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總少不了接觸作文或者范文吧，通過文章可以把我們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塊。范文書寫有哪些要求呢？我們怎樣才能寫好一篇范文呢？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介紹一下優秀的范文該怎么寫，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萬歷十五年讀書心得篇一
我驚詫，此書中許多人物身上，竟都有當今現實社會的影子。
若將萬歷兒時看做我們的當代，他原本聰明敏感、樂于上進，也以往勵精圖治、喜歡讀書，他本不是暮氣沉沉、消極厭世的人，怨只怨那些作為臣僚的教師或家長，從不曾將他當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確切的說是有尊嚴的獨立個體來看待，同樣也像像我們的學生時代，很多時候被當成了學習的機器，原本活潑好動、樂于思考，最終卻極度厭學。諸如參加完升學考，要將書本剪碎或早上依舊習慣的坐在寫字臺前卻不明白該干什么。所以，萬歷皇帝作為學生，臣僚做為教師，最大的失敗之處，是大臣們剝奪了萬歷作為一個聰明的年輕人應有的個性、思想和活力。
張居正不讓他練習書法，申時行不讓他練兵，所有人都不讓他立三皇子為太子，甚至與他生前形影不離的愛妃都不能與自我埋在一個墳墓里。失去了如此自由，就算做著皇上，又有什么趣味？但他畢竟是皇上，依然擁有無盡的奢華和整個國家，而當今社會我們的悲哀何至于此。
張居正作為首輔原先言行不一，到我們看見了太多人士的虛偽。官二代，富二代，軍二代，黑二代。這個社會原先已經并正在真正屬于這些有錢有勢有權和不要命的，“學校十年功，不如一棵蔥”的現象難免出現。
我一向感覺，張先生本不是奸臣，他也是期望明朝國富民強的，他僅僅是一個有缺點的聰明的剛愎自用的大臣而已。孔子說，“唯女人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其實，“難養”的豈止是女人和小人？任何人彼此接觸久了，都難免“不遜”起來，皇帝如此，張居正如此，恐怕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也難免如此。事實擺在眼前，改變雖不及萬難卻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我唯有在心田播種善的種子，也時刻提醒自我，只要是人都會產生某些偏見和不可避免的缺點，學習如何體諒并選擇，哪些是我們應當學習的，那些是“見不善而內自省”的，現實無奈與社會種.種幽暗的側面，但卻必須允許這些幽暗的存在，因為他畢竟是“豐富多彩”這個詞的重要部分。
應對如次、遇到問題、唯有進取想辦法，努力讓自我多一些才能，開闊些眼界，理清些思緒。而決不能消極怠工，心灰意冷。充滿期望才能使我們歡樂生活。
——我們無奈于幽暗，也盡量做到讓幽暗無奈于我。
萬歷十五年讀書心得篇二
《萬歷十五年》是一本改變了人們歷史觀念的書，它的大歷史觀使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該書是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嘔心力作。最早在美國出版，從1999 年第一版到現在，《萬歷十五年》出版二十余次，這在學術上日益邊緣化的今天無疑是罕見的。
書中介紹了受制于他人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萬歷皇帝，深諳為臣之道，處事圓滑的首輔申時行，出色的改革家張居正，孤獨的將領戚繼光，古怪的模范官吏海瑞，還有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作者寫這本書時說“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這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點”。書中所寫的人物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其中緣由并非其個人所致，而是當時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他們只是制度的犧牲品。
對于萬歷皇帝，所有人都認為他昏庸無能，但他也值得同情。他雖貴為天子卻事事被他人壓制，群臣在立儲問題上與他針鋒相對，使他最后被迫妥協。在無奈下，他用沉默向百官反抗，開始了長達三十二年的罷工。因此，使中國的國力不斷衰敗，這讓人十分扼腕。由于成憲的不可更改，一個年輕地皇帝沒有把自己創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利用，他的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導進這烏有之鄉，充當著活著的祖宗。幾百年之后，他帶著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體現著命運的殘酷。
在儒家的道德中做官要清廉，做人得正直，孝順。但現實卻是做官的，做人背信棄義。張居正想改變現狀，但無奈根基太深無法撼動。海瑞為官清廉與體制格格不入，最終導致了悲劇命運。當時的中國是一個以道德維系的體制，但這種道德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大部分人都不是圣人，所以當道德與現實相差過大時，人們選擇放棄道德，成為“兩面派”，開始了明著一套，背著一套。
正是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人們雖然口口聲聲說著道德，但私底下卻沒有人這么做。現代社會道德的缺失也正是如此，老人跌倒了不敢扶，以及“小悅悅”事件正是這種道德缺失的具體體現。只加強道德建設并不夠，還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學習西方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國的法制，這才是改變現狀的必由之路。
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種失敗的，但現在很多西方人士，認為西方法律才是道德的根源，這也是不正確的。正如作者所說：西方所謂的“自由”與“民主”都是抽象的觀念，務必經過每一個國家的地理及歷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國之民主即不可能與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國的自由也和美國的自由有差別，所以要具體分析。
書中指出道德并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扯上一個道德的問題，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協。所以，在現代應加強法制建設，同時重視道德作用。只不過不要把道德技術化，要優先考慮法律的作用，這樣便不會重走以前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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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十五年讀書心得篇三
