，陳望道、沈雁冰等的認識也基本趨同。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問題小說”從起步時起就所涉獵的主題與題材的范圍性征。

1、“問題小說”始起的典型代表及其思想主題特點

魯迅1918年5月15日在4卷5號的《新青年》上發表的我國第一篇現代白話文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具有明顯的啟蒙主義思想特征。如魯迅在《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中所說，“原意其實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繼此之后，胡適發表于《每周評論》上的《一個問題》，汪敬熙發表于《新潮》上的《誰使為之？》，羅家倫的《是愛情還是苦痛？》，葉紹鈞的《這也是一個人？》，《晨報》上所刊冰心的《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去國》等。這些都是我國較早出現的“問題小說”。

就思想內容而言，較早出現的這些“問題小說”，思想傾向上都因受外國同類文學思想及題材的影響，具有鮮明的啟蒙主義特征和對社會現實問題的關切，內容上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種種黑暗和勞苦大眾的艱辛生活，以及對自由、平等、科學、民主的向往。在藝術技法上多以“寫實”為主，口語化色彩較為明顯。但因作者的階級局限性及思想傾向的不同，初期的這些“問題小說”中有些專以“美”和“愛”作為解決問題的鑰匙，而大部分則并不提供答案，僅是所謂的“只問病源，不開藥方”，[2]而“不開藥方”本身也正是“問題小說”的特點之一。

2、“問題小說”的主要代表作家作品及發展

中國“問題小說”最主要的作家有冰心、葉紹鈞、郁達夫、王統照、許地山以及隨后的趙樹理等。

就這些主要代表作家“問題小說”的主題思想及題材、手法而言，“五四”給中國帶來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新思潮，使一批具有激進的民主主義思想、民主主義革命自覺的知識分子走到了時代的風口浪尖。外國文學特別是問題小說的影響，國內外新思想新思潮與舊的封建殘余守舊思想的相互滌蕩，使他們走向了社會，走近了底層勞苦大眾，也使他們必然會去用新的眼光來審視社會的痼疾，并開始思考、探索改變社會現狀的途徑和方法。因而，“問題小說”的深度和廣度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冰心的《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去國》，葉紹鈞的《火災》《線下》《稻草人》《倪煥之》，王統照的《春雨之夜》，乃至隨后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等，都堪稱是“問題小說”發展中的典范之作。

冰心代表作《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揭露了“舊社會、舊家庭的不良現狀”，表現了探究人生意義的極大熱忱;《超人》則標志著冰心對種種社會問題開出了她的“藥方”——“愛”的哲學，而這一“愛”的內核便是“母愛”;《分》則體現了冰心對社會家庭問題的關注，透露了她思想中開始萌發的某種階級觀念。《去國》通過對留學回國立志報效祖國，卻陷報國無門之困境的青年知識分子厄運的描寫，表達了冰心對黑暗現實的憤懣及對人才問題的強烈關注。

葉紹鈞發表于1928年、被茅盾稱之為“杠鼎之作”的《倪煥之》，通過對被剝削者、毫無反抗能力的社會底層知識分子悲情生活的描寫，表達了自己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思想。

“問題小說”在“五四”時期的盛行，激勵了大批知識青年的覺醒。可貴的是，后來的“問題小說”也深刻體現了作家們密切關心社會現實的創作主張，體現了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趙樹理的“問題小說”。40年代他創作的《李家莊的變遷》，通過對解放區農村生活的深刻開掘，真實反映了解放區農村正在發生的偉大變革。全國解放后，趙樹理依然以嚴謹的現實主義態度從事創作，長期深入農村生活實際，堅持一切從生活真實出發。他的作品，真實地再現了建國后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成就與問題，表露了他對農村問題的深刻見解。

