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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執政意識篇一

文章作者：宋剛峰 章國英

一

執政理念系指執政主體對其執政活動的理性認識和價值取向，屬執政活動的意識形態層面及其意識形態的核心觀念，是產生執政綱領、主張、方略、政策以及工作思路的思想基礎，是執政活動的理論指導和執政能力的思想基礎。先進的執政理念是對執政活動特別是執政規律的正確認識和反映，是執政黨建黨思想和價值取向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集中體現。對執政黨而言，沒有明晰、確定的執政理念，其執政活動可能是盲目的、隨意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也難以提高；沒有先進的能體現時代精神的執政理念，其執政活動可能會背離社會發展規律和執政規律，偏離時代前進的方向，損害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

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共產黨正在為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并接受長期執政考驗而奮斗。因而，重視黨的執政理念研究，繼承發展體現執政規律和適應時代要求的先進執政理念，始終保持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先進性，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二

我們黨在半個多世紀的執政活動中，逐漸形成了一系列成熟而鮮明、凝結著中央幾代領導集體和全黨智慧、體現馬克思主義政黨特征及其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并被實踐證明完全符合執政規律的執政理念。主要有：

（一）執政為民理念。這是黨執政理念的核心，體現了黨的根本宗旨、最基本的價值觀和共產黨執政最基本的規律，是夯實和拓展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的根本途徑。

毛澤東反復強調從領導革命戰爭到建設社會主義，一切為了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是黨的宗旨和根本目的。鄧小平提出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實質，就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新形勢下賦予執政為民理念新的時代內涵。鮮明地提出以人為本的觀念，把人民群眾的愿望、需要、利益以及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黨和政府各項工作的中心地位，深切關注人民群眾的生存、發展狀況和人的價值，將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國家建設發展的最高目標，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

（二）致力于發展理念。經濟建設和發展是工人階級政黨奪取政權后首要的根本的任務。自新中國成立開始，我們黨就致力于探索經濟發展之路。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就號召全黨：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做經濟工作。鄧小平的發展觀集中體現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綜合國力上。江澤民同志提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要求黨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的方向，加快經濟增長，增強執政的物質基礎。

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后，黨的發展理念更加科學，更符合現階段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集中體現在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上。

（三）民主法制理念。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基本治國方略，二者相輔相成，是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規律之一。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提出的中共如何跳出“其興也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問題時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鄧小平的民主法治思想體現在把發展民主同健全法制緊密聯系在一起，實現民主的法制化。江澤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系列主張，進一步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

十六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目標，使民主法制理念得到進一步發展。民主觀念、權利觀念、依法行政觀念、法律權威觀念、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觀念等，都得到了具體的豐富和展開，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充滿了生機。

（四）維護穩定理念。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民族構成復雜，維護社會穩定與和諧是黨長期執政的必然要求。新中國成立之初，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醫治戰爭的創傷，維護社會的穩定，保證經濟的快速發展。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曾嚴肅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江澤民同志精辟地論述了改革發展穩定的辯證關系。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實踐中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在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通過改革發展促進社會穩定。

（五）發展先進文化理念。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凝聚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要求，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規律之

一。在文化建設理念上，毛澤東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雙為”方向和“雙百”方針得到堅持和發展。十六大再次指出：“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并系統提出了發展先進文化的指導原則。

（六）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和運用一切積極因素理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同盟者，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是毛澤東一貫堅持和強調的基本觀念。鄧小平說：統一戰線的對象，清楚得很，顧名思義，是把一切能夠聯合的都聯合起來，范圍以寬為宜，寬有利，不是窄有利。十六大提出增強階級基礎、擴大群眾基礎觀念，對為祖國富強貢獻力量的社會各階層都要團結，對他們的創業精神都要鼓勵，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都要保護，對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要表彰，使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

（七）從嚴治黨理念。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這也是黨執政的一條重要規律。毛澤東在執掌全國政權前夕就鄭重提醒全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提出“兩個務必”的要求。鄧小平對黨的建設十分關注，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鍵在黨”的著名論斷，他對黨內腐敗問題高度警覺，尖銳指出：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江澤民同志對執政條件下的黨的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不僅明確了指導思想，并全面部署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黨的建設高度重視，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問題上旗幟鮮明，態度堅決，標本兼治，打防結合，取得反腐倡廉的重大成效。

三

我們黨的執政理念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思想始終統帥和主導著黨執政活動的各個具體方面和各個歷史時期，是黨執政理念體系的靈魂和執政理念形成的核心價值取向；二是黨的具體執政理念如上述歸納的七個方面理念的內涵，是黨根據所處的各個歷史時期的具體情況而形成并隨著時代條件的變化不斷與時俱進的。

因而，保持黨執政理念的先進性，實現黨的執政理念的與時俱進，是全黨面對的經常性重大課題，解決這一課題的基本要求是：

第一，體現時代性。時代條件是政黨執政理念產生的鮮活源泉。一種思想理論的核心觀念往往是它的時代精神的凝結。而分析執政環境、執政基礎和執政主體自身狀況是分析時代性的最佳切入點。新時期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的確立，正是深刻認識執政環境、執政基礎以及執政主體自身狀況的結果。在黨的執政環境“形勢逼人，不進則退”，黨賴以執政的社會基礎復雜化，作為執政主體的中國共產黨自身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的條件下，黨中央鮮明地提出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的問題，將人民群眾主體地位鄭重地提到全黨面前。顯然，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是整合新時期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應對黨所面臨的各種機遇和挑戰、各種困難和風險、各種矛盾和課題的最有力的力量，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是這個時代的最強音。

第二，把握規律性。正確的理論是對客觀事物本質和規律的正確反映。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黨的執政理念形成豐富所必須遵循的三大規律。只有正確反映和體現這三大規律的執政理念，才能指明執政活動正確的方向，鞏固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實現執政目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對三大規律認識的重要成果。我們黨以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為核心的一系列執政理念的形成和豐富是對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成果的成功運用。

第三，富于創造性。要以一種動態的、開放的、發展的姿態，以一種寬廣的胸懷和眼界，面向時代和未來，面向中國和世界。這既是一個態度問題，也是一個觀念問題。真理不能窮盡，對真理的認識也不能窮盡。事物的發展是永恒的，對規律的認識也是無止境的。只有以一種動態的、開放的、發展的姿態，才能不斷地認識規律，把握規律，不斷地豐富、完善執政理念體系，實現執政理念的與時俱進。要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既是一個勇氣問題，也是一個立場問題。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勇氣，就難以與時俱進。要堅持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在漸進中更新。執政理念的創新成果將直接作用于執政實踐和社會變革，因而要充分考慮歷史、現在和未來的關系，使之既不割斷歷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時代、又不超越階段，以保持社會在穩定中發展前進。

（作者單位：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湖北省安全廳）

科學執政意識篇二

科學執政理念是科學執政的思想基礎。堅持科學執政，要結合中國實際不斷探索和遵循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以科學的思想、科學的制度、科學的方法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國際形勢深刻變化、國內改革發展處在關鍵時期，我們必須按照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要求，牢固樹立科學執政的新理念，不斷提高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的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

一、牢固樹立科學的發展觀

確立科學執政理念首先要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全面系統地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深刻內涵和基本要求，增強運用科學發展觀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黨的先進性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社會主義主要矛盾和當今中國發展中的所有問題的解決，關鍵在于發展。我們要抓住新世紀頭２０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加快發展。發展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和自然規律，樹立和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各級領導干部不斷提高科學發展能力，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重大決策上來。統籌兼顧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我們必須按照中央“五個統籌”要求，堅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在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注重加快社會發展；堅持城鄉協調發展，著力研究解決“三農”問題；堅持區域協調發展，充分發揮各地區的優勢和積極性，實現共同發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在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中提高對外開放水平。要正確理解和把握中央宏觀調控政策，把宏觀調控作為一個重大機遇，根據各個地區的實際情況，把握好宏觀調控的目標、方向、重點和力度，在營造發展氛圍、破解要素制約、加快結構調整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實現速度、結構、質量、效益的統一。要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從粗放的資源消耗型發展方式向集約的生態型發展方式轉變，在加快發展中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在轉變增長方式中加快經濟發展，建立起循環經濟發展體系，促進生產生活生態協調發展、整體推進，努力提升發展層次和水平，實現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

二、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

對執政黨而言，堅持科學執政理念、提高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不但體現在發展上，也必然體現在政績上。歷史充分證明，一個政黨能否長期執政，與這個黨創造的政績休戚相關，只有得到最廣大人民認可的政績，才能擁有廣泛而深厚的社會群眾基礎。因此我們在執政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正確的政績觀。

