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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系現狀與未來趨勢展望篇一

第二，對中美關系惡化的演變進程，國際國內都有人采用“新冷戰”的說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現在中美關系還在往下掉。種種跡象表明，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上升為對華的戰略，重點圍繞著意識形態、政治安全、經濟技術、國際規則這幾大方面，對中國展開戰略圍剿。

第三，無論特朗普是否當選，中美關系短期內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國的意圖十分明顯，就是在全球治理的進程當中搞“去中國化”，孤立中國，為此正在加大遏華、遏制中國聯盟的力度。

美國攪局對世界產生的影響，現在各國討論的都非常熱烈，影響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對此，周力主要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美國各種攪局，對二戰后建立起來的現行的國際秩序，特別是經濟運行秩序，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美國政府不贊成全球經濟在wto的框架下繼續運行了，那么未來全球經濟究竟應該在什么樣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樣的規則來運行？也就是說，未來我們要面對的經濟運行秩序和體系是基本保持現狀，在改革的基礎上繼續維護wto的正常運轉，還是將統一的國際貿易組織拆解為各自獨立且相對封閉的多個區域性組織。說到底是保持一個市場、一套規則、一種體系，還是要再現二戰后曾經有過的美蘇兩個市場、兩個規則、兩種體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個問題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及資金周轉鏈不斷裂，怎么要加強？怎么樣創新？怎么有發展？這些是現在廣泛討論的，包括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發展，這些都首先取決于未來經濟運行的秩序的目標是什么，路徑又有哪些？顯然多數國家不愿意另起爐灶，在“脫鉤”的狀態下求得生存和發展，他們認為這行不通，因為不符合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是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背叛。絕大多數國家內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真心希望特朗普連任的國家少之又少，不過我們已經看到，并且估計到在美國強力的施壓之下，有些國家的態度和立場在發生變化，并選擇在中美矛盾沖突中的某一兩個方面跟隨美國。對此，我們要做具體的分析。

??而美國實施的對華戰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國的立場是堅定而明確的。第一，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必經的一個歷史時期，歷史時期的存在與發展與否，不以某個國家或者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第二，與多極化和全球化相適應的國際通行的規則，首先是實現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包括堅持多邊主義，堅持民主協商，堅持互利合作，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反對動輒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脅。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體現公平與正義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實踐。

第三，世界上任何國家無論大小強弱，無論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的義務，都有根據本國國情自主發展的權利，也都有捍衛自身正當權益的正當利益的權利。

第四，中方愿通過平等和建設性對話，把中美關系拉回到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軌道上。同時我們堅決反對美國的霸權行徑和強權政府，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定維護自身的正當發展權益和民族尊嚴。■

中美關系現狀與未來趨勢展望篇二

特朗普執政以來，中美關系一直處在懸念、不安甚至緊張對立的狀態。如今，尚未走出貿易戰泥沼又遭遇全球傳播的新冠肺炎疫情恐慌，美國領導人使用“中國病毒”“武漢病毒”概念，指控中國隱瞞疫情而鼓動調查、追責、索賠，上演冷戰思維性質的反華鬧劇；中國則譴責其散播“政治病毒”“信息病毒”。在這種激烈的話語對抗形勢下，所謂“新冷戰論”的悲觀認知越來越得到理解。

但學術界似乎很少思考一個長歷史現象，即中美關系危機化事實上反復發生。這與中日關系很像，原因當然是存在周期性發作的問題結構。中日關系遺留了戰后處理未和解的歷史問題；而中美關系的結構既與對日戰后處理未完成有關，又是冷戰政治遺產未清算而不得和解的正常化后遺癥。簡單地說就是，臺灣問題作為美國主導對日戰后處理所形成的美日同盟遏制中國陷于長期分裂的象征，確證著冷戰政治結構的歷史連續性。

