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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農民發展現狀 我國農民收入現狀分析篇一

屬于人才缺口比較大的專業之一，揚州畢業的該專業學生就業率達100%

【分析】機械行業的人才強調技術性。企業希望招聘到既有專業知識，又有理論知識，懂得思考的復合型人才。所以，希望到外企工作的學生，除了專業知識要掌握好外，管理、銷售等方面的能力也不可忽視。

【發布】化學及化工專業屬于人才缺口比較大的專業之一，2007年揚州本地畢業的化學化工類專業畢業生供求比例達到1：3。

【分析】該行業對人才的技術性要求較強。需求職位中以技術類、銷售類、管理類職位為主。從行業來看，該專業用人需求主要集中在化工業、能源業、醫藥、生物制藥業以及環保業，附加值高的化工新型材料、精細化工制造業等也都需要大量專業人員，由于對專業技術要求高，畢業生2-3年內轉行的較多，人才相對缺乏，所有市場對此專業人才需求量都大，可以說，有此專業經驗的，5年內不愁找不到工作。

【發布】建筑工程專業屬于人才需求缺口比較大的專業之一。

【分析】建筑企業對人才的硬性指標要求不嚴格，比如給排水、工民建、施工管理、概預算、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等這些專業方向的學生，每年都被建筑施工公司大量吸收，但由于受工作環境的影響，人才流失相對較多。

【發布】營銷類職位是目前招聘類別中熱點之一，企業急需的是有技術類專業背景的營銷類人才。

【分析】國內銷售人員可分為高級營銷人員(如銷售經理)、一般銷售人員，多為客戶代表、推銷人員，包括商場售貨員和挖掘客戶的推銷人員和兼職銷售人員。但，這些畢業生需要技術類專業背景支撐自己從龐大的營銷隊伍中脫穎而出。

【發布】除了揚州本地大量需要此類人才外，蘇州、上海等蘇南地區也迫切需要具有理論和實際動手能力相結合的專業人員。

【分析】揚州技師學院宣傳處陳處長介紹，隨著近年來揚州光輻(伏)產業的發展和中科院在揚州建立車用電子產品研發基地，電子裝配專業正逐漸升溫，市場不光需要具有專業理論的人員，更需具備熟練應用、操作技術的相關人才。不僅揚州本地的企業對人才的需求增大，蘇州、上海等地的企業也提前進入校園招攬人才。這些專業每年的畢業生都供不應求，絕大部分提前一年就進入用人單位見習，畢業后可與企業簽訂長期用工關系。

【發布】這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專業，揚州很多單位已開始預訂這類人才。

【分析】目前各企業對自身的形象越來越重視，并逐漸意識到，要加強企業與客戶之間一對一的交流，因此專業的服務熱線應運而生。陳處長介紹，一般的企業客服人員稱為呼叫員，而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專家則被稱為電話咨詢師，僅揚州地區，該學院就已接到了3—5萬個培訓任務，同時上海、廣州等地也陸續來預訂畢業生。目前，揚州廣陵產業園也正在建立呼叫基地。

【發布】不少高校都設有物流管理專業，但一般著重培養的是管理型人才，而市場每年對管理型人才的招聘很有限，更多的是需要在基層從事操作的人員。因此，物流操作員在每年的招聘中格外受寵。

【分析】目前比較先進的企業正逐步向零庫存邁進，這不光對物流管理人員提出了很高的專業要求，也要求最直接的物流操作員有更高的能力。相對于物流管理人員，物流操作員的需求量更大。因此，受過專業物流操作培訓的畢業生憑借上手快、勝任物流各個環節操作，而被相關的用人單位大量吸收。

【發布】揚州造船業發達，對焊工專業的人才需求量很大，再加上外地企業的定向招聘，畢業生幾乎供不應求。

【分析】焊工不僅是普通概念中的焊接，還包括特種焊接。其專業性非常強，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專業培訓才能勝任。根據往年的經驗，因該專業工作環境比較艱苦，報名的人數也比較少，所以，該專業畢業生很搶手。

9.旅游、外事服務： 第三產業就業面寬

【發布】就業面較寬，機場、火車站、企業前臺服務、接待等都為該類人才提供了就業的崗位。

【分析】揚州市旅游職業學校副校長王慧勤介紹，第三產業提供的崗位流動性大，人才缺口也很大。所以，畢業生自身有很大的選擇性。除去專業比較對口的機場、火車站的崗位外，企業所需的一些接待服務工作也比較青睞于招聘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畢業生。但，這類畢業生走上工作崗位后，要不斷提高自己，才能適應市場的不斷變化。

當前中國農民發展現狀 我國農民收入現狀分析篇二

中國現階段農民的就業及增收

沈德理

【摘要】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追求的是全體人民充分受益的現代化。其表現至少包括：改革和發展利益分享、就業扶助的權利平等等。這里有一個基礎性的問題，就是必須重視通過制度建設，不斷解決數億農民的就業與增收，促進農村社會的和諧和繁榮。

【關鍵詞】 制度；農民；就業、增收

農民的就業與增收從宏觀上關系到國家的發展，從微觀上關系到億萬群眾的生活幸福。本文采用新制度主義的研究范式指出促進農民的就業與增收是政府現階段的重大任務之一。制度經濟學強調市場所導向的制度轉型影晌①，新制度主義研究范式側重于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的相關性及其對人的行為的影響。它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制度、結構、集體行動、公共選擇等主題上面，更加強調國家、制度的自主角色②在農民就業與增收問題上，需要政府進行制度支持以使農民無限的致富熱情轉變為生活富裕的現實。