執政行為必須以人為本，以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出發點。胡錦濤同志指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說到底就是要忠實實踐黨的宗旨，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也就是說，要把執政為民作為執政黨的第一價值取向，把實現人民群眾的解放和幸福作為共產黨人的終身追求，實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為人民創造實實在在的政績，真正造福百姓。各級領導干部要在勤政廉政的基礎上，真正把以人為本的理念滲透到各項具體工作中去，千方百計造福百姓，高度關注民生。要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努力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要牢記群眾利益無小事，建立健全為民辦實事的長效機制，切實為群眾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特別是對當前群眾的住房難、就業難、行路難、辦事難等熱點問題，深入調查研究，盡快解決好。

三、牢固樹立全面的創新觀

創新是人類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是執政黨永葆活力的源泉。實踐證明，唯有創新，政黨才能求得生存，求得發展；唯有創新，才能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增強科學性，從而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

樹立全面的創新觀必須堅持各個領域和層面的創新。創新應堅持理論、制度、科技、文化以及其他各個方面的創新相統一。各級領導干部應當樹立起全面的創新觀，倡導和鼓勵廣大人民群眾在廣泛的領域和層面開拓創新，讓群眾中蘊藏的巨大的創造力、想象力的思想之花在理論、制度、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結出絢麗多彩的文明之果。

樹立全面的創新觀必須抓住求真務實這一本質，使主觀更加符合客觀，理論更加符合實際。作為黨的領導干部，最關鍵的就是要堅持求真務實，將中央要求與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深入理解和靈活運用中央精神，勇于創新，善于實踐，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切從實際出發，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堅持科學態度，大膽進行探索，使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更加符合客觀實際，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和時代發展的要求。

樹立全面的創新觀必須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社會發展不會停止，創新也沒有止境，在創新的過程中隱含著風險和不確定因素，這需要我們有良好的精神狀態和積極的進取精神，敢為天下先，不斷地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和機制。作為執政黨，要強化黨員干部的進取意識，大力弘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和業務技能學習，不斷提高開拓創新能力。

四、牢固樹立持久的穩定觀

持久的穩定觀的實質，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問題。對執政黨來說，穩定壓倒一切，任何時候穩定都是改革創新和發展的前提。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人民就無法安居樂業，就根本談不上改革和發展，執政也就會面臨一系列困難。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推進，總的來說，社會穩定系數日益增強，解決不穩定問題的辦法增多。但也有一些領導干部不善于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或者求穩怕亂不敢放手改革發展，或者為改革發展而忽視維護穩定。持久的穩定觀，是大穩定觀，追求的是維護穩定而不是維護現狀；是長期穩定，而不是短期穩定；是動態的穩定，而不是靜態的穩定；是改革發展促進穩定，在維護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

樹立持久的穩定觀，就要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要建立完整的社會信息反饋網絡，形成統一指揮、功能齊全、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的應急機制，建立完備的突發事件管理制度和緊急狀態法律法規，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為經濟社會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營造一個始終保持快速發展、充滿活力和持久的穩定環境。

樹立持久的穩定觀，就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各級領導干部想問題作決策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重要結合點，讓廣大群眾充分享受到發展的成果，特別要高度重視和落實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同時要建立健全社會利益的溝通渠道和協調機制，強化基層基礎工作，努力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將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充分調動起來。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正確把握各項改革的出臺時機和推行力度，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協調發展。要積極研究并把握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探索新途徑、新方法，不斷提高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服務群眾的本領。各級領導干部要深入基層，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以群眾關心的熱點和難點問題作為工作重點，善于運用說服教育、示范引導和提供服務等方法把群眾工作做深、做細、做實，凝聚和激勵群眾共同前進。

五、牢固樹立科學的人才觀

人才是第一資源。一個政黨能不能凝聚大批優秀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政黨的興衰存亡。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關鍵在人才，希望在人才。

樹立科學的人才觀，應鼓勵人人都作貢獻，倡導人人都能成才。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識或技能，能夠進行創造性勞動，為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作出積極貢獻，都是黨和國家需要的人才。要堅持德才兼備原則，把品德、知識、能力和業績作為衡量人才的主要標準，不唯學歷、不唯職稱、不唯資歷、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選人才。

樹立科學的人才觀，必須堅持“黨管人才”原則，全面統籌人才工作，使我們黨真正成為聚集優秀人才的執政黨。統籌發展規劃，把人才工作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本文權屬文秘之音所有，查看)發展的總體規劃。統籌隊伍建設，既突出抓好黨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三支隊伍建設，又要加強各個領域和層面的多樣化人才隊伍建設。統籌工作環節，加大改革力度，理順體制機制，正確把握引進、培養、使用人才三個關鍵環節的內在聯系，有效促進各個工作環節的有機統一，提高人才開發的整體效能。統籌政策措施，根據總體部署和要求，抓緊制定具體的實施意見和配套政策措施，注重各項政策措施的銜接和落實，努力營造人才政策優勢。統籌資源開發，注重人才資源開發與其他要素資源的相互配套，促進人才開發與創新創業環境資源的有機結合，真正形成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用當其時和人才輩出的新局面。

科學執政意識篇三

論科學執政、民主執政與依法執政

2006-09-08 10:44:12 [點擊數:280]

法律意義上的執政指一個政黨通過選舉進入國家的政權機構并以該政黨為主體、主要通過本黨黨員以國家權力的名義從事對整個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活動。政治學意義上的執政指通過革命、選舉或其它方式掌握和運用國家機器，綜合采用經濟、政治、法律、行政等各種手段，領導、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活動。可見，政治學意義上的執政涵蓋了法學意義上的執政。所謂執政能力當然就是執政黨把握、控制、執掌政權的本領。“黨的執政能力，就是黨提出和運用正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領導制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采取科學的領導制度和領導方式，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有效治黨治國治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領。”[1] 從根本上講，執政黨要通過執政能力建設提高執政水平，必須按執政規律辦事。按執政規律辦事要處理好執政合法性問題、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之間的關系等問題。

一、執政的邏輯前提——合法性

研究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是講執政黨如何提高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問題，何故將執政合法性提出來？因其具有內在聯系，是科學認識“三執政”的必要的理性認識基礎。法學意義上的合法性是程序意義和形式意義的，政治學意義上的合法性主要是實質意義的。法國學者讓·馬克·夸克對合法性的界定是：“合法性是對被統治者與統治者關系的評價。它是政治權力和其遵從者證明自身合法性的過程。它是對統治權力的認可。”[2] 可見，合法性有三個要求：一是被統治者首肯；二是得到社會價值觀念和社會認同；三是法律對統治權力和價值觀的認可。可見，政治學意義的合法性講政權的運作關系，統治者掌握的公共權力與被統治者的關系；其主要含義是多數人認同。這個思想可從中國古代“得民為君”的傳統中找到豐富的理論資源。孟子說：“得乎丘民而為天子。”[3] 管子曰：“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4] 這些論述證明先秦思想家們大多數都開始用人的眼光考察政治問題，喊出了得民之助者方可為君的進步口號，“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對歷代改朝換代的原由作了某種符合實際的反映。所以，綜合政治學界的觀點，政治學意義的合法性可用兩個公式表達：合法性＝權威性＋認同感；合法性＝權力來源合法＋政績顯著。

不同的社會，合法性有不同的來源。如果綜合法學和政治學關于“合法性”的觀點，可將合法性分為實質合法性與形式合法性。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來源于革命戰爭的勝利與人民的認同，這是一種實質合法性，包括歷史的選擇和共產黨的先進性。按自然法思想，實質合法性是指符合理性、正義、自然法屬性；按功利主義原理，實質合法性是指“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原則；按上文所述的中國傳統講，實質合法性即民心的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可見，無論從什么角度講，實質合法性都是執政黨得以執政的內在依據，“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把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實質合法性內涵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成為了我黨執政的實質合法性的根本依據和標準。

形式合法性指符合憲法、法律等規范性法律文件所規定的程序、規則、方式的屬性，而一般并不對作為根據的“法”的屬性的良惡進行價值判斷。在當今中國，主要體現在兩點：選舉人大代表所體現出來的民主性及民意基礎；憲法和法律所確認的合憲性。從憲政角度看，要研究如何使執政黨代表人民利益和體現人民意志的這種本質意義上的一致和統一，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具有法律制度、程序和規范所保證的實現形式。這就要求通過憲政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使執政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制度化、憲法化和法律化，具有制度的可規

范性，法律的可保障性，現實的可操作性，從而通過形式合法性去保證執政黨的長期執政更具有實質合法性。形式合法性的重要方式是民主選舉。共產黨要經受執政的考驗，實質上是要在新的執政條件下接受人民的評判和選擇，法律上就是要經由民主的選舉程序。

我們黨已經掌權50多年，過去主要是靠實質合法性，現在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個政治權威與合法性的轉換問題。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將權威分為“傳統型”、“魅力型”、“法理型”三種并分別指出了它們的基本特征。馬克斯·韋伯認為：“合法統治有3種純粹的類型。它們的合法性的適用可能首先具有下列性質：

