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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婚俗改革的看法 我與婚禮篇一

高額彩禮是婚俗改革的首要目標。高額彩禮的產生有著復雜的社會背景，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因素;既有城鄉發展不平衡，適婚女性向城市流動的原因，也有農村男女比例長期失衡的因素。此外，市場經濟觀念影響、城市化進程加速等也是誘因。彩禮數額的高低與否是相對的，一般而言，呈現出小城市高于大城市，農村高于小城市，偏遠農村高于城市近郊的特點。盡管彩禮問題長期存在，但最近幾年似乎更加突出，高額彩禮造成的家庭關系緊張、離婚，甚至惡性案件時有發生，成為精神文明建設、鄉村社會治理、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不同政策的共同目標指向，這些政策均明確提出要移風易俗，革除這一陳規陋俗。它還關系到整個鄉村社會從貧困走向富裕、從單向管治走向多元治理融合、從落后走向全面振興與現代文明轉型。它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還是一個文化問題，移易起來非常復雜，非一紙文件限定數額那么簡單。

鋪張浪費是婚俗改革的另一重點。宴請是中國禮儀文化的體現，《禮記·曲禮》中對進食之禮有煩瑣而細致的規定，意在對宴席提供一套可以遵守執行的規范，民間的婚宴包含著對中國傳統禮儀文化繼承和實踐的成分。婚禮宴請，既有對婚姻締結的祝福、婚事禮成的慶賀，也有主人對所有賓客的答謝之意，并在座次安排、上菜敬酒等細微之處大體遵循著傳統的禮儀規范。因此，宴請本身并無不當之處。但凡事皆有度，如今的婚宴已經大大偏離了其基本意涵，演變為婚禮主辦家庭的財富、社會地位以及重視度的象征，不僅通過酒、煙、菜品的種類、數量、檔次等彰顯上述的象征意義，而且通過進一步擴大婚宴的規模來拓展社會關系網絡，無形中賦予婚宴更多功利性社交的意義，從而使其超出了基本的禮儀規范。內涵的延伸帶來了婚宴檔次、規模、人數、飲食等的擴張，遠遠超出了參與賓客的合理食量，從上菜的杯盤疊摞，到宴席結束的杯盤狼藉，造成飲食的極大浪費，成為全社會鋪張浪費的典型領域。

儀式奢華是婚俗改革的又一內容。舉行儀式是整個婚禮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在民間社會，長期流行著婚禮儀式比婚姻登記更能證明婚姻合法性的觀念，故此，締結婚姻的男女雙方均非常重視婚禮儀式。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觀念逐步發生了改變，婚禮儀式多元化，中西方婚禮儀式都有一定的受眾群體。不管何種儀式，問題的關鍵在于，婚禮儀式是由婚慶公司主導，還是由男方家庭的婚禮組織者義務完成。奔著盈利目的去的婚慶機構，與親友組成的婚禮組織者大不相同，他們依靠極具渲染氣氛功用的奢華鋪設、生動夸張的儀式用語和頗為煽情的儀式表演，滿足婚禮舉辦家庭的排場、體面、富貴等需求，并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而窮盡手段。盡管其所策劃的儀式程序已經完全套路化，但又有相當的靈活性，可以根據男女雙方家庭的要求適度調整，再加上近年來“儀式感”作為一個熱門網絡用語也得到了青年人的熱捧，婚禮儀式恰好是滿足“儀式感”的首選路徑。因此，場面奢華、套路化中體現個性化婚禮儀式，外加前期各種檔次的婚紗照，依然是當今婚俗消費中的一大支出。

份子錢攀升理應納入婚俗改革之列。隨份子，在民間有“送紅包”“吃高價飯”“隨禮”等不同叫法，同樣是傳統婚俗的一項內容，也是中國社會人情往來的重要表現形式，基本上與舉辦婚宴相配套。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消費水平的提高，份子錢的金額不斷攀升，原本作為一種表達祝福、傳遞友情、反映親疏的“隨禮”失卻了“禮”的含義，從一般意義上的情感表達變異成親朋之間的人情攀比、個別黨員干部的不法斂財之道、中低收入者的經濟負擔。在“好面子”的社會風氣下，大眾則陷入送與不送、送多送少、送出和收回等各種糾葛中，勞神費心，無端增加了社會交往的時間成本、經濟成本。

低俗婚鬧則是婚俗改革的必然對象。攔截婚車索要錢財、折騰丑化男方父母、騷擾伴娘無下限等低俗婚鬧近年來屢見報端，甚至也引發過刑事案件，是新時代婚俗中極為丑陋的部分。鬧洞房雖然也是中國傳統的民間婚俗，但由于各地風俗差異，對婚禮上“鬧”的容忍度也不相同，婚鬧參與者應該遵守社會文化中的此種心理默契。大體上說，這些年來，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低俗婚鬧已經大大減少，但對于少數仍然存在的地區恐也難以強制糾正，除了善意的提醒外，可能還有待于人們思想觀念以及地方惡俗整體生存環境的漸變。