一、社會安全發展：農民就業和農民增收的重要性

歷史已經進入21世紀，回頭看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一個典型的特征是，農民特別是農民問題在其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以“農村包圍城市”，走出了獨具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20世紀50年代，以“農業支援工業”，在短時期內建立了國民經濟體系；20世紀80年代，以“農民服務市民”，仍然沿襲著傳統中國以來的城市與農村二元發展格局。在中國成功由傳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歷史時期，在取消農業稅和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時刻，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仍然成為當代中國發展戰略中的一塊短板。如何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如何促進中國的農業發展，仍然成為21世紀中國政府必須充分重視的重大問題之一。這是因為：

(一)這是一個事關國家穩定與安全的重大問題

我國現在是一個高速發展著的現代化大國，同時又是一個地區、城鄉非均衡發展的大國，一個人均耕地少、自然災害不斷的農業大國，而又以農民人口之眾和全國人口之眾，決定了農業興，則百業興；農民富，則國家富；農村穩定，則天下穩定。深化農村改革，加快農村發展，維護農村穩定，直接關系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最繁重、最艱巨的工作在農村，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而沒有農村的現代化，也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如果不能恰當處理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就會在迷茫中持續徘徊。當前的三農問題集中反映在農民收入低，農民就業問題嚴重，相比較城市農村經濟發展仍然遲緩許多。盡管中央政府對三農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且采取了許多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但是，傳統條件下長期形成的農村與城市分割的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還沒有伴隨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做出根本性的變革，而這又極大地限制了當前三農問題的切實有效的解決。

(二)這是一個事關億萬農民群眾勞動權利和致富前途的重大問題

農民階層是中國社會的基石，農業發展，離不開解決農民的就業和農民的非農化。所謂就業，是指具有勞動能力且有勞動愿望的人參加社會勞動，并獲得相應的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勞動者同生產的物質條件相結合，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或提供勞務，并取得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從事有一定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的工作的人員，稱為就業人員。在有的國家，雇主、自營人員和家庭工人(即協助家庭經營企業或農場而不支付報酬的)也算就業人員。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是不存在“農民就業”這個詞語的，農民生來就是種地，靠天吃飯，然后交農業稅、交公糧。而實行“以人為本”，就必須關注和切實維護農民群眾的勞動權利，促進農民不斷致富。改革開放帶來了市場經濟，也帶來了城鄉現代化的人、財、物的流動、城鎮化的大規模啟動，在經濟政策上的“工業反哺農業”、讓“全體人民群眾富裕”的政府施政的價值取向隨之明晰。

二、制度基礎與實踐創新：農民就業與增收的關系與就業的兩種主要途經

(一)農民就業與增收的關系

農民就業與增收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就業問題是根本。《中共中央國務院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2004年)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做好擴大農民就業、增加農業投入、確保農民增收較快增長工作。僅從其邏輯語義來看，農民就業是最根本性的問題，它是農民收入增加的前提和基礎；只有解決了農民就業問題，才能真正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農民就業問題是農民增收、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性問題。并且，這一問題與我國未來十大問題中的首要兩大問題高度相關(排在第一位的是就業問題，農民問題排在第二位)。其后，十七大報告、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十二五規劃等，都對現階段農民增收問題進行了專門性的闡述，把它作為本屆政府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

還有一點就是，今天的農民就業與增收狀況已今非昔比，它已經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城鎮化擴展、和城鄉互動聯系在一起。根據考證，“導致家庭收入、人均收入和勞均收入之間差距的因素首先是非農勞動力的數量，其次是否從事農村兼業；農業生產和家庭副業生產在山村的家庭之間顯得比較平均。因此，要想顯著地提高家庭收入的話，最快速的途徑就是農民的非農化，在農民不能夠非農化的條件下，盡可能地從事農村兼業的生產。”③

(二)政府引導農民就業的兩種主要途經

1、支持就地就業和就地轉業就業。關于就地就業，第一、優先安排扶持資金，對返鄉創業人員參與基礎設施、生活設施、環境改造等新農村建設項目，給予一定的資金扶持。鼓勵農民到集鎮從事二、三產業，對在集鎮建房落戶的，優先提供宅基地，除有明文規定收取的費用外，免收其他一切費用。第二、對從事個體經營自籌資金不足的農村勞動力，提供小額貸款，并逐步建立小額貸款貼息政策。對在農村主要從事商業零售和修理服務等經營活動的流動商販，以及在集貿市場或政府指定區域銷售自產自銷農副產品的，免予工商登記或收取各項工商行政管理費。第三，同時做好加大就業援助工作。把返鄉農民工納入就業援助范圍，全面落實就業扶持政策。要將家庭困難的農民工作為重點援助對象，公共就業服務機構為每一位重點援助對象免費提供職業指導，為農村“零轉移農戶”提供轉移培訓、崗位信息等服務，落實職業培訓補貼、職業技能鑒定補貼等政策，努力實現農村“零轉移農戶”至少有一人實現就業或轉移就業。