1.合理的性質：建立在相信統治者的章程所規定的制度和指令權利的合法性之上，他們是合法授命進行統治的（合法型的統治）；——或者，2.傳統的性質：建立在一般的相信歷來適用的傳統的神圣性和由傳統授命實施權威的統治者的合法性之上（傳統型的統治）；——或者最后，3.魅力的性質：（建立在）非凡的獻身于一個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創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氣慨，或者楷模樣板之上（魅力型的統治）。”[5]

運用馬克斯·韋伯的分析框架認識中國，新中國確實是建立在魅力型權威基礎上的。因為我們的政權是在革命戰爭取得勝利后誕生的。長期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造就了少數極具傳奇色彩的超凡人物。在革命勝利后的一個時期內，這些開國元勛、政治強人，他們的“英雄氣慨”和“楷模樣板”使毛澤東等人僅僅憑借其個人魅力、個人威望就足以統合、控制整個社會。他們的權威有時可以彌補法律與制度的短缺，有時又可以沖擊法制。無論對這種沖擊和彌補進行的價值評價如何，僅就歷史的發展看，隨著造就“政治強人”的那種革命戰爭年代的遠去，一個在總體上屬于正常的、和平的、建設的社會，是不可能再造就這種開國元勛和政治強人的。“時勢造英雄”的說法是唯物主義的，但現在不存在造當時那種英雄的“時勢”了。后輩后幾輩領導人的權威也就不可能繼續將自己控制和引領社會的希望系于個人的魅力與威望之上，而必須更加依賴于民主與法治。只有體現人民意志的民主法治權威才能有效地達到統合、控制、引領社會之目標。這就是認定當今中國正在經歷政治權威從“魅力型”向“法理型”轉換的理由。所謂法理型權威則主要是依托于法律和理性的權威、法治理性的權威。這種“轉換”合乎邏輯地回應了現代社會關于“合法性”的追問。

我們黨怎樣才能長期執政？根本上是要具有合法性。不保持和鞏固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就沒有先進性可言，沒有“三個代表”可言。黨的執政地位，過去是歷史的選擇和人民的選擇，現在還要靠黨的歷史功績，靠黨的路線政策的正確性，靠領袖的人格魄力和廣大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靠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給人民帶來的實惠；但僅靠這些不夠了，還必須靠不斷夯實自己的合法性基礎，還得靠選舉、靠政績。從法學的角度講，特別注重選舉，選舉的形式各國大同小異，目的都是增強合法性。所以，我們作為執政黨要有危機感，我們既需要實質合法性，又需要形式合法性，要將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建立在經過法律程序得到人民認同的基礎上。法學意義的合法性雖然是形式的和程序的，但它卻是現代民主，也是合法性的要求。

由此可見，通過合法性問題，我們就找到了執政的邏輯前提，從而可以為研究“三執政”奠定扎實的理性基礎。

二、按執政規律辦事要求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

規律要求從特殊上升到一般，執政能力本質上就是按執政規律辦事的能力。按執政規律辦事的能力在今天具體表現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能力，這是在總結和深化對共產

黨執政規律認識的基礎上，對我們黨執政方略和執政方式的高度概括和明確要求，也是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則和所要實現的目標。

（一）科學執政的根本要求

科學執政，就是按照科學的思想、理論和科學的制度、方法來執政。科學的東西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指規律，因此中央要求進一步認識和把握規律，要結合中國實際不斷探索和遵循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建立在更加自覺地運用客觀規律的基礎之上。可見堅持科學執政，就是按三個規律執政。唐昌黎研究員將眾多的執政規律概括為一個基本的執政規律很有新意，他認為：“執政基本規律可表述為：執政主體控制社會客體在發展與平等兩條軌道范圍內運行，所標明的是（執政）主體與客體（社會態勢）之間的必然聯系。[6] 按該文的闡述，執政規律是執政者的主體選擇與社會態勢之間的本質聯系，社會態勢＝（發展軌道＋平公軌道）×主體選擇。①“社會態勢”指主體客體相互作用產生的一種客觀效果，這種效果決定于發展軌道與平公軌道兩大參數的變化以及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唐昌黎的公式將作為主體的人納入執政規律的公式之中，將發展軌道和平公軌道作為社會運行的兩條基本軌道是很有解釋力的。它強調了發展與平等是客體的兩大參數，在現代社會，兩條軌道都是變數，執政是在兩條軌道上賽跑，既患寡又患不均，它要求執政黨在發展與平等的博弈中找到兩條軌道的最佳結合部。做到了或接近了這一點，就是科學執政，也就是按規律執政，我們黨就可以避免犯錯誤，并可以不斷推動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又可以不斷促進社會和諧，我們黨執政的權威性和社會的認同感都可以大大加強，合法性基礎當然就更加牢實。由此可見，科學執政的根本要求，就最重要的社會控制——上述“執政基本規律”而言，是要在發展中解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問題，在不斷增大生產總量的前提下縮小分配差距，實現社會和諧問題。換一個學術性的說法，就是要實現“發展軌道”和“平公軌道”的最優結合，實現生產力標準與平等公正原則的最優結合。

（二）民主執政的必要性與必然性

民主執政，就是要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執政的目的是為了人民，根本的途徑是依靠人民。我們黨本來就是在民主的旗幟下成長起來的，沒有民主就沒有共產黨，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黨的十六大強調：“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現在要追問的是：民主的邏輯前提是什么？回答是：人民主權。人民主權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當家作主和共產黨執政的邏輯起點。毛澤東早就說過，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人民給的。江澤民說：“我們手中的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各級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7] 密爾認為：人民主權指“全體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過由他們定期選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權。”[8] 人民主權論是近代盧梭等啟蒙思想家適應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時代呼喚，在“復興”“民主”而“揚棄”“君權”的基礎上所創生的共和政治學說。它集中表達了國家權力來源于人民并服務于人民的民主政治理念，確立了人民在國家中的主體地位。人民主權說的倫理假設是，每個人都是獨立、平等、有尊嚴的自治主體，由個人組成的社會以及社會衍生而來的國家具有的正當性在于保障和發展每個人的權益，故所有人都有參與國家生活的同等資格。哪么為什么人人都有這種資格？為什么國家主權就是人民的？西方思想家用“契約論”加以證明，用公民履行納稅義務，因而得以參與控制國家或監督政府，并認為這就是人民主權的一個樸實的經濟學根據。其實這個“契約論”本身就是杜撰的，“人民主權”

是證明不了的，是公理，是信仰，因為大多數人贊同；因為大多數人不贊同君主論、神意論。但不管怎么說，人民主權論確實為建立近現代民主政治供給了合法性的價值資源。

民主執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還表現在它與合法性的聯系：第一，民主天然是合法的；第二，民主需要制度化法律化；第三，民主是法治的靈魂和精髓，法治是民主的實現形式和表現形式。民主執政要求執政的過程和執政的方式都必須堅持和遵循民主的制度、民主的途徑、民主的方式和民主的程序，而這些制度和程序等就離不開法律，也就是必須要有合法性。如果再深一步地追問民主為什么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還可以從民主的內涵上進行挖掘。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認為民主是一種國家形態、國家形式，內涵國體民主與政體民主。西方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認為民主指直接民主、代議制民主和任何一種旨在縮小社會經濟差別的政治或社會體制。我則認為：民主的形式含義指人人平等，民主的實質含義可以概括為三點：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對權力的制約。[9] 但這三點均需要法律保障。

第一，少數服從多數需要憲法、選舉法和組織法等加以確認。少數服從多數才能說明是人民當家作主，法律加以確認才能確保民主是權力的來源，才能體現權力的本源是人民的、“主權在民”是民主的根本含義。

第二，多數尊重少數需要法律加以規定。為什么多數要尊重少數？因為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法治的任務之一就是要保護少數人的合法權益和說話的機會。保護了少數人的利益才可能建立一種民主的、代價最小的糾錯機制。

第三，民主體現在對權力的制約，包括國家各種權力之間的制約，更包括多數人對少數掌權者的制約，即“權利”對“權力”的制約。其實質是要解決國家同社會的關系問題。通過民主制約國家成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防止異化。

（三）依法執政的要義

1.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環節。依法執政指執政黨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執掌國家政權。包括執政黨及其成員按照憲法和法律設計的政治體制和程序行使權力，通過法定國家機構執掌國家權力。依法執政要求堅持依法治國，領導立法，帶頭守法，監督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其實質在于執政黨的執政行為要順民意、得民心；關鍵在于執政黨的執政行為有約束、受監督。由我們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執政地位以及目前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所決定，黨作為國家的執政黨和領導核心自身能否依法執政，對于依法治國的推進，有著決定性影響。沒有黨的依法執政，依法治國就會落空；黨的依法執政的程度和水平，直接決定著依法治國的進程和效果。

