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總少不了接觸作文或者范文吧，通過文章可以把我們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塊。范文書寫有哪些要求呢？我們怎樣才能寫好一篇范文呢？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介紹一下優秀的范文該怎么寫，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一
《國富論》是亞當。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們一一分析了經濟與國家的種種關系，讀后筆者覺得受益匪淺。
我們從邏輯的哲學出發，研究科學發展觀的博弈實體戰略，發現它的文化結構復雜而宏大，人們難以理解，語言也很難表達，它比《國富論》描寫的“看不見的手”復雜得多。“看不見的手”只有簡單的幾個邏輯步驟就可以告成，特別對哲學素養準備不足的經濟學家他首先感覺到“看不見的手”語言流暢，瑯瑯上口，還有一個“手”以穩固的形象在場景中的表現，它還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場運行機制恰是“看不見的手”，人們就深信不疑，學者也相信它，傳播它，把它神話了。
馬克思、恩格斯也諷刺過“看不見的手”，“這種關系就像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逍遙于環球之上”。
“看不見的手”沒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觀調控對市場干預產生的社會效應，沒有談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為追逐國家利益的外交動機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價值，沒有表述官員的行為是代表國家實體戰略的手，這是亞當？斯密理論的缺失。
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不會演繹出正理均贏論，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外交的通用名詞，不談正理均贏論，人們就會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對博弈實體社會的凝聚力。經濟學的理論忽略博弈實體政治的社會特性也只能稱為個體經濟學和窮人經濟學。如果不談正理均贏論，一切追求最大化，它會逐步地使經濟資本不斷的擴張、掠奪、侵略，一定會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沒有具體闡明博弈實體法則的重要性，這不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二
經典的可貴之處在于你每讀一遍都會有新的收獲。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無疑就是這樣的經典。對于經典著作，我總習慣于帶著批判和疑問去閱讀和思考。這使得我的閱讀之路充滿了荊棘，也充滿了樂趣。這次的閱讀，我把切入點選在了“斯密之于當代中國的意義”。帶著這個疑問，我再次回到《國富論》尋找答案。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即將過去，中國在這十年中的變化是舉世矚目的。簡而言之，成就顯著，問題依舊。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中國在第二個十年中不得不面對的首要問題。中國能夠跨越資本主義走過的路嗎?不能!馬克思給我們指出了罪惡，卻沒有找到改變的方法。事實已經證明，馬克思開出的藥方并不合適。當我們尋找新的方向時，亞當·斯密會是我們的選擇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這是我重讀《國富論》的第一個啟示。
亞當·斯密于1759年和1776年分別出版了《道德情操論》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兩部聞名于世的著作。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詳細闡述了人的行為的優缺點、責任心、同情心、高尚道德，建立了以人的利他心為出發點的道德價值體系;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中構建了一個以人的利己心為出發點的經濟學價值體系。后來，德國的斯卡爾欽茨基在《斯密的道德哲學及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一文中指出了“斯密難題”，即《道德情操論》中的利他與《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中的利己很難在商品經濟領域中實現統一。這樣，關于“斯密難題”的爭論至今眾說紛紜，觀點不盡相同。
雖然這本書被說成是經濟學的著作，但經濟永遠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作者寫這本書的時候，正處于美國獨立戰爭爆發之前的緊張時刻，作者提出的方法如果能夠得以實現，也許今日世界的版圖會大不相同，而英國政府恰恰選擇了目光短淺的作法，致使美國獨立。亞當斯密認為：英國作為一個國家，完全沒有必要把國都局限于英格蘭本土，而應該對帝國版圖內一切地區平等看待，哪里交的稅多，哪里的議員數量就應該多，最后整個國家的首都都可以遷到交稅最多的地區，如果這一理想實現，恐怕現在的美國就會是一個大的英國。
另外，關于殖民地管理，也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了解到了西方政府的立場。據亞當所述，東印度公司這樣的殖民地公司與政府的關系并非象我們所想象那樣。實際上，這樣的公司是欺上瞞下，一方面騙取政府信任，獲得巨額貸款及貿易獨占權，另一方面又在印度欺壓當地人民，結果是：英國政府一點都沒有從這樣的殖民政策中得到任何好處，而印度人民更是損失慘重。那么，錢財到哪里去了？都被東印度公司的人貪腐化浪費掉了。簡單地說，就是整個世界并沒有從這樣的殖民政策中得到利益最大化，并且這樣的政策嚴重阻礙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也就是說使世界變得貧窮。所以，戰后的反殖民運動有其天然合理性，縱使對英國這樣的老牌殖民主義國家來說，反殖民運動不但不是一件壞事，而且是一件好事。
再有，就是關于中國的表述，當時，正是中國的所謂康乾盛世，確切地說，是乾隆朝最富裕時期，而亞當并沒有來過中國，卻已能從兩國的經濟政策當中看到中國的“虛胖”，他說中國總體雖然似乎很富，但是論及單個國民的工作生存條件以及個體收入，已經遠遠比不上英國，而且這樣的政策必定會壓抑個體的積極進取精神，而英國的政策是當時最好的政策，每個國民都在政策中看到對未來的希望，所以遲早有一天，中國一定會被英國打敗，中國一點都不可怕。果然不出所料，幾十年之后，1840年的害人的物品戰爭，英國就給了中國以教訓，直至此后的幾十年，是一連串的戰敗與恥辱。這就是歷史的宿命。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三
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后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里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國人對《國富論》并不陌生，但多將它看作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經濟學說而束之高閣，除了高校經管類學生被導師要求閱讀之外，普羅大眾看過這本書的估計不多。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后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欲論等，都可以從它那里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后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采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篇章眾多，除了上面濃墨重彩的價值理論外，斯密還談到了貨幣、分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社會再生產以及自由貿易等學說。這些都有深遠的影響，但其中對世人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他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18世紀，西歐的孟德維爾寫過一則寓言，講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開始，蜜蜂自私自利，愛慕虛榮，追逐榮華富貴，這時，整個社會欣欣向榮，人人安居樂業。但是，當蜜蜂變得善良節儉，放棄了奢侈揮霍的生活時，經濟卻反而一片蕭條，民生凋敝。最后有敵來犯時，無力抵擋，只好逃之夭夭。這則寓言，在當時被視作妖言惑眾的異端邪說。但一位意大利哲學家卻說得好：“誰要想發現真理，最好是成為異端。”在斯密的《國富論》中，孟德維爾的“異端邪說”，貫穿始終，成為構造其理論大廈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來：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義，人的大部分行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會利益往往被拋在腦后。但是，不期而然的是，這種行為的結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個人殫精竭慮、刻意追求公眾利益時，更有利于社會。斯密把這種機制，稱作“看不見的手”。因此，斯密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認為與其讓政府干預經濟，還不如聽任市場調節來得有效。政府的職能，只是保家衛國，抵御外侮；建立嚴明的司法機構；適當興辦公共工程和公眾事業，其他，則盡可無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對任何來自制度上的壟斷，都深惡痛絕。他極力主張清除關稅壁壘，實行貿易自由，撤消行會制度和專賣公司。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四
《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00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考慮，對以后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斯密《國富論》一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各個不同側面詳細而嚴謹地論證了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繁榮。他采用了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礎的宏觀分析方法，綜合了人性論、法律與政治理論及經濟思想理論的分析視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運用新興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分工的理論，分析了勞動分工的決定因素，并進一步結合新興古典分工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分析了不同經濟實力的欠發達區域在不同的階段如何選擇最優分工網絡，并借此分析了我國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緩慢的內在原因。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開篇就談到了勞動分工。他認為勞動分工和市場競爭是國民財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但經濟學發展的一百多年間，市場競爭理論得到了極大豐富，而勞動分工理論卻相對顯得蒼白。近年來發展迅速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利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復蘇了斯密關于勞動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分工理論認為，勞動分工是通過制度安排而與交易費用相互決定的，即：由交易費用決定的制度安排決定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通過分工經濟提高制度收益，并進而降低交易費用。作者給出了兩個理論模型及其修正。
接著，作者證明了勞動分工理論中的三個重要命題。
命題1：勞動分工產生遞增的規模報酬，是經濟進步的源泉。
命題2：勞動分工依賴于勞動分工，沒有任何外生優勢的單純分工也能實現經濟進步。
命題3：經濟發展依賴于一定的人口規模和經濟制度，在地理上表現為一個波浪式的推動過程。
另外，新興古典分工理論證明，不同區域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對應于不同的分工水平，產生不同的增長效果。因此，欠發達區域面對不同的人口規模、制度供給、交通條件，應選擇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據此將欠發達區域分成三類，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擇。
根據命題2，此類區域即便沒有任何優越的資源稟賦或比較優勢，依靠自身的市場需求，選擇合適的分工模式，也能實現經濟進步。
作者認為，應將此類區域細分為若干個子區域，將相關產業分類聚集，發展“園區經濟”，以節約交易費用，提高專業化水平，進而產生產業簇群。
此類區域以中國中西部的農業大省為典型代表。因為多數居民都分布于廣大農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間貿易的交易費用很高，制度創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給水平低下。當務之急是提高專業化水平，以便與高水平的分工網絡對接。
提高市場分工水平有兩種途徑。一是大力發展中小城鎮，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從而減少交易費用和制度創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點是鼓勵專業化的生產和服務，為個體私營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提供服務。根據命題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產業，也應該是在專業化的基礎上選擇以農產品為核心的分工網絡。
二是融入臨近區域的分工網絡，即給發達區域“打工”。因為在經濟發展初期或工業化前期，沒有足夠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來支付交易費用和學習成本，也難以承受為集中人口而進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費。而此類區域勞力成本相對低廉，因此可選擇有資源稟賦或內生比較優勢的臨近區域，為其提供配套生產或服務。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勵企業向專業化發展，通過產業集聚加強企業之間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業家的管理素質。
此類區域人口較少，無論是否集中，從理論上講都難以獨立形成一個合意的分工網絡。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區域在某些方面的專業化水平，以便融入發達區域高水平的分工網絡。在積累了一定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經濟環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網絡上可以逐步擺脫對地理交通條件的依賴，從而逐步與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區域進行貿易往來。在此過程中政府應重點扶持有一定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的龍頭企業，鼓勵龍頭企業并購、擴張，帶動其他企業形成連鎖效應和學習效應。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知道了自利與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于整體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自然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著人們做出有利于社會與個人的最佳選擇，沒有任何政府與個人會代替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必會帶來混亂。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什么呢?斯密雖然沒有直接表達，但是全書已經告訴我們，那只“看不見的手”正是人類的利己之心。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五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看完國富論。