在此番“病毒戰”危機之前的貿易戰中，美國就有“脫鉤”之說和排斥中國企業、媒體的行動；但那時還不甚清楚所謂“脫鉤”是要干什么，存在事出有因、個別案例的觀感。而進入新冠肺炎疫情語境就形象化了：蔑視、疑懼心理支配下的嫌惡修辭，不惜夸張地要保持社會距離。這種近乎強迫性、常規化的非接觸防疫姿態，成為中美關系危機的新冠表征，實在是一個巧合。所謂巧合，是說美國政要并非因為新冠病毒才拋出“與中國脫鉤論”；疫情似乎給現在的中美關系造成了特別的麻煩，但也不過是暴露了本來存在的問題并賦予其夸張聲勢的反應形式而已。現在有個流行詞叫“輿論戰”，可能是暗示某種對稱、平衡的說法；活躍于媒體的學者常用這個概念，說美國在和中國打輿論戰，刺激了中國，不得不打。而打到什么程度呢？最新高度是直指美國某領導人是“人類公敵”“世界和平的敵人”“已經突破做人的底線”。這種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檄文語法，渲染著緊張氛圍。

以戰爭修辭表達對抗并稱之為“輿論戰”，在概念和事實兩方面都值得商榷。有主流媒體刊文稱：“輿論戰從來都是國際政治的一部分”，歷史證明失去話語權就失去了第一定義權。但事實上，國際政治學或國際關系史鮮有“輿論戰”之說；而在輿論作為公眾意見的意義上，“輿論戰”概念根本就不能成立。因為輿論是指公共意見、公眾意見，但美國政要對中國的指控暗示著某種外交議程設置而并非一般輿論，把中國媒體的社論、評論當成公眾意見則更是誤解。總之，不存在兩國公眾意見打仗的事實。“輿論戰”不存在，存在什么呢？學習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史就知道，在國際傳播的意義上一般使用思想戰、信息戰、情報戰、宣傳戰，以及觀念戰爭、意識形態戰爭之類。

20世紀60年代擔任美國駐日本大使的學者賴肖爾使用過“思想戰”的說法。但他并非要向日本灌輸某種觀念，而是通過組織日美學者的知識對話傳播歷史研究的現代化學術思想。這是國際傳播的本義，傳播就是通過信息交流達成共識；他公然聲稱與蘇聯搞“思想戰”，所做的是美日知識對話，在歷史敘事的現代化理論上達成共識，解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語境的反美民族主義情緒。對照這種“思想戰”工作，可以理解“輿論戰”概念存在著所指不確定的問題。

但中國外交史上有過疑似當今“輿論戰”的現象。比如新中國成立前夕批判美國對華政策白皮書的“六評”，這種美帝國主義大批判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系解凍，毛澤東當面向尼克松解釋“打倒帝、修、反”之類的話是“放空炮”。再比如20世紀60年代前期與蘇聯的論戰，以“九評”著名，但到1989年中蘇關系正常化時鄧小平對戈爾巴喬夫澄清“講了許多空話”。可見，以脫離事實的空話刺激對方只能給設置解決分歧、化解沖突的外交議程制造精神障礙，使國際冷戰趨于情緒化、激烈化。“輿論戰”概念所指不確，可以說是“宣傳戰”。但歷史證明它徒勞空言，心理上更明確政治邊界、社會邊界而使厭惡情緒擴大再生產。怎么消解對抗？回到國際傳播和外交議程設置上，要提供事實而不是概念的、哲學的駁斥。所謂提供事實，就是知識生產。在中國經常有人講話語權，但這個概念就錯了，應該叫話語權力——首先有話語，因為話語而發生的權力。沒有敘事和邏輯構成的話語而一味地宣誓或詛咒，不能構成關于問題的敘事和有根據的陳述，那種空話沒人聽，也就不會產生傳播學意義的話語權力。

總之，要提供敘事，形成有實證根據的歷史語言和有概念體系的科學語言，避免文學渲染和哲學空論，才能對話。有學者主張，提高話語權的方法就是蓋過別人的聲音，疑似暴力姿態。這完全脫離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政治學對權力的理解。傳統的政治學權力觀，比如馬克斯·韋伯把對于左右別人意志的手段的支配稱為“權力”；但漢娜·阿倫特稱之為“強力”（force），其新的權力（power）定義是指“人一致行動的能力”——權力的基本表現不在于支使別人的意志，而是在達成協議的交往中形成共同意志。這種“交往的權力”就是傳播政治學的權力觀——并非強迫別人，而是取得共識、形成一致行動的能力。共識的范圍即政治共同體，沒有共識的強迫性權力就是否定政治的暴力。從“交往的權力”概念理解，國家間政治的權力競爭作為外交的目標也是追求共識。因此，中美關系危機用“輿論戰”或“宣傳戰”方式并不能化解，而需要對中美關系的歷史結構作出知識確認，思考國際傳播和外交交涉的方向。