三、“問題小說”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社會意義

明確地接觸某一社會現實或是人生現象，有意識地提出問題、甚至試圖解答問題的“問題小說”。其“五四”時期出現后就注重“寫實”的手法，強烈關注社會現實問題的啟蒙主義思想，表現和思考社會的、人生的普遍性問題，乃至民主革命、階級斗爭問題等的創作主張及其社會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都被一直繼承并不斷發展延續了下來。就同一時期出現的不同的文學流派而言，較之“鄉土小說”“革命派小說” “新感覺派小說”“京派小說”“七月派小說” “浪漫主義流派小說” 等，“問題小說”深入底層，關懷一般民眾的生存生活狀態、悲歡離合的人生命運，發現社會現實中所存在的各種問題，并積極探求解決的方法途徑等的人本情懷、人文精神更是難能可貴。其主題鮮明的大眾化色彩，個性鮮明的人物刻畫，淺顯易懂的接地氣的表達方式等也頗具鮮明的獨特優勢。特別是“問題小說”對建國之后尤其是20世紀80、90年代中后期涌現出的一大批反映現實社會的問題小說——“新現實主義”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對新時期出現的所謂“社會問題文學”“社會問題小說”或“下崗文學”“ 打工文學”等，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中國現代史上，“問題小說”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宣傳革命、教育群眾，揭露黑暗、打擊敵人，團結人民、鼓舞士氣，統一思想、凝聚力量等方面發揮了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問題小說”無疑具有重要地位和深遠的社會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作者簡介】

余慶功，任職于西安翻譯學院文學院.

群眾路線的地位和意義篇九

[摘? 要]深入研究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和實質，是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前提。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研究中應重視墨家文化研究，墨家文化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優于其他學派文化特征，特別是其科技文化和工匠精神為其他學派所罕有，且很有當代意義，研究傳承優秀傳統文化需重視墨家文化。

[關鍵詞]優秀傳統文化;墨家文化;文化多元;儒、道、釋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多元性

首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不是單一性的，它是多元文化成分相融合的概念，其內涵是多元性的。它既包括儒家文化，也包括與其同時存在的諸子百家文化;還包括文化發展歷史長河中不斷形成和積淀的具有新思想、新內容和新形式的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成分，但不是全部。近年來，在社會思想研究領域，特別是在國學熱中，儒家文化得到進一步宣傳和推廣。但是，有很多人誤把中國傳統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而且只宣講儒家經典，認為這就是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了。其實這種認識是有失偏頗的，這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予以單一性和狹窄化，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者關注的問題。儒家文化不能代表全部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在春秋戰國之際出現的百家爭鳴時代，就深刻表明諸子百家各學派為使社會健康和諧發展，都提出各自的關于治理社會動亂無序、化解社會矛盾、克服和解決民生救濟之困乏等問題的主張和方略，而且其中均具有推進社會改革和前進的思想精華之基因，這些都會融入發展著的傳統文化中的。例如：道家老子提出的宇宙觀、人生觀、方法論以及為人處世、治國興邦等思想，莊子的崇尚自然的生存文化、“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等，都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不能全然代表整個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秦漢之后，儒家雖然取得了受尊崇的主導地位，但實際上也沒有獨占全部思想文化領域，因而其文化也不能等同于中國傳統文化。因為，秦漢之后，不僅道家文化逐漸的普遍流傳和盛行，而且外來的佛教文化也融入傳統文化中流傳和盛行。同時，先秦文化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變化，也出現了新的思想和形式，特別是有些為民眾所喜聞樂見的有利于實際生活的先秦文化，若隱若顯地在民間流傳和發展著。如墨家學派魯班的工匠精神文化，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一直流傳至今。

其次，學界有研究者撰文提出：“全面認識傳統文化的內涵”，認為儒、道、釋是支撐中國傳統文化的三根柱子，這三者既是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力量。文中進一步提出由這三根柱子撐起的“兩層樓”，上面一層的文化是由文化人創造的精英文化，包括孔、孟、老、莊、唐詩、宋詞、元曲……，其共同載體是漢字，并借助漢字傳承中華文化。然后包括口頭傳承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等，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部內涵。然而此見解并不全面，因為通篇文章中始終未提到曾與儒家并稱“顯學”的墨家文化。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研究和宣傳中，忽視對墨家文化的研究和宣傳是非常不當的。墨家的十大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蘊含的思想文化是十分豐富的，它涉及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兼愛”“互利”的人道主義文化觀;“尚賢使能”改革社會政治制度和治理行政管理的文化思想;“強力從事”發展經濟的文化思想;“兼愛”“非攻”建立國際和平相處的文化思想;“節葬”“節用”移風易俗的社會文化觀;“非命”“非儒”反對宿命論的人本主義文化思想;“貴義”“法儀”構建公平正義和諧社會的文化思想;“親士”“修身”“所染”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等;特別是墨家的科技文化觀，更凸顯其文化思想獨特的優秀本色，非常值得研究和傳播。因此，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研究中，忽視對墨家文化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也不符合文化本身發展規律的基本特征，即文化的多源發生和多向發展的特點。