看完國富論、美國近代經濟發展史、羅斯福新政后，一直想寫點嘛。現在4點多了，也睡不著了，就寫點吧。
1929-1933年的美國，是美國經濟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這個時期，是美國私人壟斷企業發展到最鼎盛的時期，但是這種私人壟斷鼎盛帶來的，是國民經濟減少，貧富懸殊加劇，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動蕩不安。每一個人都把最壞的東西扔在大街上，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跟今天的中國發生的情況一樣)帶來這種狀況的原因，就是私人壟斷企業的鼎盛。因為私人壟斷企業追逐的就是利潤，就是個人利益，為了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它是不負任何社會責任的(就像現在的中石油，中石化。我壟斷了我就是不降價)很多商品他寧可囤積爛在倉庫里(就像現在的囤積房地產)，倒在大海里，也不愿銷售出去。因為賠本銷售，帶來的是不盈利。私人壟斷追逐的是個人盈利。社會動蕩什么的，似乎跟它無關。
但私人壟斷忘記了，個人利益雖然最大了，但在一個動蕩、黑暗、每一個人為了個人利益不折手段的社會里，怎樣安全消費，利益再大又有何用。只有社會穩定，人人富裕，商店顧客盈門的環境里去消費，才能真正實現和體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這就是為什么今天巴菲特和比爾蓋茨到處游說，提倡富人要把自己的財富，反哺于社會。這就是為什么郎咸平在講座時，一遍一遍問富人們，你們還敢不敢讓孩子一個人去上學。這就是為什么今天美國富人們為什么去上書國會，主動要求增加自己的稅負。他們這種財富來源于社會，就要反哺社會思想的起源，就源自1933年以后的羅斯福新政。
1933年，羅斯福上臺，實行新政，結束了美國最黑暗的私人壟斷企業時代。最主要的做法，就是由國家拿納稅人的錢，出手收購私人壟斷企業部分股份(不交出股權的就反托拉斯法解散掉)，使私人壟斷企業發展成國有私人混合的壟斷企業。美國也由一個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為一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企業還是壟斷，但因為股權的改變，導致壟斷的受益人變了，壟斷賺的每一分利潤，都通過國家控股這一部分，返還到每一個納稅人手里。每一個美國公民納稅人，都通過手中的身份證，享有這些壟斷企業的一份股權，享有壟斷帶來的利潤。(這點更像是共產主義)。
私人企業的缺點是什么，私人企業的缺點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這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企發展的最終形態，就是私人壟斷。當市場都被壟斷以后，矛盾就出來了。商品的價格我可以隨心所欲的抬到10倍以上，其他商品哪怕爛在倉庫里，我只要賣出去一件，就賺回本了。兩件就是100%的利潤。價格被抬到10倍甚至百倍以上的結果，就造成社會生產只為個別壟斷資本家服務，而付出勞動去生產的工人，卻享受不到社會生產帶來的成果。社會矛盾因此尖銳，社會動蕩不安。舉個例子，黨國是誰亡的?有人說是介石，有人說是宋子文。而真正忘掉黨國的人，是宋靄齡，宋靄齡是個很聰明的小女人，說她聰明，是因為她很早就看到介石的光輝政治前途，將妹妹宋美齡介紹給他，再利用宋家的威望，將老蔣送入大總統的寶座。老蔣掌權后，她就讓其夫孔祥熙做了行政院長，其弟宋子文做了財長部長，把持黨國行政財政大權，天下財富盡歸我有(如上海打老虎，就是蘇聯留學回來的蔣經國打囤積壟斷，一打就打到孔家了)。但說她小女人，是因為她沒有大的眼光，天下財富盡歸我有這種私人壟斷最后帶來的，就是天下大亂，動蕩不安。黨國很可惜沒能等來羅斯福新政，亡國了。(當然那個時候也不可能迎來羅斯福新政，因為貴族門第思想嚴重，普通人民自我意識太差。只有經過共產主義革命后的中國，人民自我意識覺醒，才有可能迎來新政。)。
國有企業的缺點，這點每個國人都知道，就是效率低下，產能低下(大鍋飯嘛，干不干都一樣，我干它干嘛。)投資沒有責任(不是自己的錢，花的不心疼)。這里講一個笑話，這個笑話是索馬里海盜的笑話，索馬里海盜劫了一艘中國船，中國派了個官員去談判，海盜要200萬贖金不還價，最后這個官員一看沒辦法的就說：“我給你300萬，你給我開個900萬的發票好不好。”海盜一聽哭了：“兄弟們，別做海盜了，去中國當官吧。我們風里來，雨里去，槍林彈雨的才掙300萬。人家動動筆，改個發票就能掙600萬。”這個笑話折射的就是沒有信托責任的國企的特點，投資，不是自己的錢，花多少都沒關系。是否盈利，也沒關系。不需要評估報告，隨心所欲。國企，缺乏監管;監管，形同虛設，甚至是共同利益人。再舉個例子，這段時間沸沸揚揚的鐵道部的光，網傳他貪腐了20億，有人就不平了，說光招標高鐵項目，砍英美企業的報價，一下就砍掉30億，替國家節約了30億。我就想問一個問題了，這個價格是怎么組成的，翻翻國富論就知道價格是由土地地租，勞工工資，和資本利潤三部分組成，國富論是西方經濟構成的基礎，堪比中國封建王朝之論語，歐美的大企業能不知道。去競標一個項目，都會拼命把利潤降低，把價格壓低以求中標。但這幾個歐美企業卻一下就虛開30個億，30個億啊!這是為什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政治賄賂。好吧，你要面子是吧，你要政績是吧。我在送上政治獻金的同時我告訴你，我把報價虛報了40個億，你明天砍我30個億我就接受(我當然也得賺10個億嘛，你看獻金都在你手里了)，給足你面子。當然這只是個人猜測，但這就是國企啊，這就是沒有監管，產能低下的國企啊。
而國企和私企相結合的這種混合企業，就正好有效化解了兩者的矛盾。
私人企業，追求利潤，追求壟斷。而混合企業通過國有控股這個有效手段，使得國家這個股東，可以監管他的財務，防止他的壟斷，和價格虛高。而且又通過國有控股這個有效手段，使得企業的利潤，又通過股市，返還到每一個股民，每一個納稅人身上。促進資本流動，緩和了社會矛盾。
國有企業，產能低下，而混合企業又通過私人控股這一部分，將企業利潤，獎勵給企業的經理人，返還到每一個私人股東。企業的私人控股的股東，又為了利潤，主動對經理人進行有效監管(如果私人股東和經理人聯合起來做假賬，這不光是要坐牢，還會被游街的)。這就使得企業在監管下，很有效的向前運行。
這就是揚長避短的混合企業，這也是資本和社會主義結合的最終形態，國有壟斷混合企業。
老子曾經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悔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自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種放任無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統治者)應是一個無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發號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今天說的并不是老子，而是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2019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小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定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考慮，對以后作為抽象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想象。茅于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的君子國里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為，小說第十一回里描述了君子國里的一名隸卒買物的情況：隸卒…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低本，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了?況貨并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令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只聽隸卒有說到：“老兄以高價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怒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放為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茅于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我們兩點思考。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的錯誤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里發生的事情。恰恰說明了把關心別人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為他的社會里，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的老翁來調解矛盾。這里包含著一個極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從動態的變化來看，它最終必定轉變為“小人國”。因為君子國是最適合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境。當君子們吵的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了矛盾。長此以往，君子國將消失，被“小人”國替代。從這一點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第二，只要是交換都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環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體面，如果沒有這點動機我們為何要交換?我們有過交換經驗的人都知道，交換的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產生交換，而君子國有了市場，而通過市場的交換卻是“利他”行為，這種動機顯然是矛盾的。借用茅于軾先生有趣的例子，我們明白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基礎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雙方才能有均衡點，才能構件一個和諧的社會。
第二篇1章，講的是資產的性質。斯密認為一個人的資產足夠維持他生活幾個月或幾年，他自然希望用這筆字廠中的大部分來獲得收入。為兩部分：他所希望用來創造收入的部分被稱為資本;另一部分被用來消費。資本又有兩種：第一，資本可以用來生產，制造或購買產品，然后將產品銷售出去，取得利潤……此種資本被稱為流動資本;第二，資本可以被用來改良土地，購買生產用的機器或工具，也就是來購買不需要告便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可以創造利潤的東西。這種資本被稱為固定資本。第二篇3章，主要是論資本積累。斯密說，有一中勞動資本到勞動對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價值;另一種勞動卻不能。前者因為可以成產價值，所以稱為生產勞動。但有些非生產性勞動者有非常必要，例如：軍隊，律師，醫生，牧師，等等。如果要缺少這些非生產性人士，社會將不穩定……與窮國比較，富國雇傭生產性勞動的基金當然要大的多……斯密認為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節儉，而不是勤勞。誠然，沒有節儉以前必須先有勤勞，節儉所需的東西多是由勤勞得來，但只有勤勞，而沒有節儉，有所得而無所留，資本則不能增加。
第三片1章，論財富的自然增長。也是體現了合作分工的精神。斯密認為城市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資料和加工資料，城市向鄉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產品作為回報……兩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這里的勞動分工也和在其他場合一樣，對從事分工中不同行業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為鄉村的剩余產品提供市場;鄉村用剩余產品交換自己需要的東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數越多，為農村居民提供的市場也就越大;這種市場越大，對大多數人的好處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說，通過分工合作，然后交換，這樣雙方的財富都有所增加，這也就是他所謂的財富自然增長，第三章，斯密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商業和制造業的發展逐漸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進而在鄉村居民中建立了個人自由和安全。因為，在一個沒有商業和制造業的國家里，大地主的剩余產物沒什么可以交換，他就會將其部用在款待賓客上。斯密說，如果這種剩余產物足以維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沒有其它的用途，因此會被許多人依附與圍繞，只能靠地主的恩惠來生活，就必然服從他，如同士兵服從支付糧餉的君主一樣……因此，導致貴族勢力的強大，上弱下強，國王無法約束大貴族的暴力行為……最終會導致一幅暴力、搶劫和混亂的畫面。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強制力量絕對辦不到的事情(阻止貴族勢力與戰爭)，卻由對外商業和制造業做到了。它們漸漸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來自己剩余產物來交換的東西，他們自己可以消費這些東西，不必與其他人分享，一切都歸自己所有，這在世界的每個時代似乎都是人類主子們的卑鄙。
格言。
……因此，他就不再和他人分享了，自然而然地依附于地主生活的人員就會脫離他們，地主的勢力也會被削弱，最終暴力，混亂也會停止。
第四章，論政治經濟學體系，這是全書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說道，社會每一個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而他管理產業的目的在于使其產品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只“無形的手”引導著他去盡力達到一個他并不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利益。關于把資本用在哪里能夠生產出最有價值的產品這一問題，斯密認為，顯然一個身臨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斷;斯密在貿易方面主張“自由放任”，反對商業上的壟斷與限制(包括退稅和出口獎金)斯密認為，享有這種國內市場上壟斷權的各種產業，往往受到極大的鼓勵，并且使社會較大部分的勞動和資本轉到這些產業上來。但這樣做能否增進社會總產業，并引導其朝著最有利的方向發展，也許并不十分明顯，由于壟斷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從而妨礙了土地的改良相對高的利潤。所以，壟斷阻止了土地改良…………壟斷確實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從而略微增加了商人的所得。但是由于阻止了資本的自然增加，不會增加國民資本利潤總額，而是減少了這一總額。因為大資本小利潤(薄利多銷)比小資本大利潤能提供更多收入，壟斷雖然提高了利潤率，但肯定比沒有壟斷時候少由于壟斷，所有收入的來源，勞動力的工資，土地利潤，都不如沒有壟斷時候那樣充裕。所以，壟斷是為了一個小階層的利益，而傷害了其它的所有階層的利益。所以任何一種學說，如果試圖通過特別的鼓勵，違反自然趨勢將更多的社會資本吸引到一特定產業，或試圖通過特別限制，將本來可以投入某一特定產業的資本抽走，實際上都有悖于他要促進的主要目的。這將阻礙而不是加速社會真正富強的進程;降低而不是增加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真正價值。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知道了自利與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于整體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自然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著我們做出有利于社會與個人的最佳選擇，沒有任何政府和個人會代替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什么斯密沒有直接表達但是全書已經告訴我們，那只“看不見的手”正是人類的利己之心。斯密告訴我們一個好的政府所應該做的是1，保護國家不受其它國家侵犯。2，維護司法的正義3，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社會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這些職責時，政府也要考慮引入競爭機制;在目前社會轉軌其間，老百姓們切不要對市場經濟失去信心，如果我們拋棄市場經濟，我們將回到更壞的計劃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靠關心自己的利益的人們推動，而不是政府。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六