事實上，宣傳戰作為冷戰政治的歷史連續性表征，是從中美關系正常化以后的外交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貿易戰發展出的新形態。當前的宣傳戰修辭與傳統冷戰時代并無二致。歷史如此展開，是因為存在著連續性結構。中美關系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是全面對抗的傳統冷戰狀態，當時中國流行“美國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之說。建交以后，經過臺灣問題折騰和美國對中國發動制裁的風波，鄧小平有句名言說“中美關系終歸要好起來才行”。貿易戰時期流行“壓艙石”，發生危機就轉移到經濟領域，以采購貿易作“壓艙石”。現在流行“甩鍋”，語言離國家間政治越來越遠了，“壓艙石”就已經很遠，沒有追究問題所在、交涉解決的意思。“甩鍋”就更加戲劇化，這種搞笑的小品語言脫離敘事語境，與新聞、政治、外交的專業性有很大距離。“甩鍋”的說法完全沒有國際傳播的對象意識，是在“小品化”了的中國語境下才能制造“笑點”的怪話而已。?外交修辭的非專業化和戲劇化，回避了“真問題”。中美關系的“真問題”是什么？在中蘇結盟與美國陣營形成冷戰對抗，對日戰后處理久拖至朝鮮戰爭爆發而使中美關系陷于戰爭狀態之際，美國把對日戰后處理導向建構日美同盟壓迫分裂中國的國際法進程。杜魯門總統公然宣傳“臺灣地位未定論”——“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后來，日本、美國分別與蔣介石政府簽訂了以戰后處理象征“兩個中國”的“日華和平條約”和把海峽兩岸分裂固定化的“中美共同防御條約”。經過中蘇反目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冷戰政治轉型的所謂“正常化”時期，中日邦交正常化以維持日美安全保障機制——美國在東亞駐軍的半永久化——為前提，美國則堅持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這一象征干預中國統一的遏制政策，并無限期拖延朝鮮戰爭的和平條約即暗示“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尚未達成。

熱戰、冷戰都沒有和解，中美關系遺留著臺灣問題這一冷戰政治核心結構。近幾年總是有人議論中美關系是不是發生了“新冷戰”，新冷戰這種概念未必準確——因為東亞的、中美之間的冷戰從來沒有宣告結束，現在的中美關系危機不過是一度隱性化的冷戰又顯在化并有了新的表征罷了。20世紀70年代的所謂“中美關系正常化”，這一美國概念是指利用中蘇關系惡化之機建立中美和平共處的“正常”外交關系，并無解決臺灣問題的議程設置，當時中國所接受的美國“一個中國”政策表述并非真正達成了諒解，而是姑且的假性共識。

1971年基辛格訪華時，中國方面曾經要求美國從東亞撤軍、從臺灣撤軍，基辛格表示美軍的存在有利于制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后來美國從臺灣撤出軍事人員，但在日韓駐軍仍然能起到維持分裂中國的作用。基辛格所謂約束日本軍國主義，似乎不無道理，這反映了美國的戰略意識形態生產能力，證明著話語權力偏在——他用事實、概念、理論能說服對方。而基辛格所謂“一個中國”政策，是認識到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美國對此不持異議。總之，中國要求的美國撤軍和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都沒有實現而姑且擱置，是疑似一致而事實上各有原則的假性共識。基辛格的“一個中國”立場表述堪稱史詩級戰略意識形態。所謂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而美國不持異議，貌似肯定現狀，其實暗中預設了一個可能：當兩邊不再都認為是一個中國的時候，美國也會肯定新現狀。總之，貌似“一個中國論”的“基辛格定律”隱喻著與大陸達成的假性共識發生破裂的可能性。為了減緩或者掩飾、遮蔽破裂，20世紀80年代的外交戰到90年代就轉變成貿易戰了。明明是臺灣問題作怪，但美國同時提出種種經濟和國際貿易問題，用匯率、順差、最惠國待遇之類新的議程設置尋求更多的話語權力工具，誘導中國的國家采購、經貿合作就成了維持臺灣問題不翻船的“壓艙石”。為了維持過去的假性共識而達成新的假性共識，這是中美關系危機的真實結構。后來的中美貿易戰公然與“一個中國”政策掛鉤，表明冷戰政治結構完全顯在化，中美關系的假性共識處于隨時被打破的臨界線上。其實，從基辛格1971年訪華，美國就在摸索以“一個中國”政治修辭的石頭過“兩個中國”外交之河。美國同意在建交公報中寫入疑似針對蘇聯的“反霸權”條款，但堅持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其認定中國受蘇聯威脅之“戰略上的原因”而隱忍。20世紀90年代以后蘇聯威脅消失，美臺軍售貿易與臺獨政治相互激發造成的“兩國論”攻勢被利用于交涉貿易利益，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原理就從戰略機會主義轉型為貿易機會主義，臺灣問題就是這樣決定中美關系危機周期性和形態變異的規律。