婚俗改革是必要的，完全改掉舊婚俗或重新建立新的婚禮秩序，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客觀而又現實地說，社會可以引導彩禮回到合理金額，積極倡導零彩禮;鋪張浪費可借助新近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食品浪費法》進行更加徹底的改革;儀式、份子錢乃至婚鬧，本質上都是既要表達情意、情感，又要營造熱鬧喜慶的婚慶氛圍，但都必須以適度為原則，回歸到“禮”的本意上來。

對婚俗改革的看法 我與婚禮篇二

《批復》提到的實驗區遍布全國15個地區。“這些地方在某一方面屬于典型，有的涉及低俗婚鬧、彩禮過高或者鋪張浪費的其中一個，也有的兼而有之。”婚俗文化學者、曾參與編纂高等學校婚慶專業“十二五”規劃教材的劉秉季認為，此次被列為改革試點的15個地區，多數尚有改革空間。

《批復》稱，實驗區要圍繞婚俗改革試點主題，大力推進婚姻領域移風易俗，遏制婚俗不正之風，為推進婚俗改革提供鮮活樣板。記者查閱資料發現，這并非相關部門首次提出婚俗改革，多地在《批復》公布前已將婚俗改革列為民政工作重點。

去年5月，民政部曾印發《關于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大力推進婚姻領域移風易俗，開展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低俗婚鬧、隨禮攀比等不正之風的整治，建立健全長效機制。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重申，要加大對高價彩禮等不良風氣治理，推動形成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

此后，四川、河北、內蒙古、河南等省份就婚俗改革提出要求并將其納為2021年民政工作要點，有的還提出了明確的時間節點，在全省范圍內推動婚俗改革、樹立婚嫁新風，遏制封建迷信、大操大辦、鋪張浪費、相互攀比等的蔓延。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學教授李慧英曾帶著課題組在河南省登封市、江西省靖安縣、河北省永年縣等地進行過田野調查，她告訴《中國報道》記者，政府部門有所動作之前，相關問題已經在全國比較廣泛地出現了。“改革的初衷在于摒棄陳規陋習，此次下決心整治很有必要。”

《批復》公布后，改革有哪些新進展?記者致電多處試點地區的民政局了解到，有關婚俗改革的相關工作正逐步推進，詳細的方案目前尚未出臺，具體的出臺時間還不確定，但工作人員均對改革表示理解和贊同。

對婚俗改革的看法 我與婚禮篇三

“萬紫千紅一片綠”：天價彩禮，不是愛情

彩禮，古時候又稱定親財禮、聘禮、聘財等，來源于西周而后為歷朝所沿襲的“婚姻六禮”，是中國的傳統習俗。而現在在某些地域、某些家庭，彩禮被賦予了太多的物質含義，甚至成為沉重的負擔，失去了本意。

“三斤二兩”“一動不動”“萬紫千紅一片綠”……關于彩禮有很多俗語，“三斤二兩”是指百元大鈔的重量，按照一百塊錢1.16克來算的話，三斤二兩那就是15萬塊錢;“一動不動”，一動指的是車子，不動指的是房子，如今結婚有車有房似乎已經成了標配;“萬紫千紅一片綠”就是一萬張5塊錢、一千張百元大鈔，加起來也有十五萬之多。

這一項項彩禮要求讓人聽著直打寒戰，過去是“有情人終成眷屬”，現在是“有錢人終成眷屬”?

中國農村的婚嫁彩禮一路攀升，尤其是一些貧困山區從最初的幾萬元飆漲至目前十幾、甚至二十幾萬元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有個別農民把嫁女作為改變貧困生活的手段，使一大批年輕人因彩禮問題而“婚不起”，前段時間觸犯眾怒的“彩禮貸”可謂精準抓住了”用戶痛點”。

作為中國民間已經流傳幾千年的傳統習俗，彩禮的存在也具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它不僅是表明男方誠意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意味著男女雙方家庭達成了婚姻契約關系，對男女雙方忠于愛情都是一種“約束”。

但從情理上講，彩禮的多少還應該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男方的經濟實力相匹配，那種絲毫不考慮情感因素和實際情況的天價彩禮，既是對傳統習俗的變態式理解，也是對現實婚姻的不尊重。