《國富論》是亞當。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們一一分析了經濟與國家的種種關系，讀后筆者覺得受益匪淺。
亞當·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牛頓的思想，他還撰文贊揚過牛頓，后來他用牛頓的物理學原理作為經濟體系，造出了一本擲地有聲的《國富論》，后來西方就出現大量的所謂經濟學名著。因此，世界就像開設了一個經濟文化大賭場，所謂的經濟學家就像賭場中一個個旁觀他人輸贏的馬仔，圍繞著博弈實體經濟學理論憑個人感覺進行猜測，憑個人主觀意愿盲目欣賞。但《國富論》里沒有引入輸贏與均衡的標準，沒說怎樣取勝，沒有給出一個整體如何對大小的區分，沒有開端，沒有終結，也就是沒有邊界，都是一些宏觀抽象的概念。無論混沌和有序怎樣互相轉換，《國富論》中并沒有給出任何博弈行為取勝的依據。全世界經過230多年的研究，沒有發現什么有效可示范的依據。230年以來，無數人渴望從書中挖掘有用的東西，最終發現了一句話“看不見的手”，它在《國富論》中只出現過一次，眾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個詞出現一次，最多只能稱其為一個文化信息，一個詞偶然地出現，這不是經濟學思想，更不是理論，亞當·斯密也就沒有定性解釋過它的本質特性。人們對它似懂非懂，幾乎所有人的解釋都是自圓其說，一傳十，十傳百，無限的放大，“看不見的手”就成了神話。今日我們用《博弈圣經》實體與性質的觀點解釋“看不見的手”，它就是博弈實體法則的威力。博弈實體法則的癮魂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其內在邏輯是道德與博弈的法則，市場經濟就是根據一套“博弈法則”使資源配置通過道德協同與博弈協同得到調整，亞當·斯密的“自發秩序”和“看不見的手”都是在觀察博弈實體時得到的感覺。他宣稱市場經濟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為了維系兩個假設，一是效率，二是窮人的生活。亞當·斯密的“比較優勢”只有對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們才格外地積極，這會帶來你死我活的競爭和掠奪。西方的經濟學大師，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專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質的博弈對局不是博弈實體就不存在“看不見的手”，對個體瘋狂的掠奪就無法干預。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亞當·斯密已經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博弈實體的威力，可惜他還沒有認識到博弈實體的本質特性，他感覺到，“人類行為的結果是非存心出現的”，好像參與者帶來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見的手”給予的，這是一個賭徒，對賭博結果的無奈，對博弈實體的無知才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我們從邏輯的哲學出發，研究科學發展觀的博弈實體戰略，發現它的文化結構復雜而宏大，人們難以理解，語言也很難表達，它比《國富論》描寫的“看不見的手”復雜得多。“看不見的手”只有簡單的幾個邏輯步驟就可以告成，特別對哲學素養準備不足的經濟學家他首先感覺到“看不見的手”語言流暢，瑯瑯上口，還有一個“手”以穩固的形象在場景中的表現，它還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場運行機制恰是“看不見的手”，人們就深信不疑，學者也相信它，傳播它，把它神話了。
馬克思、恩格斯也諷刺過“看不見的手”，“這種關系就像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逍遙于環球之上”。
“看不見的手”沒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觀調控對市場干預產生的社會效應，沒有談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為追逐國家利益的外交動機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價值，沒有表述官員的行為是代表國家實體戰略的手，這是亞當·斯密理論的缺失。
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不會演繹出正理均贏論，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外交的通用名詞，不談正理均贏論，人們就會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對博弈實體社會的凝聚力。經濟學的理論忽略博弈實體政治的社會特性也只能稱為個體經濟學和窮人經濟學。如果不談正理均贏論，一切追求最大化，它會逐步地使經濟資本不斷的擴張、掠奪、侵略，一定會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沒有具體闡明博弈實體法則的重要性，這不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
忽略博弈實體政治，單一的追求主體效率最大化，有權有錢的人不知道自己與實體的關系，就會藐視博弈實體法則，使人的利益透支，權益透支，肆無忌憚，變本加厲，最后的瘋狂形成巨貪罪惡，一切追求經濟最大化的經濟衍生物，像道德與誠信將會消失，一切浪費、污染、錯誤都包藏起來，表現虛擬的實體假象，最后造成經濟危機，物價膨脹和市場經濟大蕭條。我們看《博弈圣經》二人對局的取勝原理，再看科學發展觀的定義可知，以人為本的行為才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博弈圣經》在開篇中有一句話：“博弈并不關注目的的本身，而關注達到目的的行為，達到目的的行為才是經濟研究的內容。”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七
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個性地混合在一齊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潛質，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潛質，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
他像之后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里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構成了我們這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國人對《國富論》并不陌生，但多將它看作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經濟學說而束之高閣，除了高校經管類學生被導師要求閱讀之外，普羅大眾看過這本書的估計不多。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能夠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資料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狀況就要另當別論了。正因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之后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欲論等，都能夠從它那里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之后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采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篇章眾多，除了上方濃墨重彩的價值理論外，斯密還談到了貨幣、分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社會再生產以及自由貿易等學說。這些都有深遠的影響，但其中對世人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他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18世紀，西歐的孟德維爾寫過一則寓言，講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開始，蜜蜂自私自利，愛慕虛榮，追逐榮華富貴，這時，整個社會欣欣向榮，人人安居樂業。
嚴明的司法機構；適當興辦公共工程和公眾事業，其他，則盡可無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對任何來自制度上的壟斷，都深惡痛絕。他極力主張清除關稅壁壘，實行貿易自由，撤消行會制度和專賣公司。
“在將近一百年后，斯密依然是經濟思想史上的巨人。”《大英百科全書》如是說。的確，《國富論》從面世到此刻，已經兩百多年了，但是，歲月未能將它塵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從前，熠熠生輝。比如，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西方國家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者對此一籌莫展。不少經濟學家就轉而求助于斯密的經濟學，夢想回到自由競爭的“黃金時代”，期望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創輝煌。這天的經濟學理論大廈，經過二百多年的精心構建，已經巍峨聳立，金碧輝煌，但如果沒有斯密的《國富論》奠基，那也但是是一座美麗的空中樓閣。作為“經濟學之父”，斯密對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之大，是怎樣評價都不為過的。甚至有人做過這樣的評論：“兩百年來經濟學家所作的工作，都但是是在為斯密的理論打打補丁，抹抹油而已”。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八
經典的可貴之處在于你每讀一遍都會有新的收獲。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無疑就是這樣的經典。對于經典著作，我總習慣于帶著批判和疑問去閱讀和思考。這使得我的閱讀之路充滿了荊棘，也充滿了樂趣。這次的閱讀，我把切入點選在了“斯密之于當代中國的意義”。帶著這個疑問，我再次回到《國富論》尋找答案。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即將過去，中國在這十年中的變化是舉世矚目的。簡而言之，成就顯著，問題依舊。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中國在第二個十年中不得不面對的首要問題。中國能夠跨越資本主義走過的路嗎?不能!馬克思給我們指出了罪惡，卻沒有找到改變的方法。事實已經證明，馬克思開出的藥方并不合適。當我們尋找新的方向時，亞當·斯密會是我們的選擇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這是我重讀《國富論》的第一個啟示。
思想，他還撰文贊揚過牛頓，后來他用牛頓的物理學原理作為經濟體系，造出了一本擲地有聲的《國富論》，后來西方就出現大量的所謂經濟學名著。因此，世界就像開設了一個經濟文化大賭場，所謂的經濟學家就像賭場中一個個旁觀他人輸贏的馬仔，圍繞著博弈實體經濟學理論憑個人感覺進行猜測，憑個人主觀意愿盲目欣賞。但《國富論》里沒有引入輸贏與均衡的標準，沒說怎樣取勝，沒有給出一個整體如何對大小的區分，沒有開端，沒有終結，也就是沒有邊界，都是一些宏觀抽象的概念。無論混沌和有序怎樣互相轉換，《國富論》中并沒有給出任何博弈行為取勝的依據。全世界經過230多年的研究，沒有發現什么有效可示范的依據。230年以來，無數人渴望從書中挖掘有用的東西，最終發現了一句話“看不見的手”，它在《國富論》中只出現過一次，眾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個詞出現一次，最多只能稱其為一個文化信息，一個詞偶然地出現，這不是經濟學思想，更不是理論，亞當？斯密也就沒有定性解釋過它的本質特性。人們對它似懂非懂，幾乎所有人的解釋都是自圓其說，一傳十，十傳百，無限的放大，“看不見的手”就成了神話。今日我們用《博弈圣經》實體與性質的觀點解釋“看不見的手”，它就是博弈實體法則的威力。博弈實體法則的癮魂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其內在邏輯是道德與博弈的法則，市場經濟就是根據一套“博弈法則”使資源配置通過道德協同與博弈協同得到調整，亞當？斯密的“自發秩序”和“看不見的手”都是在觀察博弈實體時得到的感覺。他宣稱市場經濟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為了維系兩個假設，一是效率，二是窮人的生活。亞當？斯密的“比較優勢”只有對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們才格外地積極，這會帶來你死我活的競爭和掠奪。西方的經濟學大師，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專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質的博弈對局不是博弈實體就不存在“看不見的手”，對個體瘋狂的掠奪就無法干預。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亞當？斯密已經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博弈實體的威力，可惜他還沒有認識到博弈實體的本質特性，他感覺到，“人類行為的結果是非存心出現的”，好像參與者帶來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見的手”給予的，這是一個賭徒，對賭博結果的無奈，對博弈實體的無知才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我們從邏輯的哲學出發，研究科學發展觀的博弈實體戰略，發現它的文化結構復雜而宏大，人們難以理解，語言也很難表達，它比《國富論》描寫的“看不見的手”復雜得多。“看不見的手”只有簡單的幾個邏輯步驟就可以告成，特別對哲學素養準備不足的經濟學家他首先感覺到“看不見的手”語言流暢，瑯瑯上口，還有一個“手”以穩固的形象在場景中的表現，它還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場運行機制恰是“看不見的手”，人們就深信不疑，學者也相信它，傳播它，把它神話了。
馬克思、恩格斯也諷刺過“看不見的手”，“這種關系就像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逍遙于環球之上”。
“看不見的手”沒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觀調控對市場干預產生的社會效應，沒有談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為追逐國家利益的'外交動機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價值，沒有表述官員的行為是代表國家實體戰略的手，這是亞當？斯密理論的缺失。
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不會演繹出正理均贏論，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外交的通用名詞，不談正理均贏論，人們就會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對博弈實體社會的凝聚力。經濟學的理論忽略博弈實體政治的社會特性也只能稱為個體經濟學和窮人經濟學。如果不談正理均贏論，一切追求最大化，它會逐步地使經濟資本不斷的擴張、掠奪、侵略，一定會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沒有具體闡明博弈實體法則的重要性，這不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
忽略博弈實體政治，單一的追求主體效率最大化，有權有錢的人不知道自己與實體的關系，就會藐視博弈實體法則，使人的利益透支，權益透支，肆無忌憚，變本加厲，最后的瘋狂形成巨貪罪惡，一切追求經濟最大化的經濟衍生物，像道德與誠信將會消失，一切浪費、污染、錯誤都包藏起來，表現虛擬的實體假象，最后造成經濟危機，物價膨脹和市場經濟大蕭條。我們看《博弈圣經》二人對局的取勝原理，再看科學發展觀的定義可知，以人為本的行為才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博弈圣經》在開篇中有一句話：“博弈并不關注目的的本身，而關注達到目的的行為，達到目的的行為才是經濟研究的內容。”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九