特朗普執政后的對華政策是什么機會主義？任意機會主義或自由機會主義。中國一再努力加強貿易合作、懇切呼吁抗疫合作，但美國政府總是不滿意，動輒威脅“脫鉤”甚至切斷關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任意性和自由化。目前，中美關系好像失去頭緒、無從著手了。但回顧歷史可以看得很清楚，因為臺灣問題被擱置，中美關系的冷戰政治結構沒有消解，過去達成的“一個中國”共識是假性的。直面“真問題”，才能思考中美如何建立“正常化”的外交關系。為了達成真實的“一個中國”共識，需要不斷地進行外交對話，而不是接受美國貿易機會主義的引導去無限籌措“壓艙石”——美國被如此滿足了利益要求會越發蔑視中國，發展到種族主義會更加棘手。即使沒有新冠肺炎疫情，也仍然有貿易戰和宣傳戰，疫情恐慌之下不過是突顯了象征性。所謂象征性，就是從假性和解發生敵視、對抗，而發生權威性自我陳述缺失、不能形成有效對話的情況就可能導致蔑視，持續積累的蔑視則轉化為歧視，種族主義作為極端的歧視就是向情緒對抗、力量對抗過渡的臨界狀態。為了化解這種危機，需要通過把問題對象化的實證研究來尋求解決問題的思想路線圖。這種知識生產是戰略思想生產的前提，是自我認識和認識世界的唯一途徑，是建構國際傳播和國際政治主體性的精神過程。

解決利益沖突需要國家間的政治對話，有效機制是關于歷史和國際政治結構的知識對話、戰略思想對話，而并非立場、情緒的對抗。為了擺脫目前的中美關系危機困境，必須避免“懟立場”之類的情緒性回應，而應思考關系結構，確知怎樣的回應才能贏得話語權力。鑒于中美關系危機的嚴重性質和外交史、國際關系史知識的嚴重貧困，必須打破現在分割的、行政化的智庫體制，成立跨部門的專題研究智庫，組織有實證研究經驗的學者致力于中美關系史、東亞國際關系史的實證研究，在充分的知識生產前提下整理化解中美關系危機的可靠思想。當前關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政治化斗爭要害也在于知識生產。中國不可能在報道國外學者對病毒來源、傳播路徑、疫情模擬的研究成果中擺脫美國的指控，這就需要中國學者提供關于中國疫情以及新冠病毒全球傳播的權威知識話語。

從中美關系解凍、建交到發生種種危機至今的半個世紀，基辛格這位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之父一直是來中國奔走的信使和戰略思想權威。現在，連他也認為中美關系和世界秩序不可能回到過去，所以中國必須獨立自主地思考如何應對新時代的中美關系危機。

獨立自主的思考需要獨立自主的知識生產。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顯然失察于“基辛格定律”所暗示的反向演變可能性和事實發展，導致對中美關系進入臺獨政治常態化的“后基辛格時代”無所警覺。兩岸關系的要害在于內戰和解政治議程進度之有無，中美關系的要害在于戰略對話的可持續與否。基于這種傳播政治學的原理，應利用知識生產推動話語生產和新聞生產、輿論生產，建構國際傳播和國際政治主體性。

中美關系現狀與未來趨勢展望篇三

在2011年年初，有學者總結2010年的中國外交，用了3個“年”——“周邊年”、“海洋年”、“危機年”。2011年12月，中國社科院召開了一個專題研討中國周邊局勢的會議，會后發布了《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報告》，報告指出，“與2010年相比較，本年度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并沒有明顯改善，特別是以非傳統安全為主要內涵的海上安全問題極為突出。”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中國周邊安全基本形勢總體相對穩定，二是消極面增多、矛盾復雜、動蕩加劇。