近日拜讀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此書英文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譯為“平淡的1587年”。黃仁宇先生并非如傳統史記般瑣碎地描寫該年事記，而是以1587年為支點，將明后期的歷史支撐開來，更大的意圖在于從人性角度闡釋中國文明史。我不是學歷史的，所謂“門內看行道，門外看熱鬧”，在熱鬧之余，漸覺歷史大潮從心中涌過，一時感慨萬分，以求一吐為快。
一、歷史
歷史本無所謂錯與對，但人們在討論歷史的時候總愛如此評論：“如果當年韓信在漢中自立為王……”，“假如元朝大軍向日本進發不遇到海難……”，這些言論無法改變已過去的事實，有意義的在于總結經驗，以改造未來。昆德拉所言“永遠隆起的硬塊”意亦如此。
歷史是欲望推動的，眾多的欲望組成之合力是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類開始住在樹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獵為生，后覺得植物也不錯，于是開始了種植。當然，這其中固然有很多沖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從樹上跑下來的時候，其他的強烈反對，“野獸來了怎么辦?”“在地上怎么睡啊?……，這些反對和贊成沖突融合，推動了人類的進步。
最初的人類公社，是人類最團結的時刻，因為那時人常常挨餓，用馬斯洛的理論來說，就是人的需求還處于最低層——生理需求。要吃飽飯這統一的欲望就是團結的基石，同一團隊的人必須要相互配合才能獵取到食物。但通常這僅局限于內部，在部落與部落之間，如何獲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協作解決的問題，資源爭斗(搶地盤)則成了更能解決問題的手段，戰爭和掠奪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更高層次需求相應而生。得到尊重變成了理所當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體必然是個人的，這種欲望徹底破壞了團結，成員之間相互沖突，出現了社會等級。
二 道德
等級制度的確立并沒有徹底解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欲望的沖突，這種用暴力或者其他強制性力量對沖突進行緩沖，這種沖突急迫地需要解決，同時勝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夠長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實際上就是對欲望的抑制，是對欲望沖突最有效的協調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義的法律，法律則意味著工具性，這種神秘主義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兩大特性同存。神秘主義是人類思維的黑洞，是超越人類理性思維之外的東西，中間蘊涵著最強大的能量，這就是道德這個工具難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從這個黑洞里舀了一點能量出來便世界大亂，拉登沾了一點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義特點就意味著對道德的理解的多樣性。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對如何吃面包都做了嚴格的規定，這讓今天的我們感到好笑;伊斯蘭教的婦女們個個是蒙面大俠，讓漢人望而生畏;縱欲主義和禁欲主義的爭論今天依然激烈，這說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義特性，無力完成對欲望的徹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義的法律，而不是單純的法律，有時相反成了欲望沖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實上中華帝國從古到今，道德都成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漢王朝開始，就以道德為根基建構社會制度，但德治始終是美麗的夢想，當管理體系中的大多數成員都把道德當成有效手段，整個社會呈兩幅畫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掛在口頭的目標，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對追求自己的私欲。
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著稀有罕見，然后大家都懷著萬分景仰的心態仰望海瑞，心中卻想著自己的勾當，卻誰也不肯去做海瑞，這就是中國政界的現狀。這也是中國整個社會狀況的縮影，絕大多數人都將仁義道德披上，穿上這件漂亮絢爛的衣服，以高尚的名義，行茍且之事。
中國古代的德治，畢竟是種境界，全民景仰，只因無法實現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以國家的名義公然撒謊，在大家都知道是謊言的情況下，搞政治教育，三個代表，事實上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是個謊言，公然推行與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實為世界奇觀之最。
萬歷十五年讀書心得篇四
明史有“稅重民窮”之說。如果意在說明當日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同期英國稅收約銀二千余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等。“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并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
中國幅員遼闊，情形復雜。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類似“潛水艇肉夾面包”——上面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面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三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法制和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