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后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里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國人對《國富論》并不陌生，但多將它看作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經濟學說而束之高閣，除了高校經管類學生被導師要求閱讀之外，普羅大眾看過這本書的估計不多。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后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欲論等，都可以從它那里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后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采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篇章眾多，除了上面濃墨重彩的價值理論外，斯密還談到了貨幣、分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社會再生產以及自由貿易等學說。這些都有深遠的影響，但其中對世人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他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18世紀，西歐的孟德維爾寫過一則寓言，講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開始，蜜蜂自私自利，愛慕虛榮，追逐榮華富貴，這時，整個社會欣欣向榮，人人安居樂業。但是，當蜜蜂變得善良節儉，放棄了奢侈揮霍的生活時，經濟卻反而一片蕭條，民生凋敝。最后有敵來犯時，無力抵擋，只好逃之夭夭。這則寓言，在當時被視作妖言惑眾的異端邪說。但一位意大利哲學家卻說得好：“誰要想發現真理，最好是成為異端。”在斯密的《國富論》中，孟德維爾的“異端邪說”，貫穿始終，成為構造其理論大廈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來：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義，人的大部分行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會利益往往被拋在腦后。但是，不期而然的是，這種行為的結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個人殫精竭慮、刻意追求公眾利益時，更有利于社會。斯密把這種機制，稱作“看不見的手”。因此，斯密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認為與其讓政府干預經濟，還不如聽任市場調節來得有效。政府的職能，只是保家衛國，抵御外侮;建立嚴明的司法機構;適當興辦公共工程和公眾事業，其他，則盡可無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對任何來自制度上的壟斷，都深惡痛絕。他極力主張清除關稅壁壘，實行貿易自由，撤消行會制度和專賣公司。
“在將近一百年后，斯密依然是經濟思想史上的巨人。”《大英百科全書》如是說。的確，《國富論》從面世到現在，已經兩百多年了，但是，歲月未能將它塵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從前，熠熠生輝。比如，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西方國家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者對此一籌莫展。不少經濟學家就轉而求助于斯密的經濟學，夢想回到自由競爭的“黃金時代”，希望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創輝煌。今天的經濟學理論大廈，經過二百多年的精心構建，已經巍峨聳立，金碧輝煌，但如果沒有斯密的《國富論》奠基，那也不過是一座美麗的空中樓閣。作為“經濟學之父”，斯密對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之大，是怎么評價都不為過的。甚至有人做過這樣的評論：“兩百年來經濟學家所作的工作，都不過是在為斯密的理論打打補丁，抹抹油而已”。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十
《國富論》是亞當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們一一分析了經濟與國家的種種關系，讀后筆者覺得受益匪淺。
亞當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牛頓的思想，他還撰文贊揚過牛頓，后來他用牛頓的物理學原理作為經濟體系，造出了一本擲地有聲的《國富論》，后來西方就出現大量的所謂經濟學名著。因此，世界就像開設了一個經濟文化大賭場，所謂的經濟學家就像賭場中一個個旁觀他人輸贏的馬仔，圍繞著博弈實體經濟學理論憑個人感覺進行猜測，憑個人主觀意愿盲目欣賞。但《國富論》里沒有引入輸贏與均衡的標準，沒說怎樣取勝，沒有給出一個整體如何對大小的區分，沒有開端，沒有終結，也就是沒有邊界，都是一些宏觀抽象的概念。無論混沌和有序怎樣互相轉換，《國富論》中并沒有給出任何博弈行為取勝的依據。全世界經過230多年的研究，沒有發現什么有效可示范的依據。230年以來，無數人渴望從書中挖掘有用的東西，最終發現了一句話“看不見的手”，它在《國富論》中只出現過一次，眾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個詞出現一次，最多只能稱其為一個文化信息，一個詞偶然地出現，這不是經濟學思想，更不是理論，亞當斯密也就沒有定性解釋過它的本質特性。人們對它似懂非懂，幾乎所有人的解釋都是自圓其說，一傳十，十傳百，無限的放大，“看不見的手”就成了神話。今日我們用《博弈圣經》實體與性質的觀點解釋“看不見的手”，它就是博弈實體法則的威力。博弈實體法則的癮魂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其內在邏輯是道德與博弈的法則，市場經濟就是根據一套“博弈法則”使資源配置通過道德協同與博弈協同得到調整，亞當斯密的“自發秩序”和“看不見的手”都是在觀察博弈實體時得到的感覺。他宣稱市場經濟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為了維系兩個假設，一是效率，二是窮人的生活。亞當斯密的“比較優勢”只有對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們才格外地積極，這會帶來你死我活的競爭和掠奪。西方的經濟學大師，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專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質的博弈對局不是博弈實體就不存在“看不見的手”，對個體瘋狂的掠奪就無法干預。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亞當斯密已經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博弈實體的威力，可惜他還沒有認識到博弈實體的本質特性，他感覺到，“人類行為的結果是非存心出現的”，好像參與者帶來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見的手”給予的，這是一個賭徒，對賭博結果的無奈，對博弈實體的無知才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我們從邏輯的哲學出發，研究科學發展觀的博弈實體戰略，發現它的文化結構復雜而宏大，人們難以理解，語言也很難表達，它比《國富論》描寫的“看不見的手”復雜得多。“看不見的手”只有簡單的幾個邏輯步驟就可以告成，特別對哲學素養準備不足的經濟學家他首先感覺到“看不見的手”語言流暢，瑯瑯上口，還有一個“手”以穩固的形象在場景中的表現，它還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場運行機制恰是“看不見的手”，人們就深信不疑，學者也相信它，傳播它，把它神話了。
馬克思、恩格斯也諷刺過“看不見的手”，“這種關系就像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逍遙于環球之上”。
“看不見的手”沒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觀調控對市場干預產生的社會效應，沒有談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為追逐國家利益的外交動機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價值，沒有表述官員的行為是代表國家實體戰略的手，這是亞當斯密理論的缺失。
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不會演繹出正理均贏論，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外交的通用名詞，不談正理均贏論，人們就會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對博弈實體社會的凝聚力。經濟學的理論忽略博弈實體政治的社會特性也只能稱為個體經濟學和窮人經濟學。如果不談正理均贏論，一切追求最大化，它會逐步地使經濟資本不斷的擴張、掠奪、侵略，一定會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沒有具體闡明博弈實體法則的重要性，這不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
忽略博弈實體政治，單一的追求主體效率最大化，有權有錢的人不知道自己與實體的關系，就會藐視博弈實體法則，使人的利益透支，權益透支，肆無忌憚，變本加厲，最后的瘋狂形成巨貪罪惡，一切追求經濟最大化的經濟衍生物，像道德與誠信將會消失，一切浪費、污染、錯誤都包藏起來，表現虛擬的實體假象，最后造成經濟危機，物價膨脹和市場經濟大蕭條。我們看《博弈圣經》二人對局的取勝原理，再看科學發展觀的定義可知，以人為本的行為才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博弈圣經》在開篇中有一句話：“博弈并不關注目的的本身，而關注達到目的的行為，達到目的的行為才是經濟研究的內容。”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十一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里面有提及，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所以亞當·斯密變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意味著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然而亞當·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國富論》篇章眾多，亞當·斯密還談到了貨幣、分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社會再生產以及自由貿易等學說。這些都有深遠的影響，但其中對世人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他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
亞當·斯密認為，人都是利己的，其大部分行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而社會利益往往被拋在腦后。
但是，這種行為的結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個人殫精竭慮、刻意追求公眾利益時，更有利于社會。斯密把這種機制，稱作“看不見的手”。因此，斯密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認為與其讓政府干預經濟，還不如聽任市場調節來得有效。政府的職能，只是保家衛國，抵御外侮;建立嚴明的司法機構;適當興辦公共工程和公眾事業，其他，則交由市場去自主調節即可。他極力主張清除關稅壁壘，實行貿易自由，撤消行會制度和專賣公司。
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曾一度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推崇，直至1929年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
在當時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亞當·斯密的自由資本主義備受推崇，甚至認為只有自有資本主義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然而，胡佛政府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讓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候，羅斯福所推行的國家干預資本主義經濟，通過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使美國渡過了經濟危機，社會經濟逐漸好轉，從而避免走上法西斯道路。這使得經濟學家們再次重新思考亞當·斯密的自由資本主義學說的正確性。
多少年來經濟學家們一直為國家是否應該干預經濟以及自由經濟和國家干預經濟何者更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爭論著。在我個人看來，國家作為一種宏觀調控的力量必不可少，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僅應該是一個調控作用，是一個裁判的角色，避免社會經濟過熱或者過度蕭條，在經濟繁榮時期抑制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時期則刺激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去干預經濟的發展。適度的國家宏觀調控不等于行政指揮經濟。過度的貿易保護政策，不僅不利于其他國家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不利于自己國家經濟的繁榮，倘若每一個國家都如此，世界經濟則會陷入“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尷尬境地，最終落得兩敗俱傷的地步。
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使人們意識到宏觀調控的必要性，而蘇聯時期的計劃經濟抑制生產力的發展又使人們明白到行政力量過度干預導致的弊端。因此，對于我們今天而言，應該做的.不是迷信任何一種經濟學說。畢竟一個經濟學說正確與否需要相當長的一個經濟周期來驗證，而經濟學的規律也并非是那么容易發現，在那么多經濟學說中，我們應該根據社會經濟的實際發展狀況以及國情來確定到底應該用哪一種經濟理論作為借鑒。
同時，我們也不能迷信于任何一種經濟理論。如一直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奉為絕對真理一樣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在1929-1933年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的時候遭到致命的打擊，讓人們一度懷疑它的正確性，然而后來其又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由此可見，一條經濟理論并不是永恒正確的，其是否起積極作用還要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國情來具體分析。對于我們今天的啟示，大抵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及在不斷地探索中尋找適合的經濟政策以促進社會繁榮發展吧。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十二
論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并論勞動生產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第一章論分工看完后，才知道原來那個做針的例子是亞當他老人家說的。說了半天，主要還就是分工提高了生產率，主要有以下幾個理由，我們好像背過的：有了分工，同數勞動者就能完成比過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第二章論分工的原由分工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導致的，而且文章中開始提到人人都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交易，結果都對大家都有好處的思想。還看到兩個印象比較深的句子，我們從未見過甲乙兩犬公平審慎地交換骨頭。想想這個場面，還是蠻搞笑的。人們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并不象我們所成覺的那么大。人們壯年時在不同職業上表現出來的極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數場合，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這點我也是非常贊同的，在高中后就開始分科，結果后面大家的差異真是非常大的，分工也導致了大家在某一技能上不斷學習，從而使得專業技術發展速度不斷加快，這在現在各種知識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尤其重要，不過有的時候也覺得蠻殘酷的，會不會以后社會競爭激烈到我們的小孩要在初中、甚至小學就要分工，以后的小孩子會不會在很小的時候就要確定方向，不然在以后的社會中就難以立足，可以想像，在這樣的情況下，小孩子要成為一個建筑專家，就要從小開始學習和建筑方面的知識，日后他可能不會學習文學、化學、原子物理等知識，他可能在建筑方面是一個天才，而在其它方面是一個白癡，真不知道這樣下去是社會的進步還是退步。在想一步，看到有的科幻片上對小孩子的dna進行檢驗，從還沒有出生就決定了他的命運，比如從dna上看到這個小孩子身體強壯，但是40歲以后會生病，那么就讓他打仗，從而從小就將他培養成一個戰士，這樣不知道是不是剝奪了其選擇自己發展方向的權利，也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權利。