關于就地轉業就業，第一、通過加大對農村人員技能培訓，提高農民轉移就業能力。主要包括對酒店、餐飲、家政服務、會展策劃等行業，開展崗前培訓和技能提升培訓；結合新興農業發展需要，開展海產養殖、家禽養殖、反季節瓜果種植等農業新技術的培訓；結合大項目大企業需要，開展保安、電工、保潔等公益性崗位的崗前培訓等。第二，積極拓展轉移就業渠道。要組織開展當地就業崗位信息專項調查活動，摸清轄區內各類企業和新開工項目的用工需求。統一組織開展返鄉農民工與就業崗位對接活動，促進返鄉農民工在各地轉移就業。加強省、市、縣之間的聯系與溝通，開展各種勞務協作和勞務對接活動，不斷擴大轉移就業機率。第三，立足資源優勢，創新就業門類。比如，利用田園景觀和獨特的自然生態環境資源，結合農業生產、農村文化及農村生活，大力發展以生態、觀光、休閑度假為一體的休閑農業，積極解決農民就業和增加農民收入，并由此發展出城鄉共享的新型產業：休閑農業，休閑農業是利用農村田園景觀、自然生態環境資源、現代高效特色農業示范園區等，結合農業生產經營、農村文化及農村、農民生活習俗，為游人提供休閑、觀光、度假、體驗、娛樂、健身及教育、推廣、示范等多種服務，以促進農民就業增收和新農村建設為主要目標的新型農業產業。

2、支持城市就業。通常的做法主要有：第一，社保：逐步將社保納入城鎮職工養老醫療保

險體系。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對外出務工穩定的農村勞動力，采取以出讓承包土地換取社保的方式，確保他們老有所養、安居樂業。同時，對在城里工作，但不想放棄家里的土地和房子，政府也將給予充分保障，允許外出務工農民依法對其承包土地進行轉讓、轉包、租賃、出租或作為資本入股，使其得到應有的土地收益。對遷居到縣城、集鎮和中心村集中居住的農戶，其自愿退出的宅基地，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可由集體經濟組織置換、流轉或用于公共設施等項目建設，它的收益用于農民的社會保障、集體經濟發展和當地基礎設施建設。對工傷風險程度較高的行業，用人單位必須及時為農民工辦理保險，按時足額繳納工傷保險費，并將其作為工程開工建設的前置條件。農民工可自主選擇參加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或靈活就業人員醫療保險。第二，戶籍：戶口進城退出土地，可獲一次性獎勵。深化完善城鄉一體化戶籍登記管理制度，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為條件，積極調整戶口遷移政策，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工在城鎮安家落戶，完善相關配套政策，使其逐步享受城鎮居民同等待遇。對進入城鎮的重慶籍農民工免費辦理流動人口居住證。對職業穩定、有合法固定住所，并將全家戶口轉移到城鎮，退出承包土地的農民工，可給予一定獎勵。農民如果把戶口遷到市外去的，有條件的區縣可對戶籍遷移到市外的農戶給予一次性補助。城鄉戶口逐步統一。第三，子女教育：納入輸入地教育發展規劃。為解決農民出來打工的后顧之憂，幫助管理好“留守兒童”。將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納入輸入地教育發展規劃，明確農民工子女接收學校，并按照實際在學人數撥付學校公用經費。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要與當地子女在收費、管理等方面同等對待，以保障進城務工農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第四，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采取有效措施穩定就業，避免大規模經濟性裁員。制定適合失地農民特點的勞動合同文本，督促和指導農民工較集中的建筑、餐飲、加工等行業的用人單位與農民工簽訂和履行勞動合同。對于薪酬、工傷等重大糾紛中涉嫌違法的，司法機關要依法介入。

三、制度完善和國家后續支持：農民增收

(一)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和歷史經驗

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就全國而言主要是：

一、糧食收入；

二、經濟作物收入，如油料、水果、蔬菜；

三、畜牧業收入；

四、外出務工收入：

五、鄉鎮企業務工收入：

六、政策性扶持。對于農民增收的原因，一般認為，主要有這樣幾點：第一，各級黨和政府堅持貫徹中共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圍繞增加農民收入采取措施，加強督促檢查，強化生產指導，開展培訓和信息服務，抓好救災防災，為農民收入增長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第二，加大農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實施力度，盡快實現農業生產的區域化、專業化、規模化、標準化和現代化。推廣優質小麥、優質早稻、優質專用玉米和“雙低”油菜面積等，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確保農民收入增長。第三，開拓國內、國際市場。這是促進農民增收的有效措施。各地圍繞提高農產品競爭力，普遍加強了農產品市場建設和管理，建立“綠色通道”，取消不合理收費，開展促銷活動，加強信息體系建設，促進了農產品流通。第五，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投入。今年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調整宏觀調控的方向和力度，向農業傾斜。要提高農業投入在國債投資中的比例。調整投資結構，在節水灌溉、人畜飲水、鄉村道路、農村沼氣、農村水電、草場圍欄“六小”工程的基礎上，增加沃土工程、旱作農業和小型農機具的投資項目，降低農業的生產成本，進一步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第六，全面推進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繼續實施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第七，按照“合理引導，公平對待，完善管理，搞好服務”的原則，搞好對農民外出務工的管理和服務，取消一切不合理證照收費和種種歧視性限制，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引導農民工有序流動，努力實現農民工的充分就業。第八，擴大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擴大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服務領域和服務對象，服務領域由主要支持糧食收購轉為重點支持糧食生產體系建設、農田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生態建設，服務對象由主