墨家文化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享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秦漢之后墨家文化雖被排斥而“中絕”，但其精華部分仍影響著主流文化的發展和流傳。特別是在社會歷史發生變革時期，墨家文化治理社會和選用賢才等進步主張，為后來實行變革者所積極傳承和弘揚。再如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等十大主張，不僅在歷史上有重大的進步意義，而且在當下也不失其現實意義。

再次，就作為精神文化本身發展規律而言，文化是不斷地隨時代的發展而處于不斷發展中的，它不是靜態的。它不僅始終處于發展和變動的過程中，而且還是始終處于開放的狀態。因而，傳統文化既要保持和傳承自身固有內容，又需要吸取、容納現時代的文化基因及其新的形式，以利于自身的發展和繁榮。所以說，傳統文化是多元統一的，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展，決定了傳統文化不是單一的，也不是靜止的，而是發展著的多元統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求我們依據社會歷史的發展，多視角、整體性地作綜合創新的研究。這種研究不僅有利于傳統文化內涵的豐富、完善和發展，更能使得傳統文化社會功能發揮得更深刻更廣泛。

二、墨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墨家學派是由手工業者、小生產者組成的勞動者集團，墨子本人和其他成員一樣都是來自社會的下層。墨家學派是在墨子的領導下，自動組成的有嚴格的紀律、過著極端刻苦樸素生活而掌握一定技能的學術團體，其思想文化淵源來自夏、商、周三代文化。其中以夏、商兩代為主，對周文化有所批判，所以，墨家學派特別崇拜夏禹。《淮南子·要略訓》中記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家文化優于其他學派的基本特征，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興萬民之利”是墨家文化的核心內容。墨家提出“興萬民之利，除萬民之害”，既有歷史上的依據，又有理論宗旨的基礎。

在墨家看來，“興萬民之利，除萬民之害”，在古代歷史上對社稷的發展和萬民的福祉都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圣王禹湯文武均實行“兼愛天下百姓”，為萬民謀福祉，竭力廢除“七患”，積極推行農事發展五榖豐收，以利萬民生活和社稷發展。“興萬民之利，除萬民之害”，不僅有歷史的依據，還有理論宗旨的基礎。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宗旨，就是它的理論基礎。墨家的十大主張：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其實質內涵和最終結果的要求，均是服務于“興萬民之利和除萬民之害”的實現。

《墨子·天志》中明確指出，“天志”的實質內涵是“愛利百姓”“興萬民之利，除萬民之害”是“天”的意志，“天之愛利天下之百姓，為政者必須要順天意”。《墨子·天志上》強調，“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愛利百姓”既是“天志”的實質內涵，同時也是實現“尚賢”“尚同”規范的主導性原則。《尚賢》是實行賢良之士主政，《墨子·尚同》是同于“天志”。因此，各級賢良之士必須遵守和執行。《墨子·尚同上》中強調：“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尚同”規范原則。也就是說，各級賢良之政、乃至全社會都要以“天志”統一思想認識和行動原則，以保證“興萬民之利，除萬民之害”的要求變為現實。墨家為使萬民百姓獲得實際的利益，提出了具體的策略和舉措，竭力倡導“節用”“節葬”“非樂”“非命”等主張和舉措。在這些主張和舉措中，貫穿著強調重視和調動“人和人的能力”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的思想。《墨子·非樂上》和《墨子·非命中》均著重說明：“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認為，人之“力”可以改變自然，創造物質財富。只要強力從事，勤勉生產，人們就會生活得富裕，飽食暖衣。反之就會招致貧窮，缺衣少吃。在“強力從事”中特別強調農事的重要性。反對統治者為了享樂把青壯年農夫征之學歌習舞。應該讓“農夫早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菽粟”，使“倉廩府庫”實滿，人們生活富裕，飽食衣暖。所以，他進一步指出，若人力怕無奈何者，是力不足也，并非命也。這一思想觀點與儒家倡導的“不廢人事的命”之思想是截然相反的。堅持倡導“強力從事”反對“命定論”，是墨家文化一大顯著特征。