張居正精明能干試圖經濟改革，申時行中庸誠信試圖建立和諧社會，海瑞奉行儒家傳統道德試圖保持執政意識形態集團先進性，戚繼光實干主義試圖實現國防現代化，李贄清高矛盾試圖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觀，結果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或身敗名裂。就連之尊的萬歷皇帝，本有中興之愿，但張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轉，天子家事又屢被臣下干預，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愛的女人并肩長眠，早已厭倦在各種典禮上充當木偶的他也終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國的官僚們一意保持傳統與穩定，從而喪失了主動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識形態作為統治手段。其意識形態充斥了帝國的各個方面，無論從強度還是從廣度來說，都是空前未有。意識形態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計較個人私利，講求奉獻和犧牲，鄙夷物質利益。這樣，官員們過簡單樸素的生活也成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補助著體制上的欠周全。
單一意識形態體制所造成的困局還表現在，它不能承認自己自己存在問題，因為懷疑終極價值，就等于懷疑一切的基礎。如此往復，當問題出現的時候，執行者想到的第一個答案必然是掩蓋之。在這個體制之下，因為終極價值理論上的不可懷疑和體制事實上的漏洞百出，整個體制事實上已經淪為一個形式：人人都在用陽的一面，也就是終極價值來掩蓋自己的陰的一面，也就是個人私利。當社會日趨參差多態之時，體制所要求的單一化，同質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齊劃一的集體開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為方式已經進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當現實基礎嚴重脫離體制時，體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強行將現實拉回原初的設定狀態。但是構成體制本身的官僚階層自身已經發生了改變，其行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結局必然是體制的分崩離析。
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既無資本主義發展的組織能力，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這種維護落后的農業經濟、不愿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萬歷十五年公元為1587年，距鴉片戰爭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權，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職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標準，則前后想通。1840年的鴉片戰爭，其情形仍與1587年相去無幾。
中國傳統社會無法局部改造。過去政府與民間的聯系著重于尊卑男女長幼，純考科舉制度做主。1920xx年停止科舉之后，上層機構與下層機構更為脫節，滿清之覆亡，更無可避免。
民國肇造后，軍閥割據，也是當然趨勢。新的力量還沒有產生，過渡期間，只能由私人軍事勢力撐持。這私人軍事勢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條件的束縛，也只能在一兩個省去里有效。省區外的競爭，更釀成混戰局面。
國民黨專政期間，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總算技術了軍閥混戰，但是全靠城市經濟維持。
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在農村中創造了一個新的底層機構。現在中國當前的任務，則是在高層機構和底層機構間敷設有制度性的聯系，才能從上至下，能夠以經濟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脫離官僚政治的壟斷。
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而潛水艇夾肉面包的結構，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還是受亞洲大陸天氣地理關系的影響。
自小讀史，常有中國不如別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維新，幾十年內就凡事做得頭頭是道，而中國似乎越做越糟。現在才看的明白，中國文化是亞洲大陸地理的產物，歐美和日本的物質文明有他們海洋性國家的經驗;況且每個國家發展，也有他們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別，則是現代先進的國家以商業的法律作為高層機構及低層機構的聯系，落后的國家以舊式農村的習慣及機構作為行政基礎。
傳統日本好像很受中國儒家學說及佛教的影響，但是因為它國家低處重洋，對外安全，無須中央集權，與中國的結構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國內組織已經商業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進，其實則是長時間的演變，最后出頭露面而已。
因為世界工商業技術的進步，所有國家都要從以前閉關自守的形勢，將社會生活方法作徹底額改造，以期適應新的世界金融經濟，中外無可避免。西方的民主與自由，以“市民特權”為基點，和日本的大名政權，授權于藏元的情形類似，所以改造比較容易。中國立國以來以貧民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作基礎，農村內部復雜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國所稱“一國兩制”，驟看起來好像是一種宣傳工具，但是荷蘭初成的聯邦制也實際上是“一國兩制”的表現。英國以兩種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為司法的基礎，利用司法制度不聲不響地使社會融合，也是漸漸由“一國兩制”造成一國一制。但是“一國兩制”不是沒有危險的，美國開國時以保障人權為前提，卻又因聯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隸制度，終發生內戰。
在技術方面講，這一國兩制的實行在中國必有很多困難，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國過去在漢朝以儒家籠括發夾、到家及陰陽家的思想，在隋唐時代又籠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統一。可見時勢需要，即不成能亦成為可能。
總體而言，《萬歷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變妥協，如果道德上的爭執持久不能解決，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則遲早必導致于戰爭。