要對國有糧食收購企業轉向對農村專業大戶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商業性金融機構凡從農村吸收存款的，要確定適當的比例用于農村，切實解決農村貸款難問題。

(二)保障農民增收，必須繼續重視解決的若干事項

第一，明確農民土地財產權利，嚴禁行政違法調整。必須堅決制止以行政手段違法調整或收回農民承包地的行為，目前要解決農民二輪土地承包是否全面到位、鄉村組織出面包攬土地流轉和土地流轉不規范問題；不再搞重新分配；農民對承包地有繼承、轉讓與出租自由的權利。

第二，嚴格執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建立耕地保護地方首長責任制。一定要堅決禁止違法侵占、破壞和污染耕地的行為。盡快出臺新的土地征用辦法，將公益性占地和經營性占地嚴格分開，經營性占地要退出政府征地范圍，一律按市場規則運作，公益性占地要提高補償標準，切實解決好失地農民的安置問題。

第三，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解決征用補償標準過低問題。在執行目前補償標準時就高不就低；通過法規提高補償標準，使農民分享合理的土地增值利益；房屋拆遷補償，要使房屋征用地段的土地補償和建造同樣等級住房所需建材、工力以及搬遷、安居等方面精力耗費和損失都得到足額補償；補償到位和已往征地款項的清欠。

第四，妥善處理征地收益管理和失地農民的安置。對土地轉讓收益，不論農民選擇何種發展道路，產權都應明確落實到人，以利農民創業增收。對失地農民要提供就業培訓與相應出路，并以部分補償費納入城鎮居民同等社會保障待遇。

第五，做好農村低保的申領和核查，將惠民政策落實到實處。要認真對待“關系保”泛濫，而真正的困難戶仍累累被拒之門外的問題，將黨和國家的關懷送達每個貧困戶，做到“應保盡保”。對申請低保的貧困戶，村民小組必須討論決定，并進行兩次公示，做到公平公正；對弄虛作假的現象要有監督和糾正措施。

注 釋

①(德)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2、33、34、38、39頁。

②樊紅敏，賀東航：《農村政治學研究范式的檢視與拓展》，載于《學術月刊》2007年第6期。

③劉金海：《山村經濟》，中國社會科學出社，2007版，第191頁；劉金海：《市場經濟建立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載于《江漢論壇》2006年第11期。

當前中國農民發展現狀 我國農民收入現狀分析篇三

簡析現階段農民增收困難的原因及對策

內容摘要：“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重中之重則是收入問題。當前，農民增收困難已經到 了非常嚴峻的地步。造成農民增收 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還沒有從根拳上得到改變。影響我國農民增收的具體原因包括內層體制不活，外部環境不暢，農民人力資本素質不高等。因此應切實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努力抓好農村勞動力轉移。

關鍵詞：農民增收 原因 對策

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科學發展，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當前，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亟需解決的突出問題。正源于此，找準影響我國農民增收的原因與對策已迫在眉睫。1 當前影響我國農民增收的具體表現

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了農民增收困難的局面。新中國建立后，我國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以農業支持工業的發展戰略。據測算，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最初 30年里，農業部門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為城市工業提供了5 100億元的巨額資金；1978～1991年，剪刀差累計高達 12 319．5億元；進入 20世紀 90年代，每年剪刀差絕對額都在 l 000億元以上。另外，雖然國家財政支農資金的總量在不斷擴大，可是用于農業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1991—1997年分別為10．26％、10．i5％、9．49％、9．20％、8．43％、8．82％和 8．30％，這與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極不相稱。“中國的社會轉型就其實質而言，是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由前現代化向現代化、由一元社會向多元社會的轉化，是一個全面、深刻的變化過程”。在我國二元經濟結構中，這種靠犧牲農業發展工業所形成的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造成了農民增收難的局面。

1.1 土地流轉難農民普遍存在著固守土地，過分依賴土地的思想，土地一家一戶分散經營，不利于搞規模經營，從而難于提高效益。

1.2 結構調整難農民最看重的是既得利益，在圍繞市場需求調整種植結構中顧慮重重，在進入市場過程中怕擔風險，怕受損失。

1.3 資金積累難大多數農民單純依靠土地生活，這樣只能解決溫飽，而不能積累資金對農業進行投入，進而使科技推廣示范也不能深入。

1.4 勞力就業難土地的分散經營與農村人多地少的現狀形成直接的矛盾，產生一部分剩余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由于缺技術，缺資金，缺信息，很難及時就業，形成一個隱性失業群體。影響我國農民增收的原因

2.1 內層體制不活是影響農民增收的最主要原因這種體制就是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二元經濟結構所導致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這種不平衡主要體現為城鄉分割，一方面是城市發展以控制農村為代價，工業發展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直接造成目前依然存在的工農產品剪刀差，從而導致農民增收緩慢。另一

方面是施政者在工作中注重追求顯性政績，重工商業而輕農業，重城市而輕農村，重城市居民而輕農民，這就更加劇了城鄉差別，致使農民增收也愈加困難。

2.2 外部環境不暢是影響農民增收的最直接原因這主要體現為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排斥集約化大生產，導致農業生產的市場體系不健全，信息服務體系不到位，科技推廣體系不緊密，農產品買難賣難現象突出。市場體系不健全導致地區主導產業不明晰，龍頭企業，合作組織和基地等環節不配套，缺乏拉動作用。信息服務不到位導致農產品生產處于無序發展，自由競爭狀態，產業信息平臺作用不能發揮。科技推廣體系不緊密表現為農科研相脫節，農產品的標準化生產無法組織實施，致使產品質量和檔次無法適應市場需求。