第三章論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沒有足夠大的市場，就很難找到各種細致分工的人，而且也難以消化分工后帶來的巨額產量，然后又說了市場范圍如果大，自然分工就很早也很多，其中提到了水運開拓了比陸運所開拓的廣大得多的市場，所以從來各種產業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開始于沿海沿河一帶。這個論點，我覺得挺有意思的，不過也確實。第四章論貨幣的起源及其效用這個問題以前也學過的，看了這個是比較細致的理解了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含義，就是我有甲產品，你有乙產品，但是我需要丙產品，而你需要丁產品，我一時找不到一個人有丙產品而且需要甲產品的人，也很難找到一個擁有和需求產品能完成你我他之間的交換鏈的人，于是最好的辦法就是我將甲產品和需要甲產品的人換成錢，等下次看到有丙產品的人再用錢和他換我要的丙產品，而且同時也了解到了錢的起源和發展，還是挺好玩的。而且此章中又提到了前者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怎么我們政治書上看到的大部分東西都是從這里來的阿，奇怪！
第五章論商品的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或論用勞動表示的商品價格和用貨幣表示的商品價格，一看這題目，怎么那么的長啊，可再一看就知道點了，原來就是在說商品價格和價值。在這里關鍵的是要懂得勞動是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卻不用勞動來衡量；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而貨幣只是名義價格。在這章，我對“具有最大的使用價值的東西常常很少或根本沒有交換價值；反之，具有最大的交換價值的東西常常很少或根本沒有使用價值。”這點記憶蠻深的，因為我只要聯想到水和鉆石這兩種東西就完全理解了。覺得這些大師們真正厲害之處就在于能從紛繁復雜的表象中用自己的話精煉出事物的本質特征。這章大部分內容都是在講金銀這兩種貴金屬的價值與價格比較及其它們二者之間的價值比較，實際上就是金銀貨幣的兌換比例，這在不同的本位幣體制下有著不同的比例，這又讓我想起在復本位體制下的“greshemlaw”，其中的劣幣有時是銀幣而有時卻是金幣，它們是取決于法律比價與市場比價的離差程度。
第六章論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商品的價格最終要分為三部分：支付給地主的地租；留給勞動者的勞動工資；資本家獲得的利潤。但要注意的`是在三種組成部分中，少數商品只有兩種，甚至只有一種，例如來自大海的魚，就不需要給哪個地主交納地租，這里說的是大海，而河流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從垃圾堆里拾取得廢舊品拿去出售也只有拾取者的工資，而沒有其他兩種。但無論哪種商品，卻必須要擁有這三部分中的至少一種。而且也要看到利息也是理論中的一種，只屬于派生收入，而不算單獨的一個部分。
第七章論商品的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自然價格就可以理解為商品的實際價值，也即把商品生產并送到時市場來出售的實際成本，當然，這個成本是包括資本家運用資本的回報——利潤。而市場價格是某一時刻市場上商品的出售價格，它要受到這種商品的供給情況影響的，當供過于求時，市場價格就低于自然價格，反之，當供不應求時，市場價格就高于自然價格。這點就相當于我們以前學習馬克思經濟理論的關于價值和價格的論述，所以這章我就看的快一點了。
第八、九、十、十一這三章，分別講述勞動工資、利潤、地租，其中第十章穿插了關于工資和利潤隨勞動和資本的用途不同而不同的內容。在這里產品就是勞動的自然工資。雇主不能沒有工人，也像工人不能沒有雇主一樣，但是雇主沒有工人不像工人沒有雇主那樣的迫切。這是因為資本相對勞動力來說是稀缺的，所以資本能指揮勞動力的去向，而勞動力只能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吸引資本的眷顧。但總的來說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誰離開了哪個都是不能創造價值的。最高的勞動工資不是在最富的國家，而是在發展最快的國家里，因為在發展迅速的國家里，對工人的需求是爆發性的，造成雇主們競相爭取工人，這種競爭就導致了工人勞動工資的飛快增長，而在富有的國家里，由于資本的積累與分配，每個人都以獲得了相對貧窮國家里的人更多的福利，他們的需求與勞動供給也是更為穩定的，所以很少會出現劇烈的爆發性需求，工人們只是照常的出工就能獲得養活自己及家人的報酬，資本家也只需要和平常差不多多的工人來生產就行了，這二者的相對均衡（可以理解為靜態的均衡），就導致了在富有國家工人的工資不可能獲得最高的勞動工資。另一個觀點：勞動價格往往在物價低廉的年份上升，物價昂貴時工資下降。我的理解也是由于競爭所致，因為在物價低廉的時期，人們對商品的需求大增，而資本家為了在薄利的時候獲得足夠多的利潤，也競相雇傭工人以生產更多的商品，這樣對工人的大量需求就導致工人勞動工資的增長。而在物價昂貴時期，由于人們對商品的需求降低，自然對勞動工人的需求也相應地減少，導致勞動工資下降。在利潤這章里，我注意到這么一個觀點：提高利潤相似復利，提高工資相似單利的增加商品的價格。這的確很有意思，我理解為只要最終出售者提高了利潤預期，那么其上游的那些相關資本家就必須也要相應的提高在他這個環節的利潤，運輸商提高運費，生產商提高產品出產價，地主提高地租，所有這些都利滾利似的提高了商品的最終價格，而要是單獨的提高工人工資，那就只是在此環節上提高了商品的價格，而不會對下個環節造成太大的影響。這里，斯密還特意提出青年人特別容易高估獲得的機會和低估喪失的風險。在最后，得出工資和利潤是價格的原因，地租是價格的結果。此外文中說到非必需品的價值在繁榮時期上升，在貧困蕭條時期下降，必需品的情況則相反。這話自然是比較好理解的。貴金屬在某國的數量依賴于本國的購買力和整個世界的供給數量，本國購買力越大，自然就會有更多的金銀流進來，而當世界金銀供給不足時，則任何一個國家的金銀都很難大幅增加。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十三
斯密《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各個不同側面詳細而嚴謹地論證了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繁榮，富國論讀后感。他采用了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礎的宏觀分析方法，綜合了人性論、法律與政治理論及經濟思想理論的分析視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由于《國富論》蘊涵了諸多的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經濟學原理機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政策實施意義，本文僅對自身感興趣或自認為有特別價值和現實意義的部分理論進行表述和評點。為避免打破原書的邏輯思維結構和思想脈絡，本文以《國富論》（謝祖鈞、孟晉、盛之譯，國富論——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所列章節目錄為序作以擇要。
斯密認為，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必須隨每一個國家的收入和資本的增加而增長。而沒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長。而收入和資本的增長就是國家財富的增長。沒有國家財富的增長，也就不可能有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在那個以農業為主導的時代，資本的增加引起社會資本總量的增加這一過程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勞動生產率得以不斷提高，使得整個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總量在整體上大為增加。然而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這種國家財富增長所引起的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的效果并不十分明顯，甚至還有減小的趨勢。同時，在我國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在國民經濟持續高漲的同時（這里僅從數字可以說明，至于這個數字的準確性和可靠度則另當別論，但還是能夠得出經濟快速發展的結論的，只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盡管有勞動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國內的就業形勢卻日益嚴峻，失業人數逐年增加。
當然，這其中有人口的增長快于經濟的增量、勞動力素質與就業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說明斯密的這一理論沒有考慮到諸多的外生變量，需作進一步的改進，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說服力。斯密認為，資本在農村的利率總要比城市的高，這是由于農村金融市場規模不經濟、借貸成本高、資金市場供不應求等因素引起的，資本在農業方面雖然對社會貢獻最大（現在已不能絕對地說是最大，用比較大的說法也許更合適），但利潤比較小，因此對農業方面的資金投入總是不能得到滿足。
因此，也就出現了農村發展的兩難：問題：一方面是農村建設的資金需求缺口趨于擴大，一方面卻是各種金融機構不愿意在農村從事放貸業務。以斯密的思維，可以通過放寬農村金融市場的利率限制來發展農村業務，通過圍繞時常利率進行自由浮動的適度高利率來彌補各種借貸成本，最后通過競爭者對市場的爭奪逐漸回歸到利率的正常水平，這不失為當前解決建設新農村資金籌集困難的有效途徑，但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適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會因為高的利率帶來新的高風險，就適得其反了。另外，也可通過引導和規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締各種非正規民間金融、加大政府的財政支農力度等措施來解決農村市場的金融抑制。斯密認為，當一個人的資財，只能維持他幾天或幾個星期的生活時，他會很少考慮從這筆資材中獲取收入。
他會盡可能地節約消費，希望依靠自身的.勞動，能獲得一些收入來增補這筆資財。他的資財完全來自他的勞動收入。各國的窮苦勞動者大多過的這種生活。斯密通過分析資財的額度和可支配期限將其界定為生產性和生活性支出兩部分，又將生活性支出按來源和用途細劃為三種類型。這樣，使我們對收入的認識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同類型的資財，為后來人們樹立了理財觀念和收支計劃提供了依據。
斯密認為，一個為了消費而借貸的人很快就會破產，而借錢給他的人通常也會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為了這樣一個目的不論是借款還是貸款不管什么場合高利盤剝是不可避免的，對于雙方均將不利。既然借貸的人多為窮人，放貸的人會提高利率來彌補這部分風險，但利率提高的同時又增加了還貸的風險。這樣就存在了一個悖論：不管是借貸者還是放貸者，雙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種風險，高利息的貸款卻依然能夠生存下來。我認為原因是高利息的貸款的存在包含了諸多不正當的經濟和社會行為，比如洗黑錢、黑勢力介入、借款者被迫從事違法犯罪現象等。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十四
老子曾經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悔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自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種放任無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統治者)應是一個無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發號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今天說的并不是老子，而是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00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小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定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考慮，對以后作為抽象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想象。
茅于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的君子國里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為，小說第十一回里描述了君子國里的一名隸卒買物的情況：隸卒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低本，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了?況貨并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令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只聽隸卒有說到：“老兄以高價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怒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放為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茅于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我們兩點思考。
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的錯誤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里發生的事情。恰恰說明了把關心別人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為他的社會里，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的老翁來調解矛盾。這里包含著一個極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從動態的變化來看，它最終必定轉變為“小人國”。因為君子國是最適合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境。當君子們吵的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了矛盾。長此以往，君子國將消失，被“小人”國替代。從這一點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換都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環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體面，如果沒有這點動機我們為何要交換?我們有過交換經驗的人都知道，交換的雙方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產生交換，而君子國有了市場，而通過市場的交換卻是“利他”行為，這種動機顯然是矛盾的。借用茅于軾先生有趣的例子，我們明白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基礎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雙方才能有均衡點，才能構件一個和諧的社會。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十五
《國富論》——《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的作者亞當﹒斯密，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