萬歷十五年讀書心得篇五
萬歷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歐洲歷史上，正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的時代;而在中國，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際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筆下，我們開始了一場難忘的大歷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試圖革新的傾向，都是不合時宜的，一切企圖在虛偽而又被認為是萬能的道德之外發展法治的觀點，都是異端邪說。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負而鮮有實踐之機，變革在重重困難中或夭折，或走樣;道德純正的人盡管其行為獲得了統治者的贊賞和平民的欽佩，卻難以獲得效仿——無人想去發揚和繼承其高尚品質。對他們來說，陽奉陰違，道貌岸然所帶的，比這虛名要現實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時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壓中度過一生。他發現自己的學說沒有付諸實踐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秘化”。
一個年輕的、曾經試圖勵精圖治的君主，在諸多程式阻礙下，只能循規蹈矩，延續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許出于負氣，或者是無奈的消極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眾臣再也很難輕易見到他出席各種儀式——漫長的怠政在明王朝的歷史軌跡上延續 。從他觀賞中官擲銀取樂表明，“一個喜歡活動的人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于做出積極的創造” 。他的壯志，他的宏圖，已是歷史云煙，難以再續。立，何其難也，而破，也是千難萬難。
“在按著固定節奏流逝的時光之中，既缺乏動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羨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順的成為單調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變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無所謂。安逸，足以造就肆無忌憚的不思進取。在平淡無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為了年輕君王的必修課。他的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的品德可謂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卻鮮有人會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他們大多活在官方的宣傳和平民的稱贊之中。他們的信條和個性使他們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遺棄。這就是說，他們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們的榜樣辦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別人皆雷鋒，卻很少考慮自己也應該那樣無私。他們只是“可以和舞臺上的英雄人物一樣，在情緒上激動大多數的觀眾”，卻無法引起公眾行為上的追隨。海瑞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具有強烈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意識，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道德教養的讀書人服務于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意嚴格要求別人。于是他的所作所為，令各方面感到為難和糾結。萬歷十五年，歲暮天寒，“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為他們再也用不著為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們總是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道德標桿，高尚莫比，嚴以待人，卻無法嚴以律己，甚至寬以待己;相應的，同時他們也就把自己當作道德監督者，實踐總是別人的事，而他們只需對此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因而他們總是正確，別人多少——如果不是總是的話——有錯。明朝歷史上，就有一位這樣的人物——張居正。“張先生言行不一，他滿口節儉，但事實證明他的私生活極其奢侈”。據說張居正大人的官轎，32人抬著(按當時禮制皇帝也不過16人規模)，約有50平米，分為會客室和臥室，全套明式家具，還有個獨立衛生間。轎四周有圍廊以供觀景怡情。這位節儉的倡導者，以圣賢自居的張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來，“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促進人類共同行為準則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它。但是將道德——一成不變的道德準則——作為萬能的手段來調控社會的一切問題，則是荒繆的異想天開。道德必須被遵守和實踐，乃至被信仰，否則便是虛偽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在功利主義——毋庸質疑，我們大多數人是這樣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難突破停留在口號和宣傳中的困境，成為難堪的所在。而法治，則彌補了道德的缺陷，從而“使人類的行為服從于規則之治”(富勒語)。法治應當成為一種公眾信仰。而正如蘇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這里所說的信仰并不是一種言詞上的表白，一種決心，而必須是一種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種社會的全民的事業，因此對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當前，中國正處于法治建設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書中對歷史的反思，以古為鑒，今人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給中國留下一個天翻地覆、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創造法治歷史時代的機緣。