2.3 自身素質不高是影響農民增收的最特殊原因由于農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生產生活條件的限制，其自身存在著思想觀念落后，組織化程度差，科技文化水平低等諸多不利因素。思想觀念落后導致農民不善于接受新事物、新技術、新思想，存在著固守田園，小富即安，小進則滿的小農意識。組織化程度低導致農民個體無法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的有效對接，無法把握市場形勢的變化，無法承受市場經濟所帶來的風險。科技文化水平低導致農民不容易掌握新技術，推廣新成果，采用新方法，這些因素的疊加又直接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加。

2.4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增加，轉移困難。致使農民非農收入減少

2.4.1 土地經營規模越來越小，難以實現規模經營。l0多年來，在勞動力供給量大幅度增長的同時，由于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農業生產中的用工量不斷減少。這種農業的小規模與小生產伴隨的是低技術和低勞動生產率，使農民收入下降。

2.4.2 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下降，使農 民非農收入減少。進入 20世紀 9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面臨“二次創業”，發展速度明顯放慢，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相應減弱。同時，鄉鎮企業為提高市場競爭力，也進行著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出現了資本增密的趨勢，這就直接降低了鄉鎮企業的就業彈性。1980—1998年，鄉鎮企業對資有增加值的就業彈性為0．36，1991—1996年降為 0．19；1980～1988年對固定資產原值的就業彈性為0．65，1991 1996年降為0．21。農民鄉鎮勞動收入也急劇下降，1990—1996年，農村居 民的鄉鎮勞動報酬收入平均每年增長 16．1％，而 1997年下降為l1．1％，1998年則為 4．72％。

2.4.3農民工大量回流，使農民企業勞動收入下降。20世紀 80年代以來，“民工潮”出現，大量農 民涌人城鎮擇業，當年人數高達 61130萬，企業收入成為農民增收的一個主要渠道。但 目前在宏觀經濟緊縮、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的背景下，許多企業停工、停產甚至倒閉，大量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失業，農 民工也自然先期無工可做而“下崗回鄉”，這樣農民收入就受到直接影響。1990～1996年，農村居民的企業勞動報酬收入平均每年增長 26．6％，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但在 1997年，農村居民的企業勞動收入僅增長了15．9％，1998年則下降了 1．3％。

3增加我國農民收入的對策

針對影響農民增收的具體表現和原因，要想增加農民收入，必須樹立科學發展觀，落實國家對農村，農業，農民的“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全面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戰略，做好農民增收大文章。

3.1 切實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農業是基礎產業，更是弱勢產業，需要承擔自然和市場雙重風險，農業的發展不能只靠市場調節，而是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那么支持和保護農業首先就是要落實好國家的各項惠農政策，真正把糧食補貼，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補貼等對農業的補助落實到位，不能出現“中梗阻”現象，以此來調動農民積極性，切實增加農民收入。其次是要認真做好科技下鄉工作，通過搞好信息發布，建立科技示范基地，加強實用技術培訓等多種措施培訓農民，提高他們的素質，實現增收目標。再次就是加大資金扶持力度，通過農業綜合開發，扶貧開發和土地整理等項目改善農業基礎條件，增強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為實現穩產增產創造條件。

3.2 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扶持農業產業化就是扶持農業；扶持農業龍頭企業就是扶持農民。農業產業化其實質就是農民家庭承包經營與外部市場的直接對接。如果我們把農業產業化看做是“龍”型經濟，一方面可以說市場是龍頭，農民是龍尾；另一方面也可以說農業企業是龍頭，產業基地是龍尾，無論哪一方面，連接龍頭和龍尾的龍身都是農村專業合作組織或者協會。因此推進農業產業化就是要在龍頭企業，市場，專業合作組織，產業基地和農戶中形成一條完整的鏈條，這就需要：一是要理性地確定本地區的主導產業并建立穩定的產業基地；二是要依托主導產業建設龍頭企業，就是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企業，通過專業分工細化產業集群，實現加工轉化增值，這實質也是農業工業化的過程；三是要建立專業合作組織或者協會，連接起整個鏈條，最終實現增加農民收入的目標。

3.3 努力抓好農村勞動力轉移轉移農民就是富裕農民。國際上衡量現代農業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的比重下降到各個國家（地區）勞動力的20%以內，像美國為3%，韓國為12%，臺灣為10%，我國目前則為78%。由此可見，我國勞動力轉移可以說任重而道遠。而如何轉移勞動力呢？那就是堅持走小城鎮建設之路，這是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的必然選擇，它立足于我國人口多，尤其是農村人口多的實際，把城市的拉動力與農村的原動力有機的結合起來，通過發展第三產業膨脹城鎮人口，發揮聚集效應。而進入小城鎮后其閑置的土地可以搞規模經營和流轉，這又為產業化經營與發展提供了直接的原始積累，最終實現農民增收的目標，實現城市與農村的和諧發展。

3.4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對于農業抗災保收、確保農民收入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發達國家非常重視對農業的投入，其農業投資需求的增長大大快于農業產值的增長，農業基礎設施普遍比較完善。我國是自然災害發生比較頻繁的國家，北方地區冬春季節時常發生雪災、沙塵暴，華東地區、黃淮地區春季經常發生干旱，而華南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夏季又經常發生水災。因此，應重視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從總體上看，我國對農業的投入特別是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顯得不足，嚴重影響了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從而影響到農民的收入和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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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春芬．轉型時期中國農民的不平等待遇透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o6．