第二，實踐的針對性是墨家文化的又一顯著特征。墨家學派不僅在思想理論上提出十大主張，而且十分注重付諸于社會實踐的具體實情中，即墨家文化的實踐性特征，是富有針對性的實踐特征。墨家學派高舉“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旗幟，以崇高的人格和富有針對性實踐的入世精神，摩頂放踵，日夜不休，行勞天下，拯世救敝。據史書記載，墨子為了“興萬民之利，除萬民之害”，曾“席不暇暖”“突不暇黔”，急急遑遑，周游列國，“上說下教”，未嘗一日寧處。他的弟子，為了人民的利益，每個成員都能“赴湯蹈火，死不旋踵”。墨子和墨家學派為救治列國弊病和社會無序，提出的十大治國理政的方略，都是針對實際存在的具體情況的。在《墨子·魯問》篇，墨子曾教導諸弟子：若去列國從政務民，“必擇務而從事”。清代孫貽讓對此在《墨子間詁》序中作過闡釋：若去存在昏亂為主要問題國家，要竭力宣傳和促使施行尚賢、尚同;若去存在貧窮為主要問題的國家，要力主節用、節葬，勤于農事;若去沉湎于淫樂的國家，則積極實行非樂、非命，推行勤務力行，反對命定論;若去存在法禮違亂問題的國家，要強調尊天、事鬼，實現貴義法儀原則;若去企圖欺凌他國的國家，則強烈告誡：“誠以兼愛、非攻”。由此可見，墨家學派提出十大主張，即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十大方略并非平列，也不是全部同時使用于一個國家的，而是依據列國的實際國情和社情，有選擇的推行其主張。但是，在這十大治理方略之中，仍具有內在的思想邏輯聯系，而且都貫穿著“兼相愛、交相利”的宗旨，以及“興萬民之利，廢萬民之害”的原則要求的。同時也表明：墨家文化的實踐性特征，不是一般的實踐性特征，而是具有鮮明針對性的實踐性。

第三，墨家文化獨具的特征，就是它的道技統一的文化，即科技文化與人文文化的統一。一般說來，科技文化是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創造活動中的產物。墨家學派的科技文化，是他們集團進行創造性生產活動中形成的，其科技文化的特征，是由他們集團工藝生產的特點決定的。墨家學派是由從事工藝的能工巧匠組成的，也是當時獲得很大發展的手工業者集團，這個集團的每一個成員為了百姓的生產生活的方便，以及他們自身的生存，終年不停地進行工藝技術的創造活動，而且還不斷地改進和提高工藝技能的水平。如墨子同公輸盤關于削竹、削木是用于制作飛鳥供主政者享樂還是用于改進車輪的“銷子”，以利于勞動者減輕勞動強度的對話爭辯，對話的最后結論是，用于制作車軸的“轄”。這樣不僅能使勞動者減輕勞動強度，而且也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的效率，同時，以此作為甄別工藝技能的“巧”與“拙”原則標準。《墨子·魯問》中指出：“故行為功，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從而深刻表明，墨家的科技文化觀，是富有人文精神的科技文化。由于墨家學派主要是由具有工藝技能的手工業者組成，其生產的目的性是“以利萬民”。所以其科技文化與人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統一。因而，它不存在近現代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間的協調問題。墨家學派宣傳和推行其科技文化的主張，是與其文化的實踐性特征結合在一起的。墨家推行實施其“兼相愛、交相利”根本宗旨，是依靠其廣大成員的工藝技能進行的，每到一處，既宣講其宗旨，又同時做實驗，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游說列國為政者。如《墨子·公輸》篇記載，墨子為止楚攻宋就是通過與公輸盤關于“云梯”之辯與試驗，說服了楚王放棄攻宋。墨家為不斷提高百工農肄的生產技能，改善其生產工具和工作環境，同樣是邊說邊模擬示范，充分體現了墨家學派注重實踐，反對空談的基本特點。由于墨家學派既出身于社會下層，又是具有精湛技藝的工匠，為了自身的生存和廣大百姓的生活需求，對當時列國的互奪欺凌的局面、統治者的無能及淫亂無禮，民不聊生的黑暗社會，萬分疾恨。所以，作為工匠群體的墨家學派，為了自身的生存及其技能的發展，迫切要求有一個公平和諧、相愛相利的社會環境。因此，在《墨子·天志》上、中、下三篇中，墨家學派將自身和庶民百姓的意志外化為“天志”。主張“天為法儀”，天的意志是“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反對儒家提倡的“天命說”。