萬歷十五年讀書心得篇六
《萬歷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經讀過好幾遍了。近來再重讀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國古代政治的最鮮明特點是觀念治國。
早在國人歷史早期，古人便憑借想象將世界和自身進行描述和理解。這倒也不稀奇，幾乎所有禮貌的早期都有這個特點。但將想象充分賦予到政治中的，中國卻是為數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諸侯國。周公同幾乎所有的古人一樣，不能科學地理解天下的構成；他同時認為周王貴為天子，萬民理應萬世順從，但之后的事實證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圖使政治體制順應自然，但由于知識的局限，實際是讓自然順應了他們的意志，這便造成了政府行為自上而下的慣例，而中國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終構成，后世之人自覺不自覺地理解了這一觀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之后，觀念由對天的感性過渡到對儒家思想的理性。歷朝歷代的首要任務與其說是治國，莫不如說是對儒家思想的推廣和執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職責與其說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說是身先士卒，踐行儒家禮儀，與萬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能夠稱之為儒教了。
造成這一現象的是中國的自然環境和政治傳統。中國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術發展的限制迫使從周公起的統治者以觀念規劃全國，構成一套獨有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是上端細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統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復雜多變的實情，二是實在沒有本事去處理數以千萬計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農集團。為了統治的便利，僅有靠觀念，即之后的儒家道德。這種道德一來能夠統一文官觀念，讓他們即使分散在各地，與中央隔絕，也本事解當地的疑難；二來能夠規范百姓，使他們各自安分守己，少為國家制造麻煩。道德的產生是因技術的無奈，而實戰的結果證明，道德的力量遠遠超過行政和司法，這就是我們反復強調“以德治國”的原因。
這種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秦漢、隋唐創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時代在發展，我們永遠也找不到放諸四海而皆準道理，永遠也找不到一勞永逸的創造。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到了明清時期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中國在歷史的坐標系中開始走下坡路，這也許就是黃仁宇先生創作《萬歷十五年》的緣故。
《萬歷十五年》并非只寫萬歷十五年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寫萬歷年間的故事，他寫的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優越的終結，是對“以德治國”的深刻剖析。取名“萬歷十五年”也許只是個象征，也許只是因為音韻的和諧。
中國古代德治政治的優越性結束了，形式也結束了，但它的流毒卻遠未終結。儒教的本本沒有多少人再學習了，儒教的精華沒有多少人再記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卻深
深扎根在現代人的心靈深處，因為中國處于封建社會幾千年，而進入現代社會還不到一百年。這種扎根的結果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就是現代中國人還存在的諸多毛病。即便是年輕人，任你穿的很“哈韓”，吃的很“歐美”，唱的很“港臺”，但骨子仍未脫離中國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惡劣性”！儒教講究“仁”，二“人”即為“仁”，中國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長“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級組織的任何一次改革與反改革、革命與，始終繞不開人事的問題，最終的落腳點都是對人的整肅。
萬歷十五年讀書心得篇七
四百年，歷史中不算短的一段，雖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從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國古代、近現代和當代，如果我們按習慣把1840年作為分界線的話。要是把這期間世界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記錄下來，估計光造紙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積就會遠遠超出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造成的損失。幸運的是，人類具有遺忘功能，很多無足輕重的小事不需要記載也無須記憶，否則我們都該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樣幸運的是發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記錄了下來，更幸運的是一位叫黃仁宇的華人把這些事件歸納分析并提出一種謂之“大歷史觀”的觀點，而后歷時7年成書《萬歷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輪回