當前中國農民發展現狀 我國農民收入現狀分析篇四

農民增收

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問題，核心是農民問題，是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農民全面發展的問題。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出現和解決有一個大體的先后順序。最早是農業問題，即如何發展農業以保障工業化對農產品的需求問題；之后是農民問題，即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公共服務城鄉全覆蓋的問題；最終是農村問題，即大規模開展農村建設縮小城鄉差距的問題。從我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觀察，目前可能正處于由解決農業問題向解決農民問題轉變的關鍵時期。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上。

資本“下鄉” 家庭經營收入占比下降

農民純收入可以分為四個組成部分：工資性收入（勞動報酬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包括家庭經營農業收入和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農民收入的四大來源中，家庭經營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153元，其中家庭經營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這一比重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2004年，這一數字還是60%。5年時間，下降了11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還是相當可觀的。家庭經營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為大量農民外出務工，農民工資性收入快速增加，這符合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大量資本進入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通過家庭經營中獲得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這是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傾向性問

在2008年全國農村經濟收益分配格局中，農民經營所得最終占到可分配凈收入的70.6%。這一比重在2003年為74.3%，2000年為77%，新世紀以來基本上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企業各種留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來投資者分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發達地區，這一下降趨勢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紹興市數據顯示，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已經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這一比重已經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資本不足 阻礙農民合作獲取經營利潤

在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獲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為現代農業建設步伐不斷加快，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單個農戶卻缺乏必要的資本，從事經營的領域逐步收窄，大量資本趁機“下鄉”，資本獲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業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規模養殖所占的比重穩步提高，1996年規模飼養量在全行業的比重還只有6.3%，2006年達到50%，2008年已超過60%。大多數規模養殖的是資本主導企業形式的養殖。真正農戶主導的、家庭形式的所謂散養戶占的比重逐步降低，農戶逐步被迫退出畜牧業經營。統計數據上的表現就是，畜牧業占農業的比重不斷提高，但出售畜禽產品收入占農戶家庭收入的比重卻不斷下降。

資本逐步占領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的局面，必須加以改變。要實現農民收入穩步增長，就一定要把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留給農民，要讓農民首先能夠在農村通過經營獲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它們都明確限制資本進入農村占領農民經營領地。要解決單個農戶資本不足和農業經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矛盾，我們也應該學習日本、臺灣等地的經驗，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要通過機制創新，讓合作社能夠支配一定數量的資本，能夠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領域，守住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要讓合作社有能力獲取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的利潤，再通過合作社內部的分配機制，把這部分利潤轉換為農民的收入。

從數量上來看，近兩年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21.16萬家，比2008年年底增長90.8%；實有入社農戶約21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32%。但是，合作社發展質量還亟待提高。從目前情況看，合作社還不能很好地幫助農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資本獲取經營利潤。當前，合作社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合作層次較低。絕大多數合作社局限在技術信息服務領域，真正能組織農戶統一購買農資或銷售農產品的為數不多，能開展農產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數。二是合作機制不順。合作社內部規范的治理機制尚未真正建立起來，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機構不健全，社員不太愿意參與合作社的管理監督，合作社對社員的民主權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積極性不高。農民入社動機不強，退社較為隨意。入社后參與活動較少，合作社內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場交易量，一些合作社與社員的交易量小于與非社員的交易量。

這三個問題其實是有因果聯系的。第一個問題是根本，它是產生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的原因。只要合作社無法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它就無法獲得這部分收益，分給社員的也就不多，農戶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農戶入社的積極性不高，且隨時可能選擇退出。在這種情況下，顯然難以建立規范的治理機制，這樣的合作社發揮的作用不大，且隨時面臨解散的危險。由此可見，合作層次決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響到合作機制的建立及合作積極性的提高。而合作層次不高，主要是因為合作社缺乏足夠的資本，沒辦法進入農產品流通加工領域。

推動合作社發展，要在加強政府服務、培養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證合作社能夠占有足夠的資本。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夠作為合格的市場經營主體進入農產品加工等領域，才能夠擁有為社員謀利的手段。為此，必須創新體制機制，搭建好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務的平臺，推動產業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結合。

交易份額認購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傳統合作社同樣因為缺乏資本而陷入經營困境。這迫使它們進行制度創新，發展成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們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具體而言，我們在發展合作社時，首先要確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規模，再據此確定所需資金數額，然后把加工規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額（deliver share）。社員入社時按規定必須認購交易份額，并同時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資，通過調整比例，使得社員出資額之和剛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資金數額。交易份額規定了社員交售給合作社的產品數量，社員交售產品總數剛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規模。如果社員當年產出不夠，允許其從市場購買予以補齊；如果超出，超過部分由合作社視情況決定是否收購。

通過這一系列制度創新，就可以為我國合作社發展建立起靈活的籌資機制和資金利用機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額的同時獲得了一筆穩定的資金，借此購買固定資產，開展農產品加工流通等業務。有了固定資產后，合作社就可以進入金融體系，獲得銀行貸款；就可以創辦或控股農產品加工企業、鋪設銷售網絡，獲取加工銷售環節利潤。合作社利潤按交易份額分配給社員，由于交易份額和社員認購資本額成正比，按交易份額分配也相當于按認購資本額分配。合作社通過參與加工和銷售，擴大了社員合作的范圍，也提高了社員分紅回報率，增強了合作社對農民的吸引力。社員認購交易額的積極性增加，反過來又保證了合作社的資金來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環。