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00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考慮，對以后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亞當。斯密《國富論》一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各個不同側面詳細而嚴謹地論證了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繁榮。他采用了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亞當。斯密運用新興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分工的理論，分析了勞動分工的決定因素，并進一步結合新興古典分工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分析了不同經濟實力的欠發達區域在不同的階段如何選擇最優分工網絡，并借此分析了我國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緩慢的內在原因。
國人對《國富論》并不陌生，但多將它看作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經濟學說而束之高閣，除了高校經管類學生被導師要求閱讀之外，普羅大眾看過這本書的估計不多。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讀罷此書，我最深的感受，是亞當·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實基礎之上的嚴密論證，開創了經濟學科的理性思辨傳統。真不愧是經濟學科的“奠基”之作。國內經濟學家，哪怕是一些權威學者（諸如張維迎、樊綱之流），都應該好好的首先繼承這個傳統，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觀點。當然，國內也有一批斯密忠實的學生，仍然在世的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秦暉、人大農發學院院長溫鐵軍，天則經濟研究所創辦人矛于軾，以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劉吉等，他們腳踏實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十六
在交換的過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認，可以換取所有的勞動產品。在這期間，有貝殼、糖很多的物品充當了這個角色，但是最終都被金屬所取代。這是因為金屬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屬貨幣就這樣產生了。
一個人是貧還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的多少和品質決定。商品的價值分為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任何商品的真實價格就等于該商品能使他購得或者支配的勞動量，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是尺度。世間所有財富，最初都是用勞動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雖然勞動是所有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是商品的價值通常并不是用勞動去衡量的，而是通過商品的名義價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勞動也像商品一樣有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所謂真實價格就是報酬勞動的一定數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謂名義價格就是一定數量貨幣。勞動者的貧與富，不是與勞動的名義價格成比例，而是與勞動的真實價格成比例。勞動的真實價格，一年一年的來說貨幣更容易體現。一個世紀來說谷物更容易體現。
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勞動是決定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主要標準。比如，兩個小時勞動才能獲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兩倍于一個小時就能獲得的物品。如果要讓資本投入生產，必須給其相應的報酬(也就是資本利潤)，這個時候資本也參與了勞動產物的分配，資本的利潤與資本的規模有關。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會要求土地上所有的產物中的一部分會自己(也就是地租)，這個時候地租也參與勞動產物的分配。勞動不僅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勞動那一部分的價值，而且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地租和利潤的那部分價值。分開來說，每一件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是由這個是那個部分全數或者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說，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物的商品價格，比如由這三個部分構成，并且財富就是以這三種方式在不同的國民之間分配。一國財富的勞動產物的普通或平均價值是逐年增加，還是逐年減少要取決于工資，利潤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樣的比例在國民間分配。
商品的自然價格就是一種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產，制造這商品乃至運送這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這商品就是按自然價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場價格就是商品通常賣出的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有時高于自然價格，有時低于市場價格。市場上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稱為有效需求者，他們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為這種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實現。市場上任何一種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夠滿足這種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種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們所需求的數量，他們當中有些人，寧愿支付高價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競爭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間發現，市場價格高于自然價格，價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貨品的缺乏程度和競爭者富有程度和浪費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場上的供售量超過了這種有效需求，這種商品就不能全部賣給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須賣給出價較低的人，市場價格于是低于自然價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賣方怎樣急于要把商品賣出，易腐敗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賣方之間競爭更大。市場價格雖然能長期高于自然價格，但是卻不能長期低于自然價格。如果市場價格低于自然價格，必然是工資，利潤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達到自然率。這樣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數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價格靠近。自然競爭的市場價格一般都是賣方能承受的最低價格，壟斷的市場價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價格。
關于勞動工資和利潤，如果一個人通過勞動不能獲取養活自己，那他必須通過坑蒙拐騙來獲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資時必須要讓勞動者能養活全家人。最高工資不是出現最富裕的社會，而是出現在最快富裕的社會，也就財富增加最快的社會。在不斷進步的社會資本具有較低的利潤，勞動者具有較高的工資;在財富停滯的社會資本具有較高的利潤，較低的工資;在即將衰退的社會，資本具有最高的利潤，最低的工資。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十七
經典的可貴之處在于你每讀一遍都會有新的收獲。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無疑就是這樣的經典。對于經典著作，我總習慣于帶著批判和疑問去閱讀和思考。這使得我的閱讀之路充滿了荊棘，也充滿了樂趣。這次的閱讀，我把切入點選在了斯密之于當代中國的好處。帶著這個疑問，我再次回到《國富論》尋找答案。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即將過去，中國在這十年中的變化是舉世矚目的。簡而言之，成就顯著，問題依舊。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中國在第二個十年中不得不應對的首要問題。中國能夠跨越資本主義走過的路嗎?不能!馬克思給我們指出了罪惡，卻沒有找到改變的方法。事實已經證明，馬克思開出的藥方并不適宜。當我們尋找新的方向時，亞當、斯密會是我們的選取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這是我重讀《國富論》的第一個啟示。
中國此刻最需要的是一個真正根植于社會的自由和法治傳統，亞當、斯密或許能帶給我們一個契機。正因他代表著一種新的思維，一種顛覆兩千年中國封建傳統的思維。這就是自由主義，一種基于個人至上理念的哲學。亞當、斯密生于蘇格蘭，在十八世紀的蘇格蘭，有一個思想傳統，叫做自然秩序理念。這種自然秩序是透過未預期的社會結果構成的，也就是說，市場，像語言、法律體系和許多其他現代社會制度一樣，不是中央計劃或群眾調整的結果，而是因很不相同的原因而行事的個人行為的未預期的的社會結果。這種思想乍看平凡無奇，細味其中蘊含的經濟好處卻極為深刻。正因一旦理解這一觀點，就意味著我們務必放下讓政府指導市場運行的傳統觀念，讓自由市場機制成為指導我們進行經濟活動的看不見的手。也就是說，某種程度上，所謂的看不見的手自由放任都能夠說是由這一傳統衍生的思想。顯然，對市場的強調將極大地釋放它蘊含的力量。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印證了這一點。但過往的成功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市場體系的基礎自由和法治。
一民族國家的性格。中國的總精神里面缺少了對個人的關注、對自由和法治的關注，卻似乎只是在重復著兩千年的循環。
亞當、斯密給了我們一個答案，市場的發展有可能彌補中國存在的缺陷，關鍵在于我們是否按照《國富論》的邏輯去謀求持續的經濟發展。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失去了最初讓個人自由伴隨市場發展的最佳時機，改革的紅利被制度的成本不斷侵蝕。慶幸的是，我們在這十年中，真正地融入了這個世界。我堅信若干年后，將會被視作中國改革的分水嶺。正是正因wto的身份認可，讓中國迎來了黃金十年。經濟的開放帶來了文化、法律甚至思想的開放，我們的思路在改變。社會開始關注個人的自由，法治的思想被人們不斷提及，這一切來之不易。當務之急是將市場機制的完善與個人自由的發展間的辯證關聯作為下一階段中國前進的方向。毫無疑問，就這一思想而言，沒有亞當、斯密更適合的代言人。在中國，亞當、斯密務必成為新的馬克思。只有作為一種信仰，被普通人用行動去踐行，才能解決中國當前的改革困境。沒有個人的自由，就沒有市場的真正發展，也就不可能推動法治的實現，社會的進步也無從談起。中國輸不起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因此沒有時刻去選取。基于自由和法治為基礎的市場，讓十九世紀屬于了英國，二十世紀屬于了美國。如果中國人能讀懂了《國富論》，我堅信二十一世紀真的會屬于中國。
的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在此種狀況之下，與在其他許多狀況之下一樣，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他去盡力到達一個他并不想要到達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必須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狀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國富論》中我最偏愛第四篇第二章。這一章的題目是《論限制從外國輸入國內能生產的貨物》。在我看來，它能夠說是此書最精華的部分。每一次的閱讀我都從那里開始。以上引用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段落，看不見的手理論自此進入世人視野，被無數次的頂禮膜拜。我此刻要做的是重新對其進行解讀，闡明它對于當下的中國意味著什么。這是我重讀《國富論》的第二個啟示。
看不見的手講的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我們需要有一種機制來引導我們的經濟交換。價格作為一種信號，能夠有效地調節經濟活動。自由競爭市場則是能最大限度發揮價格信號調節功能的機制。因此亞當、斯密告訴我們，政府什么都不好做，只要維護好市場的運轉就能夠了。剩下的事情交給市場來，個體分散的競爭能夠在價格信號的引導下，使得社會的福利最大化。對于這一個看似很不合理的結論，亞當、斯密并未作出嚴密的邏輯論證，這是他的弱項。但這無損于他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后世兩百余年的經濟財富的巨大增長，市場機制的優越性，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退出這些事實讓《國富論》的預言成真。也讓亞當、斯密站到了經濟學之巔。而經濟學經過兩個多世紀的發展，也對亞當、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作出了極其嚴密的數學論證，那里不予贅述。既然市場機制如此完美，是不是政府在經濟事務中一無是處呢?換句話說，鼓吹自由放任的亞當、斯密如何看待政府的存在。我在《國富論》的第四篇第九章讀到這樣的字句：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個應盡的義務。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
的政治體制，市場機制并不是不需要維護的，它其實很脆弱，需要我們發奮去爭取，才能夠得到。我們的市場機制剛剛起步，進一步擴大市場化的范圍才是當下中國的最優選取。很多人卻叫囂著市場化過頭，把制度轉型的成本全部嫁禍給市場，這難道不是歷史的倒退?!我倒是很想多買幾本《國富論》，免費送給他們，好好讀一讀。
最近很多的思考集中在了中國的制造業。在某種好處上，制造業是繼農業之后，推動中國三十年持續發展的最大動力。如果按照主流的觀點，將這次金融危機看作中國改革的拐點的話，在我看來，制造業依然是中國解決當前困境的唯一出路，這部分的潛力尚未被充分挖掘。重讀《國富論》，堅定了我的這一看法。這是本次閱讀所得第三點啟示。
學過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學習國際貿易理論，我們是從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優勢概念開始的。而在《國富論》的第四篇中，他關于自由貿易的一系列討論，就是對這一概念的準確闡釋。個人認為，這是他書中最富邏輯的部分，也是他對于微觀的經濟分析所做的最大貢獻。絕對成本優勢概念的主要涵義，簡而言之，即在國際貿易分工中，一國的資源稟賦決定了該國的經濟結構。按照這一邏輯，中國最大的資源稟賦是什么?毫無疑問，廉價勞動力!顯然，中國要發展的就是能夠充分利用這一稟賦優勢的行業。哪個行業最能有效吸收廉價勞動力?毫無疑問，制造業!只有透過制造業，我們才能充分利用這一資源稟賦。如此簡單的邏輯，卻被大多數國人所忽略。《國富論》讀書筆記3篇文章《國富論》讀書筆記3篇出自gkstk/article/wk-11615241050669。html，請保留此鏈接！。當產業轉型成為熱門話題時，我們很少反思有沒有走得太快。金融危機迷惑著我們的視線，繁榮的中國經濟阻撓了我們清醒的思考。重新認識到資源稟賦的決定性好處，才能找準經濟發展的方向。當然，關于究竟是內需，還是出口，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更有好處，屬于另一個問題，在那里就不作討論。畢竟我只是想說清楚，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究竟告訴了我們什么。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十八