對婚俗改革的看法 我與婚禮篇四

根植于深層的文化背景，面對的是復雜的現實情況，婚俗改革工作注定不好開展。

“婚俗不能完全否定，但一定要加以限制。移風易俗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事。從某種程度上說，婚喪嫁娶也是親戚、朋友、同事、鄰里之間交流感情的途徑，不能一刀切。”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叢虎向媒體表示，“如果希望有個政策、規定就能消除它，我覺得這不太現實，有效的方法就是限制一下。”

李慧英表示認同，她認為改革的思路有兩種，一種是就事論事，另一種是找到問題存在的根源對癥下藥。“比如規定彩禮的最高線、統一制定操辦婚禮的規格標準、給婚鬧行為劃出紅線??但從遠了看，標本兼治才是遏制不良婚俗的最好途徑。”

這不僅考驗著基層治理中與群眾打交道的能力，也考驗著觀念引導和文化浸潤的能力。

“我們在試點地區做了一些嘗試后意識到，當地干部要做到心中有數，做好引導。”李慧英向《中國報道》記者分析說，婚俗改革主要由基層來抓，而目前有些基層干部不太清楚怎么去做。“對基層村干部或者社區領導做一些培訓很有必要，讓他們明白為什么要改、方向是什么。再結合對當地婚俗情況所做的調查，明確具體存在哪些問題，改革就有針對性。”

她認為，民間蘊藏著很大的智慧，一些比較好的經驗此前已被探索出來。比如有很多農村建立了紅白理事會，把婚事新辦寫進居民公約、村規民約，起到了有效的監督作用。“也可以去做得比較好的地方觀摩，這樣改革時就能做到心里有數。”李慧英在走訪過程中發現，很多老百姓雖反感隨禮攀比等陋習，但深感一家一戶勢單力薄，如果以村莊支持、家庭嘗試、村民歡迎的方式進行變革，一定會深得民心，有利于扭轉社會風氣。

談及對婚俗改革有什么預期，劉秉季認為改革或將耗時許久且效果有待觀察——一方面原因在于，婚俗多為經年累月沉淀演變而成的民俗，法律法規無法強制執行改革;另一方面，結婚屬于剛需，能夠展現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承載著人們對新人的祝福，“過多干預會遇到阻力”。

但在李慧英看來，為期3年的實驗時間還算充裕，“與其說有什么預期，不如說期望，這3年可以分期分批地實行改革。事實上，如果說某個實驗區能在其中一項陋習改革中標本兼治、深得民心，這個實驗區就有價值。”

對婚俗改革的看法 我與婚禮篇五

政府部門發布的有關文件中，天價彩禮幾乎都被置于改革內容之首。當婚姻被金錢綁架，天價彩禮已經成為阻止適婚青年邁入人生新階段的主要障礙，甚至釀成悲劇。今年3月，江西九江銀行推出的“彩禮貸”就曾觸動多方神經。

騰訊新聞谷雨數據曾發起過一項《2020年國人彩禮調查》，整理出了1846份有關彩禮的答案。調查顯示，超過七成的婚姻收過彩禮，一份“中國彩禮禮金地圖”上顯示，浙江以超過18萬元的平均值，在所有地區中高居第一，遠超全國平均值69095元;除了彩禮，還有超過七成送了首飾，近四成“順帶”送房、送車，類似這些物件被形象地稱為“三金四銀”“一動不動”。

河南省商丘市寧陵縣是15個改革實驗區之一，一位當地青年告訴《中國報道》記者，當地城鎮的彩禮多為“六萬六”“八萬八”這樣的吉利數，經濟落后的鄉村地區有時反而高達10多萬元，“這種情況通常出現在有兒子的家庭，他們希望把女兒的彩禮補貼給兒子娶媳婦用”。“近些年觀念上有所進步，男女雙方也會商量著來，大部分父母還是明事理的，但也有因為彩禮數額達不成一致導致結婚前幾天婚事又‘黃了’的情況。為了改變這一風氣，政府有過干預，但效果談不上理想。”

劉秉季認為，在婚戀環境中，受家庭經濟狀況以及主觀因素影響，政府很難制定統一的彩禮標準，即便有了標準，群眾在實操過程中是否執行也有待觀察。“從傳說中最原始的彩禮‘伏羲制娶嫁，以儷皮為禮’，到后來發展為送物件和錢財，可以看出結婚最初和金錢并無關系，但目前的天價彩禮已經抹殺了彩禮在婚約中的角色，本質上是人們之間的攀比。”