只有為合作社經營提供足夠的、可支配的資本，才能夠幫助農民利用合作社實現對資本的集體占有和控制，才能夠幫助農民占據農業農村經營領域并獲取更多的收入。通過努力，目前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的趨勢完全能夠得以止住。單此一點，農民收入每年就能夠增加0.5%。如果再能夠把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農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唯一的一個量化指標，就是要保證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換言之，必須保證農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長速度。通過制度創新，讓農民通過合作社實現收入每年增加3.5%，對完成全會規定的目標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員出資的數量始終從屬于交易份額，而交易份額取決于農戶生產的規模和與合作社的惠顧額，社員同時作為所有者與使用者的特征沒有改變，合作社的本質屬性沒有改變。因此，引入資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農產品生產的合作，是勞動的合作，而資本的合作處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為導向的，而不是以投資者的資本增值為導向的。

當前中國農民發展現狀 我國農民收入現狀分析篇五

農民增收的障礙解析

關鍵詞： 農民增收 小康社會 農業產業化 合作組織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已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關鍵性因素。其中，農民增收始終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除初期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長15.18%，高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個百分點外，以后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1986年-199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個百分點，98年-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為3.58%，兩者差距擴大到了3.39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響了對農業的投入，遲滯整個農村社會的發展，進而成為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

黨的十六大從根本上確立了農民增收全局性的戰略地位，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十六屆三中全會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高度來推進涉及“三農”問題的各項改革。由此可見，扭轉農民收入增速下滑，確保農民收入進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快車道，是我們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關注的重大問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農民收入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文件要求全黨進一步增強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緊迫感和主動性。

一、農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體制的制約

1、農村上層建筑的不合理性成為農民增收的巨大障礙 基層政府冗員多，農民負擔重，是中國“三農”問題中的突出問題。基層政府因人設機構，“對口”設機構，加上級政府下派與分流人員，致使近年來干部職數不斷膨脹。據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縣、鄉兩級政權財供人口達到3000多萬人，村級干部需要由村民負擔的全國有730萬人，實際供養經費6000多億元，由農民負擔的有2000億左右。正如溫家寶總理在記者見面會上所指出的那樣，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的負擔占農民實際負擔的40%左右。不僅如此，近年來許多基層政府耗費大量資金建設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農民負擔。

2、城鄉二元結構成為農民增收難以逾越的一個坎

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戒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導致農民勞動收益率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急需要從農村轉移出來。但是，嚴格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和歧視性用工制度以及種種不合理的收費，抑制了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愿望，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工業經濟也面臨著減員增效的巨大壓力，加上本身的資本積累能力有限，難以吸納更多勞動力，城市本身下崗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就業與再就業壓力增大，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更加困難。

（二）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后，難以為農民增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是指社會各方面通過各種形式向農業經營者所提供的農業生產各個環節所需要的各種經濟和技術服務的總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推進制度創新，增強服務功能”。但是作為農村社區內部向農民提供各類服務的主要承擔者農民自治性組織――—村民委員會的建設明顯滯后。不少地方尤其欠發達地區，村干老化、無人干的現象十分普通。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財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點的村級財力只有2萬多元，少的村不足1萬元，加上轉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組干補貼。嚴重挫傷村兩委成員及組干的工作積極性，農村基層組織不穩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協調組織，“一事一議”難以實施，農業基本建設和村里的社會事業無人問津，不少村級組織實質上已經陷入癱瘓。與此相應農村傳統的合作經濟組織合作功能喪失貽盡，在傳統的合作組織中最為重要的兩大組織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經完全背離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它們中絕大多數已經異化為贏利性企業。不少地方供銷社實質上已經分解成個體工商戶，它們完全以自身的利益為準繩同農民打交道，逐漸演變為與農民博奕的市場主體，它們的服務宗旨蕩然無存，逐利已成為其經營的根本目標。另一大合作組織由社員入股，為農民提供金融服務的主體——農村信用社早已脫變為“官辦”金融機構，股份合作制名存實亡。在商業化經營的目標的影響下，同時也因為農戶的貸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風險大等特點，信用社的支持重點偏移到民營企業或鄉鎮企業，甚至干脆轉移出農村。20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出農村的資金每年有2000億元左右。其次，農業產業化水平低下；農業產業化通常被稱作“公司+農戶”的經營方式。它以農產品加工、營銷企業為“龍頭”，根 據自愿、互利的原則，與農戶建立穩定的農產品產銷關系。應當講在初級農產品的供給處于總量階段性過剩的形勢下，這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這一經營模式的績效沒有很好的顯現出來，反而問題非常突出。具體表現為：一是“龍頭”企業難尋，欠發達地區尤甚，難以表現出帶動效應。二是由于公司與農戶并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場信用關系，“訂單農業”的履約率低。三是由于農民組織化的程度低，談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價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據主動，依舊是資本支配勞動，農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農民素質偏低，影響了農民參與市場的競爭能力，最終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長。