2.依法執政要求樹立憲法和法律的至上權威。依法執政的“依”同依法治國的“依”一樣，是依據、依照和依從，而不是依仗或依靠。這不是文字游戲。因為憲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和黨的意志的統一，它反映了客觀規律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服從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是由民主的性質決定的，由法律的性質決定的，由黨的性質決定的，也是總結我們黨執政以來的經驗教訓得出的基本結論，是黨的執政理念的重大創新。執政理念反映一個政黨對執掌政權的宗旨、目的和任務的觀點和看法，以及為了實現既定任務而制定和實施的執政方針、執政手段等的理性認識。依法執政理念，指執政黨對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國家政權運作方式去掌握國家政權的理性認識，這種理念是執政黨突出法治文明的價值、尊重國家憲法和法律的態度、思想和觀點的集中表現。合乎邏輯的結論則是：依法執政要求依照憲法和法律來規范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領導體制和領導活動。

3.依法執政要求黨從政權的體制外進行領導轉向在體制內進行領導。依法執政的關鍵是改

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有無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中國法治與西方法治最根本的區別之所在。依法執政不是要否定黨的領導，而是要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我國黨政關系從“寓黨于政”到“以黨代政”再到“黨政分開”，很長的一段時期內，都突出強調黨對政權機關的絕對領導。而且這種領導是在政權體制之外進行的。凡屬于方針政策的重大問題，都先經各級黨委討論決定，然后分頭執行。其后果，一方面是過分強調了黨的政治領導而忽略了黨的組織領導與思想領導；另一方面則是忽視了國家的政權機關，使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無法得到真正的落實與體現。依法執政則要求擺正黨和國家的關系，恢復法定政治層面上中國憲政體制的本來面目，把憲法規定的本應由人大做的事讓人大自己去做，使黨的決定由按法定程序在各級各類國家機關任職的黨員通過自己的法定職責加以貫徹。石泰豐和張恒山教授認為：對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要有效地將本黨的執政意圖和主張加以貫徹，就應當通過國家各職能權力機構行使法定權力。執政黨不應當直接通過自己的政黨組織本身去貫徹已上升為法律的執政意圖和主張，而撇開由本黨推薦當選的領導干部所掌握的國家各職能權力機構或將這些機構的職能虛置。其理由是：在法治條件下，只有國家職能權力機構享有憲法和法律所明定的權力，而政黨組織卻不享有這種權力。在處于執政地位且由本黨推薦當選的領導干部掌握著國家各職能權力機構的情況下，直接通過政黨組織貫徹執政意圖和主張，就會使政黨組織和國家權力組織機構混淆不清，使政黨的職能同國家職能權力機構的職能混淆不清，易于導致黨不管黨、政不從政和黨政權力的矛盾與沖突。表明該政黨尚缺乏自覺的執政意識，沒有把國家職能權力機構看作是被自己所掌握控制的權力機構，或者說還把國家職能權力機構視為異己的機構和力量。[10]——這些見解是在理的、深刻的。依法執政要求黨從政權的體制外進行領導轉向在體制內進行領導，這的確是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的必然要求。

三、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之間的關系

（一）科學執政與民主執政的相互關系

科學真理常常首先是被少數人發現和掌握，多數人一開始可能不理解，甚至會加以扼殺。既然真理一開始掌握在少數人手里，那就必須要有科學的民主制度來保證掌握真理的少數人能夠講真話，能夠在適當的場合闡述自己的見解，這就離不開民主執政。讓人講真話是民主的重要內容之一。

搞民主的代價在于：服從多數的結果可能是“真理服從謬誤”。如果對是否要搞計劃生育和火葬實行全民公決，就很難通過。中國70％是農民，“多子多福”、“入土為安”的傳統觀念，很可能使多數農民和少部分城市人反對計劃生育和火葬。可見，民主雖然是重要的，民主反映的過程公正也是重要的，但人類絕不能放棄對結果公正的追求。我們應該努力地把民主建立在科學、理性的基礎上，努力地防范民主中的非理性行為。按郝鐵川的觀點：民主的實質不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而是要通過張揚科學的理性，把少數人首先掌握的真理轉變為多數人的共識，改造落后。因此，民主執政也離不開科學執政。

（二）民主執政與依法執政的相互關系

民主形式上是尊重多數，保護少數，而保護少數人的權利，防止多數暴政正是現代法治的一個重要出發點。現代法治不允許以多數人的名義超越法律去剝奪任何一個人的權利。依法執政一方面要防止民主過程中多數人對少數人法定權利的侵犯，另一方面還要防止當政者隨意改變、擱置民主產生的正確決定。要求建立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使正確的民主選擇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的改變而改變。從而可以保障民主執政的有效。故民主執政離不開依法執政。另一方面，依法執政也離不開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對執政黨的要求，民主是法治的精髓，法治只不過是民主的實現形式和表現形式。

（三）依法執政與科學執政的相互關系

依法執政首先要求依良法執政。追求“良法”的思想，人類已經近3000年。而良法靠科學支撐。良法要求反映規律、符合人民利益，具有可行性。可見法律離不開科學，科學是理性之學，法律就是對科學所揭示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一系列因果關系的確定，沒有科學對這些因果關系的揭示，法律就可能成為惡法。所以，馬克思要求立法者成為一個科學家，去發現法律、表述法律，而不是去“發明法律”、創造法律。

科學執政也離不開依法執政。法律是理性的表現，是人類排除非理性因素干擾的產物。依法執政有利于正確的科學的要求得到雙重強制，即規律的無聲強制和法律的有形強制。

^綜上可見，依法執政與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之間是辯證統一的：科學執政是基本前提，民主執政是本質所在，依法執政是基本途徑。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依賴、有機結合，構成了我們黨執政方式的基本理論框架。其中，特別要求黨內同志牢記在心的是：科學執政與民主執政必須通過依法執政的途徑來實現。

注釋：

①筆者注：按該文的闡述，這里的發展指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按自然生產力、土地生產力、工業生產力和科技生產力的軌道向前發展；平公指平等、公正、公道，人類通過革命、改革和民主三種途徑，使社會沿著平等、公正的軌道前進。

[1]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 ［法］讓·馬克·夸克著，佟心平、王遠飛譯：合法性與政治[m].轉引自張恒山、李林等．法治與黨的執政方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9.[3] 十三經注疏第十四卷上．孟子注疏·盡心下[m].北京：中華書局1980.2774.[4] 諸子集成第5卷．管子校正霸言第二十三[m].上海：上海書店1986.142.[5] ［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41.[6] 唐昌黎．論執政基本規律[j].重慶：探索．2005,(1).[7]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c].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68.[8] ［英］j.s.密爾著，汪渲譯：代議制政府[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68.[9] 張正德主編．領導與法治[m].成都：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331.[10] 石泰峰、張恒山．論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j].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1):15

科學執政意識篇四

王金鼎學術論文選集

論科學執政的法理學內涵

所謂科學執政，就是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執政，也就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執政。馬克思主義從來就認為“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124頁）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實際上就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人類歷史是按照客觀規律發展進步的。法律應該是客觀規律即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化、條文化、規范化的表現形式，就是把按照科學規律辦事的要求賦予國家的強制力，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舊譯《法意》）第一卷第一章給法律下的定義是“萬物自然之理”，主張“有理斯有法”。說的是法律應該是世間事物的發展的客觀的內在的規律的表現形式。我們提倡必須按照客觀規律辦事，把違反科學規律提升為違法的高度。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之所以正確，就是它體現了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研究把科學規律法律化的學問就是法學。在這個意義上說，依法執政、科學發展觀和科學執政具有同一的概念內涵。實行科學執政是社會發展規律對執政黨的最高標準。把客觀規律法律化是對立法工作的實質的也是最高的要求。

共產黨的先進性首先體現在它是用人類認識到的一切客觀規律即科學知識武裝起來代表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黨,并能夠通過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和決策程序保證其決策的執行，最大限度地防止和糾正決策上的失誤。實行科學執政是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根本標志和基本要求。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其核心問題也是提高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水平的問題。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當用科學執政的理念武裝自己的頭腦。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理念是新中國成立五十五年以來我黨執政的主要經驗之一，也是一百多年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的科學總結。堅持三個執政理念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成敗的理論保證。三個執政理念的關系是：科學執政是增強執政能力的核心內容和根本要求，依法執政是科學執政的外在表現和制度保證，而民主執政是科學執政在當前時代最重要的基本內涵。