李慧英的課題組深入調查后發現，天價彩禮背后深層原因有二：一是單一的“男娶女嫁”婚居模式導致生女孩“不合算”，女方希望通過彩禮尋求補償;二是出生性別比失衡下男多女少，致使男性婚姻擠壓，男方為了成家只好允諾高價彩禮。出生人口性別比，即出生100個女嬰所對應的男嬰人數。《中國統計年鑒2020》數據顯示，我國當前主要的適婚群體“90后”的性別比為110.06，比“80后”性別比和總人口性別比分別高出8.32、5.42。李慧英表示，男多女少造成的男性婚姻擠壓使彩禮成為男性爭奪適婚女性的重要競爭手段。

她向記者強調，天價彩禮是人們在大環境影響下的一種被動選擇，平衡男女性別比、實行“男到女家”或“兩頭居住”的婚居模式，以及追求男女平等，或許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彩禮過高現象。

盡管遏制乏力，國家和地方層面的舉措也并沒有缺位，今年元旦起實施的《民法典》就明確規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各方推動下，已有可喜現象出現。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河北省河間市自2019年以來就有338對新人結婚實現“零彩禮”，6494對新人實現“低彩禮”，引發媒體關注。河間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中國報道》記者，今年他們還將繼續邀請新人參加“520”集體婚禮等活動，鼓勵市民移風易俗、喜事新辦。

劉秉季認為，當代青年之所以高呼“結不起婚”，除了彩禮這一關難過，原因還在于婚禮會產生不菲的開支。“例如婚慶就包含了酒席、燈光、鮮花、舞臺布置、演出、車隊等，這些至少占到了所有婚禮開支的95%以上。”他建議，地方在推行改革時，除了遏制彩禮過高，還可以從注重婚禮儀式、弱化婚慶活動方面入手。

對婚俗改革的看法 我與婚禮篇六

遏制天價彩禮迫在眉睫，對天價彩禮堅決說“不”!

“綁新郎摟伴娘”：不是熱鬧，是胡鬧

婚鬧本是中國的傳統婚姻習俗，圖的是一個喜慶，烘托婚禮的氣氛，比如人們常說起的鬧洞房就是婚鬧的形式之一，“鬧一鬧才喜慶”“結婚不鬧不熱鬧”等鬧婚習俗根深蒂固。

然而，這種行為早已超出傳統風俗和開玩笑的底線，出格的慶祝方式，讓本該溫馨的婚禮演變成低俗的惡作劇，有的甚至傷風敗俗，影響社會風氣，甚至帶來安全隱患。

比如，新郎被關鐵籠澆綠漆，新娘被噴一頭一臉的面粉，新郎父親被打造成“燒火佬”造型，甚至還有伴娘被趁機猥褻。更有新聞報道，在鄭州街頭，一名新郎官被人用吊車吊至空中“噴煙霧”、“打屁屁”，場面很是尷尬。

結婚是一生的大事、喜事，按照當地的習俗適當地熱鬧一下，適當地“為難”一下新人，可增加婚禮的喜慶氣氛，也無可厚非。

但是，偏離文明軌道的婚鬧披著習俗的外衣、打著祝福的幌子，其本質就是“惡俗”。

婚鬧民俗要遵循基本社會公德，不能偏離文明軌道。破壞公序良俗、超越法律紅線的婚鬧習俗就是極端惡俗，絕不能當作傳統民俗看待，應該被列入“改革”的范疇，加強規范和整治。

婚姻是一種責任，而不是一項任務，婚俗改革改的就是那些“不正婚俗”，使婚俗更文明，使婚姻更純粹。

對婚俗改革的看法 我與婚禮篇七

講排場比闊氣”：別讓婚宴變“剩宴”

婚宴，作為一種典型的家庭消費，除了見證美滿、傳遞祝福外，也是一種“人脈宴”。尤其在社交媒體迅速發展的今天，跟風搞“大場面”的現象更為突出。

一場婚宴結束，留下滿桌剩菜剩飯，很多人對這樣的婚宴浪費現象已經司空見慣。各類喜宴上的餐飲浪費令人咋舌，剩菜剩飯一般會占到菜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讓喜宴變成了“剩宴”。

空盤就是“虧面子”、“硬菜”好看不中吃、喜宴標準年年高、吃不完也不愿兜著走……講排場、愛面子以及守舊俗是造成浪費嚴重的主要原因。

殊不知，這種講排場、鋪張浪費的做法，加重了婚禮舉辦者的負擔，與當前全社會倡導的節儉之風格格不入。

婚禮不應該是互相炫富，更多應該體現對前來祝賀嘉賓的一種感謝;打造“剩宴”并不能代表自己有多體面，追求健康餐飲理念、理性生活方式才是最大的誠意。

主人想著熱情招待客人，在分量滿滿的菜品上體現誠意，但是，不浪費的婚禮更體面。餐桌文明是社會文明的縮影，因虛榮心和舊風俗成為餐飲浪費重災區的喜宴應該踩下“急剎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