《國富論》一書是由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于200多年前所寫，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由于他第一次系統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重要的經濟理論，對國民經濟的運行作了較為系統的描述，使他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者”，而《國富論》也被認為使西方經濟學的“圣經”。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是市場經濟，就需要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學理論，而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就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就像物理學中牛頓的理論一樣重要。其“看不見的手”像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一樣，是亞當·斯密獻給人類的偉大觀念，這一觀念培育出來的市場經濟制度，盡管有各種不盡如意的地方，但迄今為止卻是人類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種被實踐證明能夠成功地組織經濟活動的經濟制度。我們以往長期否定亞當·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說成是對“私有制的公然辯護”。所幸的是，此刻我們已經理解了亞當。斯密的主要觀點。具體地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今日中國之意義主要表此刻以下兩點：
首先，承認人在經濟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場經濟的前提。人性假定是經濟學的第一塊基石，經濟學的'大廈就建筑在這塊基石之上。計劃經濟為什么在全球范圍內不盡如人意呢？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計劃經濟對人性的假設不貼合現階段真實的人性，而在這個錯誤的人性假設基礎上的理論和實踐也必然是錯誤的。人在經濟生活中的利己性本來是不言而喻的，就像買東西的人都期望買盡量便宜和好的東西，而賣東西的人都期望東西賣得價錢高一些一樣自然。然而，就是這么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我們幾十年都不敢或不愿意承認，連實話都不能說，怎樣能行得通呢？我認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設，應成為我們分析經濟問題的基石，僅有這樣，才能設計出好的經濟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經濟理論和實踐。
其次，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見的手”管理經濟、盡量減少政府干預的思想對我國的經濟改革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國此刻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發展主要由關心自我利益的基層人民來推動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動。簡而言之，市場經濟的權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場需要的是“小政府”，要變管理型的政府為服務型的政府，政府應當盡量少的參與經濟活動。當然，市場經濟并也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個明白自我界限在哪里的政府。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也中允許政府在“看不見的手”之外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按照亞當·斯密的觀點，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三項基本職責是：（1）保護社會免遭其他社會之暴力入侵；（2）盡可能保護每個社會成員免受其他社會成員之不正義的壓迫；（3）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社會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而即使在履行這些職責時，政府的設計也應當研究引入戰爭。
誠然，該書對西方資本主義初期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起到了進取的作用，對于我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有諸多可借鑒之處。可是，由于中國經濟的性質及發展模式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不一樣，也由于東西方政治歷史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國富論》中的某些觀點、某些理論并不能解釋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中的特殊現象，也不能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現實問題。
首先，中國的“高增長、低通脹”經濟增長模式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奇跡。這也是《國富論》中的理論無法解釋。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經濟增長是與貨幣通脹（商品流通市場價格）呈對應關系的。也就是說高速的經濟增長必然會使貨幣發生通脹。然而，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恰恰與之相反，經濟高速增長而貨幣沒有發生劇烈通脹。這又是何原因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平均gdp增長為10%左右，同時，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日益增強，已經接近60%。可是，無論是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加入wto都沒有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發生改變。經濟學家想象中的“經濟泡沫”沒有在中99。國大陸出現。中國的改革開放，使生產力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同時消費的增長速度受收入增長速度的影響，與生產力相比相對滯后。于是就出現了產能大于消費，短缺經濟一下變成了過剩經濟。這正是中國經濟構成“通貨緊縮”的原因。由于國家財政采取進取的貨幣政策，使得對內內需加大，對外引入外資加快，導致中國在“低通脹”的情形下仍然堅持了較高的gdp增長率，所以一味的套用固有的經濟模型是無法解釋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模式的。
其次，我們再來審視中國對外經濟的策略。說到對外貿易，就不能不談到“重商主義”。這是《國富論》一書中重點闡述的理論之一。重商主義提出富國在對外貿易中應當獎勵輸出，阻抑輸入。可是對于像工業原料及職業工具這樣的特殊商品又恰恰與之相反。這一點用到目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中十分適宜。目前，中國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農產品及輕工產品，而進口的確是高附加值的重工業產品，及更高附加值的先進技術及戰略性資源，石油、礦產等。出口產品由于價格低廉品質好大大占領國外市場，而進口產品又為經濟的發展供給了物質上的保證，貿易順差日益增大，從理論上講能夠說相當夢想。而這種狀態能持續多久，就要考問一下中國自我了。從wto規則上講，中國商品的出口增加對外國同種商品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直接導致外國生產企業的日益萎縮，甚至倒閉，同時加劇了國外產業工人失業率的增加。這勢必會加大中國與他國的貿易爭端，不利于長遠發展。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貿易順差，使中國的外匯儲備日益增大，對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他國的貨幣是一種隱性威脅。所以如何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還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和中國企業自抗商業風險本事的增強。也就是從宏觀和微觀兩種途徑去解決問題，雙管齊下，缺一不可。
當然，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困惑還有很多，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決不能照本宣科，犯本本主義的錯誤。可是，也不能脫離書本中的經濟理論，畢竟理論與實際是相輔相成的。僅有正確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的辨正關系，才能使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發展。對于《國富論》這本書，我們還是應當秉著魯迅先生所倡導的“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態度來讀，畢竟其里面還是有不少觀點不適合中國國情的。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十九
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說起國富論真的是經濟學當中的開山之作，至今200余年仍有很實際的經濟指導思想與教育意義。
先說說這本書產生的時期。那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剛剛結束的時候，我們知道英國是最早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時代較早，資產階級革命也相對不夠完善，實現了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妥協，議會至上，王在法下的君主立憲制。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英國還擁有著大量的封建殘余，大量的封建主還擁有著土地，仍然可以在經濟上和資本家一較高下。而資本家都是一些新興的資產階級，仍然看不到商業的發展前景，也不知道該怎樣做。從微觀的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既是如此，那么對于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來說，商業發展的影響更是巨大，東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開辟出了新航路，而且通過殖民掠奪的方式奪得了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絕大多數殖民地，也因此獲得了大量的資本積累，東邊的法國已經奪得了西歐的陸上霸權，掌握著西歐的經濟命脈，而長期居住在北歐的以海牧維生的荷蘭人，又霸占著國際的海路貿易。在這種四周環敵的地理位置與貿易格局之下，大英帝國如何崛起，新興資產階級如何生存，在他們的面前是一片黑暗。而在這個時候，先知誕生了，他不是救世主耶穌，也不是佛祖釋迦牟尼，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活生生的人，一個在海關任職的專員，而就是他教會了英國的資本家們該怎么做，使大英帝國在百年之內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一強國，這個人就是英國著名思想家，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先生，〈國富論〉的獨家作者。
為何這本書有如此重大的意義呢？閱讀過本書后我們不難發現，本書雖然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作，而當中的經濟學思想卻十分縝密，確實可以稱的上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里面的很多思想仍為我們現在所用，經久不衰。
勞動分工思想，分工思想我們最早上在高中學政治時期提到的社會三次大分工，到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人類社會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進行了三次社會大分工：發生在原始社會中期的原始農業與原始畜牧業分離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促進著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發生在奴隸社會中期的農業和手工業分離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促進著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第三次社會大分工是當時的英國所處的時代，商業與手工業的分離，促進著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這些思想雖然都是馬克思具體提出的，而這些思想的雛形卻是亞當。斯密的提出。一個資本主義思想的開山鼻祖，一個社會主義思想的無上宗師，似乎是兩個勢不兩立門派的絕頂高手，卻在社會發展與歷史研究這門武學中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與感悟。三次社會分工是生產力的三次飛躍使亞當。斯密充分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勞工分工可以充分提高勞動效率。例如平時資本家們生產產品，都是讓工人一人對一臺機器的生產，而到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時候，汽車的生產首次利用上了流水線作業的方法，每個工人都有屬于自己零件的任務分工，他們不用在一個人或幾個人對著一輛車子工作，每個的工作似乎都是一擰螺絲那么簡單，可是分工后出來的效果卻是企業效益的高度暴漲，這就是勞動分工思想的魔力。
剩余價值論，這似乎又是馬克思提出的，而這也是亞當。斯密最先提出的，不過他們所處的角度不同，亞當。斯密站在資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潤從何而來，就是從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中來，只有這樣才能不斷的積累資本，擴大生產規模，進行再生產，這樣資本家們就會越來越富有，而資本主義國家也會因此而積累大量的財富而稱霸世界。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資本家取得利潤的實質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最終的目的就是讓工人們站起來，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
階級論，首次提出了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屬于生產關系之間相互矛盾卻又相互依賴的關系，地主為了取得高額利潤而抬高地租，資產階級又要為了減少成本和提高利潤而與地主討價還價和降低工人工資或提高工人勞動時間。而工人的目的就是少干點活以及提高自己的工資而與資本家進行交涉，甚至罷工與暴力革命。這生產關系的三環一環套一環，缺一不可。其實這個思想在我國的現實社會也是有很大的意義，我國最大的地主就是國家，因為土地是國有的，在可用土地資源日益緊張的今天，國家不得不將地租抬高，賣給有競爭力的房地產商，而代表資本家的房地產商為了支付高額的地租而抬高房價，而作為類似于三環中工人階級的消費者，就要和房地產商討價還價，甚至不斷變幻東家，以取得符合自己經濟實力的住處。而在很多人因為買不起房子而擔憂的時候，國家又要考慮消費者的實際情況下條文說如果房價再不下調，就對城市一二把手進行懲辦。所以說，三環之中一環套一環，環環相扣，互相影響，這種思想用在今天，用在中國也是完全適宜的。
而《國富論》當中最為重要，也最有意義的思想莫過于自由主義了，也是我們高中政治經常提到的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俗稱“看不見的手”，在當時的世界局勢當中，唯有英國敢于消除世界上任何的貿易壁壘而公開的和任何國家進行貿易合作，英國以自己對其他國家的貿易優惠來換取其他國家對自己的優惠。甚至在英法戰爭中，英國運用自己的財富采購著先進的武器來消滅法國部隊，而這些財富都是通過英國賣給法國軍隊用來做軍服的棉紡織品而賺來的。
當然，一味的自由主義雖然能使資本家取得高額的利潤，可是另一方面卻會使資本家過于的盲目對待市場，投資市場，為了高額的利潤哄抬物價，結果會出現生產出大量的剩余產品，資本家為了不使物價下降，公然違背價值規律，寧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價賣給消費者。而消費者由于消費不起干脆不消費，甚至游x行示x威，這導致的最終結果只能是資本家破產，國家的統治不牢固。于是在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后，誕生了凱恩斯主義，即我們今天說的國家宏觀調控，俗稱“看的見的手，看不見的手，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只憑市場調節，就會出現經濟危機，只憑宏觀調控，就會使市場失去自由與活力，止步不前。