科學和民主是五四運動的兩面旗幟，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兩面旗幟。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體制改革的攻堅階段。改革的本質是體制機制的創新，首先是指導思想即理念的創新，創新就要講科學。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新的社會矛盾凸現，希望與壓力同在。尤其是貧富差距繼續擴大，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生態日益惡化，就業壓力也日益突出。在此情況下,探討科學執政理念的法學內涵問題不僅具有特殊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本文就是想從法學的角度,分析科學執政的實質及其客觀要求,進一步分析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哪些最重要的客觀規律應當在法制建設中體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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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學執政的法理學內涵就是把客觀規律具體化、條文化、規范化

人類的一切文明，不論是物質文明，還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都是逐漸被認識了的科學發展規律的表現形式。客觀規律是真理，一切客觀真理都是可以不斷被人認識的。所謂客觀，就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人們只能通過社會實踐不斷地、逐步地認識它、發現它能動地利用它，而不能改造它、消滅它、抗拒它。但是對真理的認識永遠是不可窮盡的。因為真理是發展的，像長河那樣萬古常新的。所以我們才說，我們說的真理都是相對真理。全部相對真理加在一起，才是絕對真理。人們認識了客觀規律之后，就可以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能動地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正如農民掌握了農作物的生長發育規律之后，可以適時耕耘、播種、澆水、施肥、管理、收割一樣。如果違背農時，勢必減產、絕收。農業法、農業組織法、種子法、農田水利法、農田基本建設法都是農業發展規律的法律表現形式。囿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任何政黨，任何高明的領袖也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個人崇拜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它使中國長期陷入理論誤區，不少同志在很多方面還沒有清理。比如“政權決定一切”、“以階級斗爭為綱”、“全面專政”、“以專政手段解決文化問題”、“黨的政策就是真理”、“滅資興無”以及“兩個凡是”等，必須從中解脫出來。“兩個凡是”不是真理。不僅對毛澤東不能搞“兩個凡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也絕不能永遠不能搞“兩個凡是”。

歷史表明，只有科學的東西，才是最先進的顛簸不破的東西。人類的一切追求，從實質上說，都是對科學真理的追求。不講求科學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國家。不重視科學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國家的富強，經濟的繁榮，人民的富足，都是人們掌握了科學規律進行創造的外在表現。一個政黨尤其是掌握國家政權的執政黨的決策是否正確，其執政能力的衡量標準，歸根結底也都應當以是否經得起客觀規律的檢驗為最高標準，能否獲得成功，在于其認識和駕馭客觀規律的深度、廣度和熟練程度。我們的一切成就，一切勝利，都是科學的成就，科學的勝利；同樣的，我們的一切失敗，一切失誤，都是違背了客觀科學規律的結果。因此，總結經驗，研究國家活動的大政方針，科學體制，科學政策與經濟、教育政策的關系，科學活動的管理理論與方法等，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永遠不易的主題。

《決定》把執政規律概括為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這三個囊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方面為內容。要求我們必須以“科學的思想、科學的制度、科學的方法領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離開了它，我們就離開了方向。對于法制建設來說，就是要把最重要的客觀科學規律通過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為法律制度，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不因黨和政府及其領導人的更替而改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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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國家工作人員，還是全體公民，都一體遵照，不得違反，用國家的強制力加以推行，是我們當前的緊迫任務。

目前,中國正處于從未有過的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期,正經歷著大量復雜的深刻的有時很尖銳的社會矛盾。尤其是利益多元化、經營方式分散化導致人們思維方式多樣化，巨變中的社會轉型催生出若干新的社會階層，給建設創新型國家提出嚴酷的挑戰性的問題，要求我們更加理智地觀察和思考。如果不能理智清醒正確地認識和解決這些問題，長期正確地執政下去是不可思議的。過去是正確的不等于永遠是正確的，現在是正確的也不等于永遠是正確的，必須與時俱進。在此理念指導下確定科學興國是唯一正確的戰略決策。必須更加堅定地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推進力量。對于某一地區、某一具體部門，確立科學立法、科學行政、科學司法、科學興市、科學強省、科學治校、科學治水、科學治沙┅┅都是正確戰略決策的體現。我們已經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方略。全黨全國人民都應該確立依法治國理念。法律是全體人民的意志的體現，也是客觀規律的體現，是依法治國的主要的基本的手段。用另一提法，就是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治市、依法治省、依法治校、依法治水、依法治沙---等等。科學的執政能力并不是與生俱來的,法律的科學性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完美無缺的,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勞永逸。我們的任務,就是不斷地發現真理,修正錯誤,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適應客觀規律的要求,適時修改法律,不斷制定新法律。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歷史就是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科學發展史。自由是對客觀世界必然性的認識和改造。自由要求最大限度地減少盲目性，提高預見性。新中國建國近六十年來，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凡是按照客觀規律辦事的，都取得了勝利，如在政治領域內建國初期的肅清反革命、鎮壓反革命的斗爭，經濟建設中提出的“十大關系”問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等等；凡是違背了客觀規律辦事的，都經過了曲折和失敗。比如，在政治建設中把人類幾千年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如民主、自由、平等、都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全面徹底地加以排斥、批判、否定，一次又一次的全黨全國人民的“大民主”運動，對知識分子的錯誤評價和錯誤政策，尤其是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大搞“群眾專政”，在經濟上全面實行計劃經濟，過早地否定了市場經濟和價值規律，否定人口增殖規律導致人口無節制的增長，農業發展上解放初期把土地分給農民，緊接著過快地搞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造成農業大起大落，搞了二十年人民公社.“跑步進入社會主義”，這不是按照規律辦事，而是按照意識形態辦事。上世紀五十年代風靡全國的“大躍進”，鬧得什么“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定勝天”、“我就是龍王”之類的吹牛神話滿天飛。農業生產嚴重倒退，全國人民都要靠票證分配農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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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甚至發生饑荒。歷史證明：不顧客觀條件許可的盲目蠻干吹牛扯謊，注定要失敗，就是因為它違背了客觀規律。

中國共產黨已經實現了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歷史性轉變，已有的認識及經驗已經不能滿足新時代的歷史任務的需求。推翻舊的政權，可以在短時期用暴力、以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群眾的武裝斗爭方式解決；但是取得政權后，實行執政，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就不可能用暴力、用類似武裝斗爭的方式解決。在政治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經濟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市場經濟。在國內，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國際上，堅持和平外交政策按照wto規則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這些擺在我們面前的新問題，都需要重新以科學的態度加以思考,制定法律,并努力實踐。社會矛盾仍舊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正確認識、把握和駕馭社會的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是我們正確執政的理論前提，是科學執政的理論基礎。

在革命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我們把自己的基本觀點稱為“斗爭哲學”，把敢于斗爭、敢于奪取勝利，善于斗爭、善于奪取勝利當作自己的戰略要求和戰術要求；今天，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時期，我們應當把自己的基本觀點稱作“和諧哲學”，把執政為民、以人為本，一切為了人的幸福作為自己的戰略要求和戰術要求。把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作為我們的戰略目標和基本任務。一切有悖于構建和諧社會的觀點和行為都是不可取的。按照科學理論制定的法律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最重要的基本手段。制定構建和諧社會的法律制度是我們的長期任務。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經濟繁榮和人權的勃興是和諧社會的三大主題。

科學執政，對于執政黨和國家領導者來說，簡而言之，就是嚴格按照科學規律的要求制定政策和法律，正確行使黨和國家權力，減少盲目性，增強自覺性。

二、科學立法的前提和基礎是對時代和國情的正確認識和把握

任何科學規律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下產生和發揮作用的，離開具體的時代背景（時代、地點和條件）談問題都是空談，一切脫離實際的政策和策略都是錯誤的。客觀世界，在當前來說，一是對于時代的認識，二是對于國情的認識，就是把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放到一定的時代背景下來認識，叫做“大氣候”。認識或發現科學規律，不是靠主觀的夸夸其談，而要靠客觀的社會實踐。新中國建國以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我們并沒有正確認識中國所處的歷史時代和基本國情，我們在一些決策上的失誤，都與這個錯誤的或片面的基本認識有關。為此，我國付出了過高的代價。因此，首先，要正確認識當前我國的基本國情、時代特征和社會基本矛盾，這是做到科學執政的前提和認識基礎。必須站在歷史的、時代的高度，研究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戰略策略，研究制定最符合實際情況的法律法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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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遇和挑戰并存、機遇大于挑戰的國內外環境里，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重要意義。