以上論述表明，《墨子》各篇中的科技文化的實際基礎，主要是各篇中關于工藝的實際應用和具體技術的改進與提高，這些都是工藝技能的實際經驗，并沒有升華為理論層面的科學。而后期墨家在《墨經》中將前期墨家的工藝技能經驗概括升華為許多科學定律和科學原理，豐富完善了墨家科技文化的內涵與特征，是其他學派無法相比的。

三、重視墨家學派科技文化研究的意義

在研究墨家科技文化之際，首先應探索墨家的工藝技術及其工匠精神對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進步的推動作用和積極影響。一般說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人類文化的各個層面都會有重大影響。如對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勞動手段、生產工藝、生產流程、生產組織管理方式，乃至整個社會組織的治理、社會的消費需求和人們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等等層面，都會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墨家學派作為具有工藝技術和技能手工業者組成的勞動集團，為萬民百姓生產和生活之利，制造出優良、方便和減輕勞動強度的器物，如輪軸的改進、推廣滑輪的使用等等，而不斷改進和提高其工藝技術和技能水平，既滿足了社會的需求，也體現了他們自身生存的內在要求。墨家學派這種重視工藝技術和技能的創造、創新的工匠精神，是其他學派所不及的。特別是《墨經》中的諸多科學定律和科學原理，這些科學定律和原理是后期墨家發揚創造、創新的工匠精神，將前期墨家工匠的實際經驗加以研究概括和升華建立起來的，更是流傳久遠。墨家的這種獨特的人文科技文化的優點，是非常值得關注、研究和傳承的。科學和技術既有區別，更有密切聯系。因為技術經驗一旦升華為科學原理或科學定律，就必然形成不斷踐行的科學精神，科學精神的本質內涵，就是不斷地進行創造和創新。這在《墨子》全書諸篇中如從《所染》以下的《非攻》《節用》《非樂》《非命》，至《魯問》《公輸盤》，特別是《備城門》以下諸篇，都蘊含著創造和創新的科學精神，而《經上》《經下》《經說》等篇，均顯示著墨家學派科技文化中更為系統和深刻的科學精神。

當然，每個時代的科學精神的發揚和實現，是和相應的社會制度和行政體制的存在分不開的。所以，墨家的宗旨是“兼相愛、交相利”，倡導和主張改革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廢除等級特權的貴族制度，推行“尚賢”“尚同”的社會政治原則，實行賢良主政，建立公平、正義、和諧的平民民主社會制度，以便將科技文化融入社會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和層面中。但是，封建等級專制制度的頑固存在和延續，致使墨家的社會政治改革的進步主張和科技精神難以實現和發展。