影響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總結起來有三點：美國戰略調整是最直接，最明顯的影響因素;中國的發展是更深層次的影響因素;中國周邊環境的變化是重要因素。

面對不可改變的變化，我們該怎么辦?這是問題的關鍵。我覺得應在下面幾個方面加以注意：

(一)正確看待美國及美國的“高調重返”

1、中美差距依然很大，別不把美國當回事

2、放眼世界，別把美國太當一回事。不要把眼睛老盯著美國。我們過去太在乎美國，美國的一舉一動，皺個眉撇個嘴，我們都要琢磨半天。不要把美國太當回事。美國是我們對外關系的重中之重，但不等于我們一切都圍著它轉。我們要把它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要把眼光放到全世界，放到俄羅斯、德國、法國、英國、歐洲、非洲、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全方位友好，周邊也是全方位友好。跟全世界的關系理順了，反過來,也有利于發展與美國的正常關系。

3、正確對待中美關系：中美是對手，未必是敵人。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疑慮加深，美國要把中國的崛起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絕不允許中國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但并不意味著美國已經視中國為敵人。美國在恐懼中國軍事崛起對美國構成挑戰的同時，也希望中國能夠和美國合作來維持國際秩序。

4、“高調重返”難以短期實現。美國面臨的問題是很多的，西方困境并為真正解決，美國經濟的問題，財政赤字、政府債臺高筑。這些對它來說是比較深層次和長期的制約，使得它難以順利地推進它“重返”的計劃，有很多因素還在制約著它，所以我覺得對美國重返亞洲還是應該理性、冷靜地看待，而不要過高地估計它，認為它是完全沖著我們來是、對我們完全不利等等。

(二)淡定從容，韜光養晦，做好自己的事

解決問題，關鍵在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應對外部挑戰的最根本的法寶。

1、不回避、不著急。周邊問題是中國崛起的必經階段，必須要過這一關，躲不過去的，不能回避。現在問題來了，或者挑戰來了，就得去坦然面對，去有效應對，否則永遠不會真正的崛起。

2、要有發展戰略，要有自知之明。對自己的政策要做調整。2010年，我國提出了要“塑造周邊”，但是要怎么塑造，我們自己先得有個計劃，得先有個模子。連模子都沒有怎么塑造?這方面我們得學學美國!

3、“韜光養晦”與“敢做敢為”并重。做任何事情既要盡力而為，又要量力而行。在整個過程中，“韜光養晦”一定要堅持，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加強“有所作為”、要有威嚴的一面，就是不能只做“老好人”或是“和事佬”，要能讓一些國家覺得中國難以挑戰、難以侵犯、難以“忽悠”。

4、要講“巧實力”，對周邊國家區分對待。

(三)政經合一，協調周邊關系

在周邊問題上，中國以經濟促政治合作在過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現在單純的經濟讓利已經不能解決摩擦。中國應該一方面通過繼續深化經濟聯系，鞏固與周邊關系。同時也要增強周邊外交中經濟手段和安全政策的協調性，善于將經濟手段戰略化以實現自身的政治目的。通過發展軍事力量加強對國家利益的支撐作用，并適度運用硬實力的威懾力以爭取和創造更好的周邊環境。

中美關系現狀與未來趨勢展望篇四

回顧50多年來中國的對美政策和中美關系的歷史，兩國關系發展可謂沐雨經風、曲折迂回、恩怨交加。既飽含相互斗爭、坎坷蜿蜒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重、相對平穩的一面。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對亞洲和世界局勢都負有重大責任。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美之間在許多全球性和區域性的重大問題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著廣泛的合作基礎，中美經濟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

中美兩國關系發展深受世界總體形勢、各自國內政治文化因素以及臺灣、人權、經貿等問題的牽制和影響。中美之間也存在許多共同的利益，只要中美雙方共同努力，高度重視，采取措施，中美是可以找到智慧和途徑，推動雙方關系平穩向前發展的。在美國新政府任內，中美關系總體趨勢仍可望是積極的。只要中美雙方能夠站在歷史的高度，用戰略的眼光來處理中美關系，在中美3個聯合公報的基礎上審視和處理臺灣問題，中美關系就會沿著健康的軌道順利前進。