（一）關于把握時代的階段性特征。對于時代的認識和把握是確立國策和立法的前提。我們不可以超越時代的階段胡思亂想；對于國情的認識和把握是確立國策的基礎，我們不可以脫離實際情況蠻打蠻干。從歷史上的教訓來說，1871年的巴黎公社時期處于資本主義上升時代，不具有建設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基本條件，不可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馬克思說在當時轟轟烈烈的巴黎公社開始興起時認為是“蠢舉”，因為它違背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后來基于工人們創造歷史的熱情，才贊揚說是偉大的歷史“壯舉”，它創造的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則（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握取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但是，它也只是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嘗試”；1961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十二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綱領，超出了時代的可能和具體的物質、社會和文化條件；1958年我國的人民公社運動企圖通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形式加速實現共產主義里程同樣是沒有弄清時代性特征和具體情況，注定要失敗。直到現在，就全球而言，“經濟發展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候”（恩格斯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所作的導言1885.3.6.），實行超越時代可能的政策注定要失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理論上的劃時代貢獻，就是明確了我們談論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我國當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跨越，當今這個階段必然存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多種分配方式，我們制定的一切政策、法律、措施以及思想、道德觀念都必須與之相適應。

（二）關于把握基本國情。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基本國情是我們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制度（包括選舉制度）不健全，政治體制改革要以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官員腐敗未得到根治；從精神文明的角度看，傳統文化也是國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形成的傳統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理想追求、道德取向與現代社會主義理念不斷發生碰撞；從物質文明的角度看，我國仍然處在市場經濟建設的起步階段，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不健全。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相對落后，屬于發展中國家。從生態平衡的角度看，雖說國土遼闊，但人口眾多，資源相對匱乏。可耕地不及國土面積的五分之一，已經到了可供開發的極限。（1996年10月1日調查是19.41億畝，到2006年10月1日是18.26億畝，10年間減少了1.25億畝，可供開發的紅線是18億畝。）按人均gdp相比，屬于貧困國家之列。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而且進口數量在逐年增加。石油進口約占需求的四分之一，水、森林資源不及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按照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說法，人均占有量2000平方米以下的情況為嚴重缺水，現在我國有11個省、市、區，水資源人均占有量在1000平方米以下。而且水污染嚴重，全國三分之二的河流污染，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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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污染最嚴重的地區。多年的大規模綜合治理成效甚微。由此導致的疾病嚴重威脅著人民身體健康，一些食品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致癌物；我國人口眾多，但素質較低。從總體上看，我國全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遠低于發達國家甚至某些發展中國家。不僅各類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奇缺，高級企業管理人才不足。以大學畢業生為標準的知識分子占總人口的比重遠低于美、英、法、日、俄等及西歐發達國家，也遠低于“四小龍”。在“老、少、邊、窮”地區尚未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文盲、科盲的大量存在掣肘著科技現代化的步伐。高、精、尖專業人才（包括經營管理人才）奇缺，不得已才引進人才。進城務工人員平均年齡為29歲，初中以下占83%，有72%未接受任何專業培訓。知識的差距導致國力的差距.更重要的，我國科技現代化起步晚，起點低，提出科技現代化比西方晚200年。自主知識產權少，在世界貿易中科技含量低。

（三）關于把握住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基本矛盾及其在當前的主要表現形式

除了人對自然的過度開發導致的矛盾之外，對于社會矛盾的正確認識是制定科學正確政策和法律的前提和基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是把自己的理論放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來檢驗其正確與否的。毛澤東于1957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論十大關系》等著作中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或者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既相適應又相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373頁）這個論點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依然是正確的。但當前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與那時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不是一個沒有矛盾與沖突的社會，而應該是一個能夠有效地化解矛盾沖突的社會，是一個擁有化解矛盾沖突機制的社會。人民對影響社會和諧的諸多問題深表憂慮，是正常的。當前現實中存在的社會矛盾的表現形式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1、貧富差距擴大導致的矛盾。改革開放二十年以來，市場經濟導致了社會的分化，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大量的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速度過快，幅度過大。無論從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城鄉收入比這些國際通用的衡量貧富差距的體系來衡量，我國的貧富差距都是越來越大。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額的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份額的50%。在先富者階層中，經濟上擁有大量資源的人想要搞政治投資，想要滲透到政治權力當中來。一部分人的資本積累越來越厚，為富不仁的想象也越來越嚴重。腐敗造成的貧富分化引起了人民極大義憤。貧富差距過大和特權者以違法手段暴富不僅不能給無權無勢者們帶來致富的榜樣和激動力，反而給他們以極不公平感。經濟發展的紅利被特殊利益集團壟斷，絕大多數人反倒不能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必然導致嚴重的兩極分化。“在金錢面前一律平等”、“有錢能買鬼推磨”的說教面前，迅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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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著的弱勢群體感到形成了新的社會不公平和潛在的社會矛盾。他們被無形的墻壁隔斷在某些社會公益事業之外。而且，社會急劇兩極分化，使得經濟內需的拉動力趕不上經濟發展的幅度，極大地掣肘著經濟的發展。很多快速致富的人并不是正當的按法律和政策致富的，而是靠特殊關系、門路甚至腐敗和犯罪手段致富的，他們不知道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某些富人形象貪婪、奢侈，令人氣憤、作嘔。我國改革發展已經進入更加關鍵的歷史時期，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利益關系、社會矛盾更加顯著突出。在某些廣告上，不斷出現“貴族生活”、“高貴不凡”、“無比奢華”，迅速出現“富裕區”和“貧民窟”。加劇了弱勢群體的仇富心理。由于收入分配上差距不斷擴大迅速形成了以農戶、失業者、“買斷”者、半失業者、待業者、失地者、病殘者、領養老金者為主體的弱勢群體，有的流落外地；城市低收入問題也日趨嚴重，部分居民收入出現負增長，他們中的三分之二是從經濟轉型中剝離出來的。他們感到生活水平正在下降，自然產生矛盾。一些人甚至會懷疑黨和政府的領導以及改革開放方針政策的正確性。有的鋌而走險違法犯罪。鄧小平曾告誡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指二十世紀末---作者注）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4頁）按照鄧小平所列的時間表，到了考慮解決這個突出問題的時候了。

2、因黨政機關某些官員的腐敗和不尊重民意產生的矛盾。共產黨由革命黨轉向執政黨，地位變化了，有的當了“大官”，權傾一方。但是權力運行機制的法制建設存在不少問題。表現是政府行為不規范，權力濫用；執法違法，與民爭利；對權力運行缺乏有效監督；領導干部權責不統一；實行市場經濟，金錢拜物教盛行，權—錢—色交易越演越烈，級別越來越高，越明目張膽，成了腐敗軸心；善于投機鉆營、能送會跑的人步步升遷，給黨政機關的官員預留了廣闊的腐敗空間。一部分人通過權錢色交易、官商勾結、貪污腐敗、行業壟斷的非法途徑暴富。他們的巨額財富并非來源于市場競爭中的創造和積累，而是來源于公共權力的腐化和濫用。除了法定的工資等待遇差別加大之外，官員們在住房、醫療、子女特權等很多方面明顯與老百姓之間拉開了距離。某些黨政官員“買官鬻爵”,大發其財；在土地轉讓、資金信貸、股權融資、產權交易、醫藥購銷、政府采購、資源開發和經銷等領域及利用人事權、司法權、審批權行政執法權牟取暴利，有的領導人甚至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他們把行政性資源配置中把權力市場化。官本位現象像瘟疫一樣迅速傳播，越來越嚴重；由此帶來的是權力資本化越來越嚴重。市場經濟從來就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把經濟引向繁榮，把科技引向進步，但是也必然不可避免地帶來金錢拜物教。近年來它的的負面效應凸顯，沒有得到應有的遏制。人民群眾不能有效地對官員權力加以制約，不能運用公民權利和社會權利來制衡國家權力。普通老百姓對實行市場經濟帶來的新問題極為關注，對黨政領導干部的腐敗行為深惡痛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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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一些搞權錢交易的黨政領導干部手段不斷翻新，幾乎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我們的法律制度卻顯得蒼白無力，缺乏應有的措施。在老百姓心目中,有些共產黨員干部住在豪華的辦公樓里,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有專車,宴席一擲千金,（有人統計，一個中等地級市公職人員中午不飲酒,半年能節省招待費4500萬元，這些錢可以建五十座小學）個別干部甚至墮落到橫行霸道、欺壓百姓的犯罪的地步,揮霍浪費是當前官場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有些浪費損失甚至不違法犯罪更為嚴重。人們不再把他們被看做“人民公仆”，而被視為“特權階層”了。甚至在司法領域中“貧富有別”,對黨內腐敗分子“法外施恩”、“紀外留情”、“同罪不同罰”、“寧寬勿嚴”、“寧輕勿重”，“罰不當罪”。掌握資源的部分人在某些“黨員干部”保護下,一個人或幾個人可以隨意調動大批資金,侵占挪用或攜巨額公款外逃。還有,公務員福利項目過多過濫，少數領導干部、共產黨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名人、高收入者、企業主、高級知識分子等特殊人群違法犯罪,（有的竟利用人大代表身份進行掩護）得不到處理,有的干部一邊違法亂紀,一邊步步高升,直至國家高級干部，影響極為惡劣；諸如此類,反映的是法律面前不平等,社會不公正,經濟上的貧富差距變成了政治上的差別。人民監督和批評黨和政府官員的權利往往不能實現,輿論監督形同虛設。