其次，重視研究墨家學派的科技文化思想，就是為了增強文化自信。墨家學派的科技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墨家的科技文化也是新時代文化自信根基的有機成分。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道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重視墨家科技文化的研究和弘揚，對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是很有現實意義的。我國成功發射的量子衛星命名為“墨子號”，就是很有說服力的范例。潘建偉院士在答記者中說：“以‘墨子命名第一顆量子衛星，我們希望可以激發大家的文化自信，激勵國人前進。”[1]這里，既是對墨家學派在光學方面成就的弘揚，又是墨家科技文化綻放出的獨特色彩，為建設文化軟實力增添了文化自信的基因。墨家在《墨經》中提出了關于力學、數學、物理學、時空學、運動學等方面的科學定律和科學原理，均是建設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基因。《墨經·下》從“景”（即影字），光至景亡開始，以圖文結合形式講述了光學的諸多原理：“物蔽光成影”“雙影的形成”“小孔成像”“光的反射”“影的大小與遠近”“凹面鏡的成像”“凸面鏡的成像”“平面鏡的成像之理”，這八大光學原理，都對當代科學研究有重要啟迪意義和科學貢獻。所以，潘建偉院士說《墨子》在世界上最早系統地闡釋了“小孔成像”理論，以及光是沿著直線傳播的原理。“這是光學領域最重要的科學原理之一，奠定了光通信、量子通信等理論的基礎。”他還說，《墨子》甚至還走的更遠，在關于“端”的論述中指出，“端”是不占有空間的，是物體不可再分的最小單元，這在某種程度上近似提出了原子學說。潘建偉院士的這些精辟評述，既是對墨家在光學、時空學領域諸多基因的積極弘揚，使之與現代科學發展相適應;同時，也是對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導思想的生動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這里蘊含的道理有兩點重要的啟示。第一，揭示了不同歷史時代的社會發展，卻有著某些“相似”的特點，歷史的演進與發展存在著古今相通的種種聯系，古代科學文化傳統與現代科學發展不是絕對隔絕的。事實上，當代科學的發展，呈現出東方古代科技文化與西方現代科學交匯發展的趨勢。如“中西醫結合”的發展，就是中國古代科學文化與西方現代科學技術大交叉、大融合的典型的例子，它將導致新醫學體系的誕生。第二，揭示出任何一種學說，隨著歷史時代的變遷，其意義有所不同，甚至有的學說，其跨時代的意義大大超過它當時所處時代的意義。墨家學派的科技思想和其他思想成就，就有這一特征。墨家學派針對當時不利于人民和社會發展的時弊，提出的“興利除弊”十大主張，在當時雖未實現，但其積極的進步意義是富有現代性的。如“兼愛”“非攻”的和平共處國際觀、“尚賢使能”的社會政治觀、“強力從事”的經濟社會發展觀、“節用”“節葬”的崇尚節儉觀、“強不執弱、富不悔貧”的和平共處的平等觀，以及積極防御的軍事觀等文化基因，都非常貼近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求。但是，如何使這些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的、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呢？習近平總書記為我們做出了示范。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互聯網大會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中，引用墨子的話說：“‘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完善全球互聯網體系，維護網絡空間秩序，必須堅持同舟共濟、互利互信的理念，擯棄博弈、贏者通吃的舊觀念。”習近平總書記針對現實問題，引用墨子古語的文化基因指出，建設共同安全的網絡，事關全球形勢穩定發展的大問題。同時，也為我們指出墨學研究現代化的原則和目標，就是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墨子從“兼相愛”中提煉出“兼愛”和“兼”的范疇，用以表達其政治理想。墨家的“兼愛”是無差別的俱愛，愛的對象是不分民族、等級、親疏等差別，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人。所以說，墨家兼愛說，蘊含著深刻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義精髓，在當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和經濟全球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亟待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以增強文化自信，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深厚的軟實力和強大的精神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強調指出：“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這就是說，新時代堅定文化自信，其根基就在于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之融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中。這深刻說明，研究和弘揚包括墨家科技文化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不是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為弘揚而弘揚，而是要服務于現時代發展的需求。具體而言，即服務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要求。因此，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既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也要制止樂古頌古的保守主義傾向蔓延。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定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這不但為我們指明了研究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指導原則，基本立場和根本目的，同時也啟迪我們在研究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需重視墨家文化。

參考文獻：

責任編輯? 姚黎君? 魏亞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