斯密死后，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圣經，把他關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干二凈。于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
國富論讀書筆記篇二十
《國富論》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于1776年撰寫而成的。這本書被譽為西方經濟學的圣經。我覺得它有點難讀，花了很長時刻才勉強地看了一遍，就據此寫下自己的一點淺見。《國富論》共分五篇。亞當、斯密生活在兩個時代的交替轉折時期，他為新的自由主義經濟原則大聲吶喊，也就不可避免的遭到舊勢力的肆意攻擊。然而，他的勞動價值論對人類思想史的發展起了不可磨滅的巨大#from《國富論》讀書筆記3篇來自學優網gkstk/end#的作用，他的經濟思想成了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他的學說影響了整整幾代人的成長。有著名經濟學家對作者亞當、斯密給過一個概括性的評述也許沒有任何一部當代的著作像《國富論》那樣對科學經濟思想和行政管理體制產生過如此深遠的影響，我們有理由認為，他的這部著作所產生的影響將會持續下去。
《國富論》被譽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著作，作為以國際經濟與貿易為專業的大學生，首先要讀一讀這本驚世之作，了解經濟方面的有關知識，有助于以后的學習。拜讀了這本書后，我有了自己的一些留意得和認識。也讓我聯想到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此刻最需要的是一個真正根植于社會的自由和法治傳統，而亞當斯密的新思想看不見的手開啟了我們的思想，告訴我們市場體系的基礎是自由和法制，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兩手抓，既要給空間市場，政府也要適當地宏觀調控。縱觀歷史，我們出現的一個錯誤就是大躍進活動，政府全面掌控市場，無論什么東西都是政府規定的，最終壓抑了人民的工作熱情，使當時的經濟停滯落后。我們從文中能夠感受到他并沒有一味地強調市場的萬能，而是不經意地點出，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設計，市場也會變成萬惡之源。沒有以自由和法治為基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在逐漸失去它的魔力。縱觀西方自由市場的發展，無不是伴隨著個人自由的不斷延伸和擴展。讀了《國富論》，讓我更加確定這一點。
《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個性地混合在一齊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潛質，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潛質，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之后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里德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構成了我們這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我認為，這是一本主張個人自由競爭，在經濟學中起著啟明燈和導航燈的重要巨著，是對當代及現代有重要影響的百科全書!第一篇，生產力提高的原因和產品的分配。這第一篇是整篇巨制的重中之重。
首先講到的是分工，人與人之間需要合作，分工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結果，我們可能不擅長某一方面，但我們能夠用我們擅長的某一方面來換取別人擅長的那一方面的服務。這就是絕對優勢理論。分工能夠極大地增進勞動生產力，正正因人們有不一樣的擅長，而又有錯綜復雜的各樣需求，因此就有了交換。交換提高了社會有效需求和社會福利，它就需要流通中更多的產品，而分工的原因，不用說，最有力的解釋就是制作扣針的例子。分工就是為了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
再接下來就是貨幣和商品的價格的探討。價值，我覺得它表示的是物品的效用，而經濟學研究最多的是物品的邊際效用，正因正是這個邊際效用決定了商品的價格。不少有關經濟的著作都會提到饅頭是最后一個才吃飽的，在饅頭并不缺乏的狀況下，就是這最后一個饅頭的價值決定了它的價格。高中的政治課本上講，價值中包含的是勞動，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它體現的就是商品的真實價格，產品一經生產，其真實價格就會必須，變化的只是我們此刻的貨幣衡量。而下方講到的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就是社會分工創造的財富的分配問題。根據宏觀經濟學的觀點，這是財富的原始分配。社會分工必然導致勞動者在從事生產過程中從最終產品的貢獻的不一樣，也就是書上講的勞動者的職業性質差異，最終導致勞動者工資的不均等。第十一章講到的地租，其實就是土地的使用價格，即資本使用土地所要付出的經濟代價，也即經濟租。
第二篇，資產的性質和積累以及使用。資產的性質就是資產的分類。其實《國富論》探討的最終目的是增加國家財富和社會福利。增加國家財富就務必要走一條路，那就是增加實際的就業量和生產用機器設備，那個時候還沒有虛擬經濟這個概念，就是增加實體經濟中的勞動者和勞動工具，這就需要資產投入，資產的投入和運營就是資產的積累和使用的過程。
第三篇，不一樣國家財富增長的不一樣方式。這一篇翻來覆去講的其實就是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史。資料也比較少，我是覺得沒什么意思。
第四篇，政治經濟學體系。這一篇中所講正式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宏觀控制下的市場經濟的一個寫照，我是這么認為的。我覺得我國此刻明顯存在著重商主義，一切東西以金錢來衡量，鈔票立刻都要代替感情的地位，成為現代都市男女結婚的條件了。錢不到就不能救人，挾尸要價的丑惡，上課時老師講到的某些有錢錢坐牢，沒錢人坐牢的現象等等，這就是重錢重商的教育教出來的。如果我們的教育中多參雜一些道與義的教育，也許很多事就不是此刻這個樣貌了。但是也不能否認經濟的發展需要重商主義的推動。斯密認為就應對國內能生產的商品予以進口限制，這其實就是我們前幾年的貿易壁壘，為保護國內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其實在經濟全球化的這天，哪里還有100%的國貨、哪里還有100%的進口貨?幾乎沒有了。
在退稅、獎金和通商條約方面，都是為國家進出口貿易帶給的一些策略。我們國家也在實行出口退稅。通商條約其實就是互惠互利的基礎上簽署的協定，當然不排除不公平的，比如鴉片戰爭等近代史上我們恥辱的割借租讓條約。殖民地就是這些強勢國家進行資源掠奪的根據地，增加自己的財富不顧別人的死活。斯密是批判重商主義的，在對它作結的時候，斯密提出了看不見的手。我看過有關書籍，看不見的手全書只提及一次，而實際上影響著全局。正是透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看似自私自利的行為最終居然會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繼上一次的《新賣桔者言》，這次我選取了讀《國富論》。和《新賣桔者言》不一樣，這本書的資料明白起來有必須的難度。有一句話能夠形容我剛開始看的感受：這些字分開來我都認識，但是組合起來我就不認識了。因此，我不得不一邊看，一邊上網查閱這些資料的意思。
《國富論》共分五卷。它從國富的源泉??勞動，說到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換，論及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再探究商品的價格，以及價格構成的成分??工資、地租和利潤。我比較感興趣的分工這部分。
分工是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改善，以及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多的嫻熟程度、技巧和決定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這句話在《國富論》居于開篇之位，足能夠讓我們認識到分工的重要性。
在書中，斯密為我們舉了一個制針的例子：一個工人，如果沒有受過制針這種職業的相當訓練，也不知道怎樣使用它的機械，那么即使再發奮工作，一天也許也造不出一枚針，當然更不可能造出20枚針了。但是現代商業已經使這種工作成為專門職業，并且將這種工作非為若干工序，其中大多數也同樣成為專門的職業。有一個這種小工廠，只雇用十個工人，有幾個工人擔任二三種操作。一日也能成針48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針4800枚。
如果他們不分工合作，不由每個人專門操作某道工序，那么不論他們怎樣發奮，一天也不可能造出20枚針，說不定連一枚也造不出來。
凡是能夠分工的工作，一旦使用分工制，就能夠相應地增加勞動的生產力。汽車生產商福特公司的創始人福特先生就是正因改傳統的汽車生產車間模式為流水生產，從而大大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擊敗競爭對手，占據汽車市場的半壁江山。
上述的例子此刻對于我們來說都是比較遙遠的，不能親身體驗那種分工的效果。就拿我們平時在家做飯來舉個例吧。過節時家里都會做一頓豐盛的大餐，如果這個時候只由媽媽一個人負責煮飯做菜，那她大概就得從中午開始忙活，不然是不夠時刻煮大餐的，但是如果全家出動，媽媽負責炒菜，爸爸負責殺雞，姐姐負責切菜，我負責洗菜，全家人分工合作，那么很快就能夠煮出一頓美味的盛宴，而且所需時刻也不多，可能只需要媽媽一個人工作時的四分之一的時刻。這就是分工合作的高效率。
我們此刻認識到分工的重要性是前人留下來的知識，而斯密認識到分工的重要性卻是他從生活中工作中認真觀察，分析研究出來的。在《國富論》一書中，斯密充分的展示了他站在時代前端的對各種經濟現象的發現和體會認識。
《國富論》這本書中值得好好品味的資料還有很多很多，我此刻只能看到很表面的一層。它不是我只讀那么一遍就能深入了解的，在以后，我還會好好的再次研讀這本書，期望有興趣的各位同學，也去圖書館借來看看吧。
每個國家成員的勞動都是為本國國民帶給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這部分產品換取外國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響一國成員數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說勞動帶給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數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說有兩個：一個是勞動者勞動技能的熟練，也就是此刻所說的生產力，一個就是從事有用勞動和無用勞動的比例。《國富論》讀書筆記3篇書籍讀后感-名著讀后感-小說讀后感-教師讀后感等-中小學生讀后感。相對這兩點，第一點的影響更大，正因在歷史的長河中，有很多禮貌未開化的種族中，人民有時候務必拋棄或者殺死其中的老弱病殘，以保證種族的延續;在許多禮貌開化的社會中，總是有許多從事無用的勞動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員和軍隊!
勞動分工使得同樣數量的人，生產的商品大大增加。這要歸因于三種狀況：第一，每一個工人只從事一種工作，能提高勞動熟練程度;第二，節約了從一種工作轉換到另一種工作的時刻;第三，發明了一些機器，大大提高勞動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正因在人類族群內部是禁止偷盜和搶劫，因此某個人想要獲得某種物品只有兩種途徑：一種是自己勞動獲得，一種透過交換獲得。在族群內，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發現自己專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獵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發現自己專心造房比種田更有利，于是他們就是專心從事某種勞動了，分工就產生了。交換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換潛質即市場范圍的制約。正因市場太小，勞動者無法用他們自己消費不完的剩余勞動產品來隨意換得需要的別人的勞動產品。最先開化的種族都是在河流附近，正因在交通不發達的時代，相對來說，水運對于陸運有天然的優勢：第一，水運風險較低，陸運要透過野蠻民族的領地，危險較大;第二，成本相對較低，透過水運需要的人數和交通工具較少。因此由于水運的好處巨大，工藝和產生的改良出此刻水運便利的地方就理所當然，這樣改良要很久才會傳到內陸地區。
當勞動分工完全確立后，一個人自己的勞動只需要很小部分就能夠滿足自己的需求。他務必拿著自己用不完的勞動產品來換取其他人的勞動產品。在交換的過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認，能夠換取所有的勞動產品。在這期間，有貝殼、糖很多的物品充當了這個主角，但是最終都被金屬所代替。這是正因金屬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屬貨幣就這樣產生了。
一個人是貧還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的多少和品質決定。商品的價值分為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任何商品的真實價格就等于該商品能使他購得或者支配的勞動量，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是尺度。世間所有財富，最初都是用勞動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雖然勞動是所有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是商品的價值通常并不是用勞動去衡量的'，而是透過商品的名義價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勞動也像商品一樣有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所謂真實價格就是報酬勞動的必須數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謂名義價格就是必須數量貨幣。勞動者的貧與富，不是與勞動的名義價格成比例，而是與勞動的真實價格成比例。勞動的真實價格，一年一年的來說貨幣更容易體現。一個世紀來說谷物更容易體現。
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勞動是決定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主要標準。比如，兩個小時勞動才能獲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兩倍于一個小時就能獲得的物品。如果要讓資本投入生產，務必給其相應的報酬(也就是資本利潤)，這個時候資本也參與了勞動產物的分配，資本的利潤與資本的規模有關。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會要求土地上所有的產物中的一部分會自己(也就是地租)，這個時候地租也參與勞動產物的分配。勞動不僅僅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勞動那一部分的價值，而且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地租和利潤的那部分價值。分開來說，每一件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是由這個是那個部分全數或者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說，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物的商品價格，比如由這三個部分構成，并且財富就是以這三種方式在不一樣的國民之間分配。一國財富的勞動產物的普通或平均價值是逐年增加，還是逐年減少要取決于工資，利潤以及地租是以怎樣樣的比例在國民間分配。
一部分，使商品數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價格靠近。自然競爭的市場價格一般都是賣方能承受的最低價格，壟斷的市場價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價格。
關于勞動工資和利潤，如果一個人透過勞動不能獲取養活自己，那他務必透過坑蒙拐騙來獲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因此在制定最低工資時務必要讓勞動者能養活全家人。最高工資不是出現最富裕的社會，而是出此刻最快富裕的社會，也就財富增加最快的社會。在不斷進步的社會資本具有較低的利潤，勞動者具有較高的工資;在財富停滯的社會資本具有較高的利潤，較低的工資;在即將衰退的社會，資本具有最高的利潤，最低的工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