因某些領導干部不尊重民意而產生的矛盾也很突出.我們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諧社會要求黨政領導機關和官員更加關注民意。尤其是當前正處于社會矛盾的凸顯期，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甚至表面化的各個社會階層的利益沖突要不斷拓寬民意表達的渠道，最大限度的予以化解，使各個社會階層的利益大體平衡。群眾上訪、群體性事件實質上是反映政治體制與人民參與的政治積極性之間的矛盾，應當尊重人民群眾在利益表達方式上的創造性以滿足公民政治參與的需要為出發點。但是，具體的實際工作中，卻有的領導干部苛求基層“不能出事”、不發生群體事件、無大規模上訪、并以此作為評價干部能力和政績的重要指標。因此，形成了基層不敢想主動想上暴露問題，不講真話，拼命把負面消息壓住，把上訪的人攔住，“穩定”便成了“社會控制”。在操作中就是“無上訪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無事就是本事，妥協就是和諧”；在個別基層縣政府對鄉鎮的政績考核在很多方面背離實際。一些干部甚至認為，干工作就是一級騙一級,一些干部的精力主要用在討上級的歡心,閉門造車炮制政績。造假好的干部反而得到提拔，形成了錯誤導向。對2007年“兩會”期間，某政協委員向國家總理轉述了一首民謠：“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念；念完文件進飯店,文件就是不兌現。”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

3、城鄉差別拉大導致的矛盾。城鄉差別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三大差別之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是要不斷減少最后消滅三大差別。但是城鄉差別正在不斷拉大。延續至今的城鄉二元化體制使占80—90%的農村人口不能享受與城里人相同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衛生資源的權利。城鄉老百姓特別是困難群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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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享受到公共財政的陽光，本來應該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務體系基本上在城市，農民們要求均等化是可以而且應該理解和支持。國家對農民減輕負擔，但是“減而不輕”，農民收入徘徊不前，有的地區種糧食收不抵支。極個別地區農民仍然“整年圍著土豆轉”，還有一些絕對貧困人口。農業是弱勢產業，農民是弱勢群體的主體。近年來，大量農民工進城，有的農村80%的農民進城，農村剩下的幾乎全是老人、小孩、婦女，土地荒蕪，更談不上養豬種菜了；全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高等院校學費高昂。進城務工農民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理解，甚至存在著因歧視而形成的工資差異。(據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調查，此種工資差異約占同工種崗位3.9%)。而且生活條件惡劣,甚至長期拖欠工資。據《工人日報》2007年6月22日一項有關新生代農民工調查顯示，在建筑業能及時領取工資的只占調查對象的45%，因討薪不成不斷發生治安事件或刑事案件。耕地正在加速減少。近十年以來，每年國家建設征地在1000萬畝以上,相當于十個大縣。失地的農民棄土離家，流離失所；相反的,土地的含金量使得貪官和奸商們垂涎欲滴。據國家統計局的估計，從總體上看,目前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只相當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城市消費水平,整整落后十年。城鄉差距持續擴大,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2004年全國還有2610萬貧困人口，有4977萬低收入人口僅能勉強解決溫飽問題。城鄉之間的差距維持在3.21:1的水平上。

4、因勞動者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產生的矛盾。企業法規定的工人的法定權利實際上沒有兌現。勞資之間的矛盾大多數是由于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造成的。不論在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制企業中，勞動者的主人公地位都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有的農民工進城打工多年還未訂合同，由于不能確定勞動關系，造成維權困難。國有企業中職工代表大會在很多企業名存實亡，談不到參加民主管理。在非國有制企業中，勞動者更是處于弱勢地位，業主們把西方國家企業的管理模式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中國來，形成雇傭關系。不能否定西方國家企業管理的科學的先進的經驗。但是那些千方百計地降低工人工資、盡量減少改善勞動者居住條件和其他福利待遇的支出，甚至想方設法克扣工資，大多數非國有企業沒有建立工會組織。尤其不能容忍的，大學關于企業管理的教材中竟然刪除了保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內容，這是極其錯誤的。如果得不到及時合理合法的解決，勞資之間的矛盾會進一步擴大。

5、農村自治組織干群之間的矛盾。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沒有得到全面貫徹。某些農村比較普遍地存在者村干部作風不民主、財務不公開、不能保障農民在依法行使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在土地承包、延包中隨意撕毀承包、延包合同，無視村民的合法權利和利益，農民失去土地后得不到合法合理的補償費等問題，造成群體糾紛，進行訴訟或群體上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村委會的選舉工作中，賄選、腐敗和暴力選舉等不正當或非法行為進一步增多，有蔓延之勢。拖延、不組織選舉、任意指派和任命村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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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員和村選舉委員會成員，私填、涂改選票、聚眾擾亂投票場所、搶奪和撕毀選票、損壞選票、焚燒票箱、毆打投票人，有的地方村宗派勢力甚至黑惡勢力參與競選活動，有的刑滿釋放人員、因違法犯罪正在服刑的人員，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人也當選為村委會成員。這說明，農民的基本利益需求得不到滿足，他們的基本訴求表達也得不到保障。

6、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與中西部不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區域差別產生的矛盾和過度開發產生的矛盾.區域差別在拉大,特區冒尖地區自不必說.東南沿海發達地區有占全國80%以上的工業、技術人才和教育機構,不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占有占全國總數80%的資源,但人口貧困,文化落后。國家應該通過各種途徑,以政策支持努力使貧困地區逐漸富裕起來,減少差距減少矛盾。在那些本應該進行生態保護的地區,過度開發已經使得成為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區.過去幾十年的畜牧業的過度開發,造成水土流失，草場退化，水源減少越來越嚴重。已經陷入“貧窮——破壞草地生態環境——更加貧窮”的惡性循環的怪圈。

7、非國有制經濟和國有制經濟之間的矛盾。兩大類所有制在資源配置、人才配置及其他諸如銀行信貸、稅收政策、職工待遇等方面仍然存在著若干不平等制度，必然產生各種矛盾；在人才管理上法制不完善。一些國有企業的專家把國有知識產權帶走自辦公司，也有的“跳槽”到有優厚條件的非國有企業去了。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報道，目前已發現有100多家跨國公司存在環境違規行為。其中包括著名的百事、惠爾普、博世等世界500強企業，也有如日清、花王、嘉士伯等公眾熟悉的品牌。一些跨國企業不僅違規，而且成了當地污染大戶。這些跨國公司在其國內在環保方面都有良好的品牌，一旦進入中國，就很快降低了環抱標準。這方面的矛盾值得我們嚴加注意。

8、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產生的矛盾。物質文明的發展需要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指導和支持和保障，我國不僅急需數以萬計千萬計的高級專業人才，需要普通工人知識技能與先進設備要求相適應,更需要全體公民科學素質的快速提高,但在教育、科研方面，遠遠不能滿足需要。全民道德觀念水平的提高不能和社會發展相適應。市場經濟價值觀念和共產主義道德觀念的矛盾沒有及時協調。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念是以維護財產合法權益為核心的平等觀念，是以貿易自由為核心的自由觀念，是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為宗旨的發展觀念；而共產主義道德觀念則是提倡無私奉獻為核心的為人民服務觀念。在某些場合,兩者會發生碰撞,產生矛盾。如何正確處理兩者的矛盾，是發展市場經濟的一個普遍問題。

9、因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產生的矛盾。自由競爭必然導致優勝劣汰。某些工廠因經營管理不善導致企業破產、職工失業下崗,在市場上出現不正當競爭,如假冒偽劣商品，干部腐化墮落，官商勾結，各類經濟犯罪，走私販私，販運毒品出現，金錢拜物教的泛濫成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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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對外開放導致西方腐朽思想文化對中國傳統美德侵蝕產生的矛盾也表現出來了。西方的宣揚暴力、色情、兇殺、匪徒的影視作品像洪水一樣迅速占領了我們的電影、電視、廣播，腐蝕著我們的青少年的靈魂，很多犯罪行為就是受到這些影響造成的。值得我們深思。

11、新社會階層的發展與現實政策的矛盾。我國新社會階層大約有5000萬人，加上相關人員大約有1.5億人。他們已經掌握了大約10億左右的資本，使用著全國半數以上的專利技術并直接或者間接地貢獻著全國近三分之一的稅收，每年吸納著全國半數以上的新增就業人員，涉及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行業。在他們當中聚集了我國大部分的高收入者。他們不但與國內各階層、各方面有密切接觸，而且與國外組織和個人有廣泛聯系。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從工人、農民、干部和知識分子中分離出來的，隊伍正在繼續擴大，實力也正在增強；他們中相當部分是知識分子；他們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領域；而且聚集了中國大部分高收入者；職業和身份有較大的不穩定性；由于他們在經濟上已經有了一席之地，政治訴求必然逐步增強；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是非中共人士。新社會階層的出現和迅速發展壯大是一個新問題。我們缺乏足夠的重視和研究。政策也并不配套。如何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是一個新的大問題。