人力資本理論明確提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個人收入分配趨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是增強農村社會發展的根本。但是現行教育費用制度造成農民受教育機會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在的農村教育體制設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學村辦、初級中學鄉辦、完中縣辦的原則設立。由于基層政權財力有限，農村教育投資遠落后于城市。據調查資料顯示，普通小學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861.64元，城鎮人均水平為1423.85元。義務教育水平差距尚且與此，更不用說農村繼續教育了。不少縣、鄉在“雙基”達標過程中負債累累，難以成為農村教育的投入主體，教育經費的不足導致農村各類教育水平難以提高，是造成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國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問卷調查顯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達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勞動力仍占8.5%,接受過農業職業 教育的僅占農村總勞力的7.3%，接受過有關資格培訓的人數僅占勞動力的5.7%。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響到謀求就業的機會、取得收入的渠道。現在，隨著城市二、三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越來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質勞動力不得不重新返回農村，失去了取得工資性收入的機會，導使非農收入減入，農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響。

農民增收問題，就實質而言是二個方面：一是減負；二是農業收入和非農經營收入增長。因此要徹底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我們必須減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

二、促進農民增收的對策

（一）切實做到精簡機構與層次減輕農民負擔

我國目前政權有中央、省、市、縣、鄉五級，可以說層次太多，而且均對口設置機構，機構與人員膨脹嚴重。從1998年開始，中國開展了鄉鎮撤并精簡機構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個鄉鎮，鄉鎮總數由撤并前的46400多個減少到39000多個。現在不少地方也正在進行撤村并村工作。隨著農業稅費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不少以農業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鄉鎮，將逐步失去相應財力保障。因此，新一輪的行政管理體制必須要有大動作，以適應農村發展的新要求。可以考慮分幾步走直至徹底減少政府層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鄉并鎮。從水平層面徹底減少機構與人員。第二步，撤縣建市撤銷縣級政權，把鎮級政權改為派出機構，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層次分為中央、省、市三級，加上鎮一級派出機構，從垂直層面減少機構與人員。同時重新界定和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職能，劃分好各級政府事權，并給予相配套的財權。從現行政權運行的機制來看，縣、鄉兩級政權職能主要是貫徹和執行中央和上級 政府的方針政策，實質上是執行機構，執行機構重置只會增加行政成本，導致效率低下。農業稅的停征將使不少縣、鄉（鎮）政府的行政事務大為減少，人員將更加富余。根據精簡效能的原則，“3+1”的行政體制不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這樣變革對發展小城鎮建設，推動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最終打破超穩定的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具有積極意義。

（二）建立健全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

1、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創新

現行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功能的發揮主要是依靠鄉、鎮黨委領導下的黨、政、經基層政權的組織體系，一個以農民為主，為農民服務的農村社區合作組織一直就沒有建立起來，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必須對傳統合作組織進行改造，支持農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則，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通過制度變遷探尋農戶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順利實現小生產與大市場的對接，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2、積極推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

農業產業化實質上是一種集約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農業，它的核心是把傳統農業中相互分離的產前、產中和產后連接起來，實現產、供、銷一體化。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帶動力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農戶找到了龍頭企業就等于找到了市場。可以有效避免農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盲目性，同時也可以順利實現農產品與市場對接，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要不遺余力地加強對龍頭企業的創業扶持與服務，安排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專項資金，較大幅度地增加對龍頭企業的投入。同時也要加 強引導與監督幫助農民與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

（三）努力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增加非農經營收入

目前，農村中有5億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達2億多。2002年底與1996年相比，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中，非農經營收入比重已從29.26%提升到51.7%成為農民收入增長最大的亮點，而支撐農民非農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外出務工。因此，如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開辟“綠色”通道，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合理、有序的移動是各級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發布的一號文件中，中央為破除農民工進城的體制性障礙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這無疑極大激發了廣大農民進城務工的熱忱。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隨著科技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富余勞動力與城鎮下崗失業人員雙增的態勢不可避免。城鎮就業壓力的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構成障礙。目前，進城務工的1億多農民中，農民身份并沒有變化，大多數人不能也不愿意擺脫原先賴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經轉移的農村勞動力處于不穩定的就業狀態，難以完成形式和本質都兼備的就業領域轉移。因此必須改革現行“戶籍管理制度”，降低農民進城門檻。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堅定農民退出農村的決心。積極推動小城鎮建設，增強小城鎮吸納農村人口、帶動農村發展的能力。落實一號文件鼓勵農民自主創業的各項措施，增強轉移勞動力資本積累能力，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穩定有效的轉移。

（四）提高農民素質，提升農民的競爭力

目前農民素質的偏低的狀況，已經成為制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民增收的關鍵性因素，農民收入低又進一步影響到農民家庭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和教育消費。使他們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識和技能方面處于劣勢地位。因此，農村教育體制變革勢在必行。首先，調整中、小學校布局，實行資源重組，加強農村中、小學師資隊伍的建設和培訓，提高師資水平。其次，改革農村教育費用制度，嚴格實行義務教育一費制，同時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投入主體由縣、鄉（鎮）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轉換。以徹底改變農村中小學學生人數比例與費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強農民繼續教育和科技培訓力量。利用農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資源，創辦農民培訓學校或農民夜校，鼓勵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用人單位開展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采取多渠道的辦學模式和靈活多變的教育方式，切實提高農民的素質。

參考文獻：

《十六大報告》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 二oo四年“中央一號文件” “人民網”的有關數據資料

安慶市委黨校講師

錢曉春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