目前中美關系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方面，美國為了穩固自己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領導位置，與要為其代言，即向別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推銷其人權理論，美國當權者這也需要以此來獲得國內民眾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國出于自己立場已的考慮，在很多方面需要中國的合作，有不得不忽略中國的問題，拖延時間以換得中國得支持。

造成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內因，相對于外因，內引起主導作用。這個內因，除了“過度消費引起過度進口”以外，還與“美國的市場不夠開放和出口不足”有關。第一，面對全球產業結構和全球市場格局的變化，美國沒有主動調整過時的貿易戰略和政策。第二，面對全球浪潮，美國“害怕與貧窮國家競爭。第三，美聯儲在較長時期內實行通貨膨脹性貨幣政策。第四，美國用超額發行的美元紙幣大量購買囤積石油和其他稀缺程度較高的物質，加劇了內外需失衡。第五，無節制的對外戰爭和全球擴張使得美國政府的公共開支不斷膨脹。

臺灣問題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局，牽一發動全身，是我們最重要的外交事務，也是最重要的戰略之一，因此我們必須妥善處理好臺灣問題。中國的統一問題，本是中國人自己的事務，但是，外交政策必須基于現實主義。無論承認與否，臺灣問題受諸多

國際因素的制約，其中最大的因素是美國。美國雖然沒有明確表態將臺灣劃進美日聯合防御范圍，但從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難看出，中國臺灣早就是美國窺視以久的土地。

在當今世界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背景下，中美兩國對彼此關系如何定位意義重大。胡錦濤同志多次表示，“中美關系的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雙邊范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今年初剛走馬上任便聲言：“中美關系決定了21世紀的國際關系是對抗的，還是和平的。”奧巴馬也一再強調：“美中關系將塑造21世紀。”

近年來，中美關系中的合作關系越來越多，越來越廣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美關系的發展越來越和諧。美國是當今最大的發達國家，在世界舞臺居于權力中心。從中國建國以來，美國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國，企圖通過經濟、軍事、外交等手段阻礙中國經濟發展，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尤其在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為其他國家所震驚，而中國本身所擁有的龐大的市場，又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有利的依托平臺。在這樣一個為諸多國家眼紅的平臺上，中國的經濟將會持續、高速的增長將是不爭的事實。而隨著經濟的增長，中國的軍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飛猛進。這一切迫使美國不得不將中國作為阻礙其在實現全球霸權主義統治的一個強勁的對手。中美關系非常復雜，必須處理好。中國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

盡管中美關系面臨著很多不確定性的因素，但并不意味著中美會爆發全面對抗，專家們認為六大因素決定了雙邊關系將繼續向前發展：一是兩國領導人都十分重視雙邊關系;二是雙方存在許多共同利益;三是兩國間解決問題的機制比以前好，目前存在數十個部長級對話機制;四是中美力量發生變化，美國不再能夠單方面定義美中關系;五是在最敏感的臺灣問題上，其可控性比以前大大增強;六是在反恐和朝核等問題上，沒有中國的合作，美國無法獨立解決這些問題。

總體來說，中美關系兩國利益互相滲透，以及雙方在全球問題上互相依賴，個別爭端一般不會影響中美關系的大框架，因此中美關系將始終維持斗而不破的局面。目前中美之間的關系從一個比較簡單的形態向比較復雜的形態發育，就如同一棵樹由單一的樹干向多枝多杈的大樹發展，并可能日漸走向成熟。

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和美國的合作。可以預見，中美利益交織將越來越緊，兩國合作將不斷取得進展，但同時必須正視雙方分歧矛盾。正如胡錦濤同志所言，“中美兩國國情不同，雙方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關鍵是要尊重和照顧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中美關系的進一步發展，首先需要確立戰略互信，需要兩國政治家“有足夠的戰略眼光和政治智慧”，共同努力，增進了解，擴大合作，妥善處理分歧，從而把中美關系推上新的水平。“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推動中美關系持續健康穩定發展，更好地造福

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胡錦濤同志所表達的不僅是中國的意愿，也是世界的期待。

作為一名中國人，作為一名大學生，我們是祖國的未來，我們同樣也希望中美關系能穩定和諧的發展，促進兩國的進步。同樣我們也希望祖國發展的更加繁榮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