還可以列舉出很多矛盾。比如說，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從國家整體來看，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依然存在，城鎮新增勞動力以及大量失業人員需要進一步安置。根據國家勞動保障部的估計，每年有1200萬的供應缺口，就業形勢嚴峻。

這些矛盾的凸現，說明迅速分化的不同利益群體的社會要求復雜化的現實。任何一對矛盾的尖銳化都會影響全局。在這些矛盾面前，必須用科學執政的理念培養出一大批善于科學執政的干部。江澤民曾經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干部。干部們不應只是靠會議、文件、匯報、接待、檢查等政府運行機制而忙碌（這些形式當然是很重要的工作方式），更重要的應從宏觀上掌握科學的解決矛盾的方法。正確認識和正確處理新的社會不和諧因素成為我們面臨的當務之急。在這樣的形勢下。研究科學執政的法理學概念及執政規律就顯得極為必要了。

三、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實質上就是樹立客觀規律的無上權威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國家和法律在人類歷史上產生和發展是合乎客觀規律的結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國家的產生說的以下一段話被認為是最經典的，列寧曾不只一次引用過：“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象黑格爾所斷言的是‘道德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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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這是從政治層面上說的；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法律的產生，首先是由于商品關系發展的需要。商品經濟通行的原則如契約自由、等價交換等需要在法律上加以確認，于是產生了所有權、債權、合同、貿易等概念。恩格斯在同一著作中是這樣一來說的：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產品生產、分配和交換用一個共同規則約束起來，借以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共同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不久就變成了法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強調的是，國家和法律都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結果，國家和法律都是由經濟基礎決定并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從政治發展的角度看，國家機器和法律的產生，則是階級的產生及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法律是為經濟發展服務的，同時也是統治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的暴力工具。統治者，總是用法律宣布有利于自己階級的經濟秩序和政治統治秩序是合法的，被推翻的統治者是非法的，規定某些行為是違法，是犯罪，要用包括暴力的強制手段加以解決。統治者用法律的手段建立和維持有利于自己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對于法律的作用，自古以來就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一書中說：“法律應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無上的權威，執政者和公民團體都不應侵犯法律。”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盧梭也說過，在民主共和國，法律是社會公意的體現，具有無上的權威性，統治者僅是法律的奴仆，他們的一切權力都來源與法律并應依法行使；另一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潘恩在他的《常識》一書中說：“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的，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是國王。”馬克思把法典稱為“人民的圣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1頁）；社會主義國家與法律的產生和完善也同樣是合乎規律的結果。毛澤東也說過：“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制。”“我們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58---359頁）鄧小平在談到法律權威時曾經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6頁）其實，在社會主義國家以前的國家很難做到，惟有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做到。依法治國是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這個方略特別強調法律在社會上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享有崇高的威望，得到普遍的遵守和廣泛的認同，在調控社會生活方面發揮基礎和主導作用。

從法理學的角度來講，法律實質上是什么呢？其實，法律無非是已經被人們認識了的客觀世界發展規律法律化罷了。立法者的責任，無非就是把已經被實踐證實了的規律性的東西賦予法律的效力，用國家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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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力加以推行。當然，也并不是說需要把所有規律性的東西都提升為法律，有的用新的道德觀念加以約束就可以了。依法治國實質上無非是按照客觀規律的發展要求治國。法律的發展史，就是法律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科學規律的發展歷史。我們目前的義務，就是不斷深入發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科學規律并適時把它們提升為法律規范，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規范。

從法律文化的角度來看，法律有其只是服務于一定歷史階段的統治者的一面，這一方面隨著沒落階級的滅亡也就滅亡了,如奴隸制度、封建制度等，應該徹底加以否定；但是也有其反映歷史的、社會的科學發展規律的一面，是不能破壞的，不能違背的，違背了就會遭到報復。作為科學，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則應該加以繼承，如國家的民主制度，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制度，生態平衡的法律保護制度，科學的社會治安秩序的管理制度、工業生產操作規程、國際貿易規定、知識產權保護規定等不能簡單地貼上資產階級標簽加以排斥。我們應該徹底地從“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維定勢中解放出來，吸取其合理的、科學的內核，揚棄其封建的、落后的糟粕，不能簡單地用“非此即彼”的對立思想方式及標準衡量一切。

不按科學規律辦事，實行法律虛無主義，曾經給中國革命和建設造成過歷史性的損失，教訓是極為沉痛的。新中國建國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否認法治，大搞人治。用意識形態直接指揮法制建設，把共產黨的文件當作法律。四十年全面學習蘇聯，搞計劃經濟，否定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曾經不只一次地因違反科學規律而犯過全局性的、長期的、歷史性的重大錯誤。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反右斗爭擴大化，錯誤地批判彭德懷為代表的實事求是的共產黨人，在經濟上，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給國民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尤其是十年內亂，給全黨全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創傷和不幸是歷史性的，是無法彌補的，使理論上造成了混亂，使中國經濟倒退多少年，中國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沿。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教訓也是極為沉痛的。蘇聯共產黨曾經被公認為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鋼鐵堡壘，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被認為是全世界共產黨的“頭”。但是在執政73年后的1991年，莫斯科蘇共中央大樓被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簽署命令予以查封，蘇共解散了，紅旗落地了，十月革命紀念碑被拆除，蘇共夀終正寢，蘇聯被解體。人們在思考：這是為什么？根本原因是，蘇共已經腐敗，領導階層中的蘇共黨員已經成為新型特權階層，他們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喪失威信，蘇共的倒臺是歷史的必然。如果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恰恰是，蘇共長期違背了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尤其是共產黨的科學執政的建設規律，比如，它長期的過分的集中妨礙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建設和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了法制建設，也使人民監督制度形同虛設，官僚主義、個人專斷、家長制、領導制度終身制和各種各樣的特權現象與腐敗作風，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沒有一個不是把內政、外交等一切權力集于一身的；在經濟上，一切按指令性計劃辦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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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計劃就是法律，使得經濟生活僵化。

中外的歷史一再證明：社會實踐是檢驗法律的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國家制定（或修訂）憲法、法律，把國家在一定歷史階段的基本方針和基本綱領用憲法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就是把從實踐中證明是正確的客觀規律性的東西加以固定化。正確的必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如果違背了客觀世界的發展要求，就必然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我國經濟發展的當前任務，是加快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歷程，加快發展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國家經過幾百年的政治文明建設和市場經濟進程，發現了民主、法治、人權、以及市場經濟的規律性的東西，這是幾千年人類文明的共同創造，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我們應該有條件的有選擇的繼承和發揚，把它運用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建設中來。

對于當前來說，我們加快立法的進程，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急需的法律如物權法、債權法及改革開放的若干法律法規如鼓勵科技進步的法律法規等進一步加以制定完善，無疑會極大地加速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社會的進步。小而言之，對于某一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或市、縣、鄉鎮來說，也一樣。他們都可以按照憲法、法律規定的權力，制定適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具有法律強制力的規范性文件。經過實踐結果檢驗，這些規范性文件凡是能夠起促進作用的，就是正確的，反之就是錯誤的。

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已經有了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除了憲法之外，民商法領域（物權法、合同法、公司法、工業法、農業法、商法、科技法、環保法、森林法、教育法、衛生法等），經濟法（計劃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財政法、金融法、稅法、物價法、工商行政管理法、審計法、對外經濟貿易法、銀行法等），社會法（勞動法、工資法、社會保險法、工會法、失業保險法等），行政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執行法、行政程序法、國家賠償法、國家公務員法、行政組織法、行政監察法等），刑法、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以及若干行政程序法）以及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及地方性法規、地方性規章等以及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但是，我國的立法是隨著社會和經濟的需要一步一步完善起來的，體系殘缺，結構失衡，交叉重復，矛盾沖突，彼此脫節，互不協調。有的過分原則不具有操作性，有大含混不清，有待在實踐中解決。

世界是發展的,科學也在飛速發展,馬克思主義也是發展的。我們有了近六十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這是我們的寶貴財富。面對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面對現實中存在的矛盾,我們應該理性、深入、系統地思考，找到并且突破問題背后的癥結，思考和解決問題。只要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發展改革中不斷探索,在探索中不斷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修正錯誤,最大限度地減少盲目性，提高駕馭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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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規律的自覺性,始終如一地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斷地破除舊的條條框框和陳腐觀念,就一定會不斷增強科學的執政能力,把各項事業推向前進。

2007年0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