1587年，明萬歷十五年的中國，談不上風雨飄搖，也不能說是病入膏肓，這個外強中干的大帝國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現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蟻穴。這一年，實在是平淡無奇。在這無關緊要的歲月里，有灰心朝政的當朝皇帝;有變法失敗的前任首輔;有維持現狀的現任閣僚;有無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難覓的優秀將領;還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瀾不驚，龐大的中央帝國已經走過近兩千年，此時還遠未走到盡頭。在西方，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正準備啟航，北上征討聯合王國。用不了多久，它就會以自己的消亡開啟大英帝國此后數百年的輝煌。中國也因此逐漸被強行推入所謂的現代，用黃仁宇的話來說，猶如讓一只走獸，硬生生地變作飛禽。結局當然是落得不會飛也不會走，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后的1987年，年輕的共和國38歲，實施改革開放不久，正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西方涌入的思想帶來極大的沖擊和震蕩，這個古老的國度已是人心涌動，黨的領導人也剛剛在年初完成交接，這預示著政局也將隨之發生變化。歷經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斷摸索實踐，執政者在1987年發現了讓中國實現騰飛的“一體兩翼飛行器”，即黨的十三大提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分三步走則是目標設定。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從、土地改革、姓資姓社大討論等一系列實踐中提煉得來的。也是這一年開始，東歐一些國家相繼出現社會動亂，隨后幾年發生了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但這次多米諾骨牌效應在中國身上失效了，社會主義的大旗非但沒有倒下，東方巨人的身姿還逾見挺拔，雖然這以后出現了89年的、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軌跡已不可更改。
二、從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稅重民窮，水深火熱是眾所周知的。苛稅猛于虎，《萬歷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認為稅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黃仁宇先生則認為民窮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敗，主張從制度層面解答“李約瑟之謎”。國家稅率低，受惠者并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時政府極力維護落后的農業經濟，不愿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由先進的漢唐變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書中所記述的萬歷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薊州總兵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官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名裂或壯志難酬郁郁而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一切都是因為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無不成為犧牲品。
1920xx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權制度走到了它的終點，但中國卻進入了長達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古老的東方才現出曙光。在戰火紛飛的暗夜中，馬克思主義飄洋過海來到中國并迅速傳播開來，經與中國的革命和實踐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歷史翻開了全新的一頁。幾經曲折，幾經摸索，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漸漸深入人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斗爭為綱”成為前進的指南，市場經濟體制則成為了推動國家機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變革，使中國在近四百年后，從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三、啟示
忽視制度在社會變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會的發展都歸結為制度變遷都未免有失偏頗。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因為創造制度的歸根到底還是人的思想，從思想轉化到制度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制度的大廈要想建得牢固一點，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與實踐緊密結合，同時還必須有一定的哲學基礎作為強有力的支撐。黃老先生認為四百多年前中國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術落后，我贊同這種觀點，但同時認為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思想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先天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導致我們對外部事務接納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強，由此構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國哲學體系，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制度自然也很穩定，以至于幾百年后制度的大廈才被推倒重建。
從1587年至今，歷史已飄過四百多年，社會發展進入快車道，中國經濟更是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但由此帶來的社會浮躁心態也被廣泛詬病。如何保持持續發展的強勁動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快速崛起的中國沒有涌現出一批思想家、哲學家是值得我們警醒的，甚至于哲學這門學科也在走向沒落邊緣。在關注經濟發展、推進機制體制改革的同時，更要創造一些有利條件，讓我們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實現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雙翼齊飛、哲學發展與制度變革之間的良性互動。
萬歷十五年讀書心得篇八
《萬歷十五年》是一部評價很高的書。暑假中讀后頗有感觸。下面分幾個部分談一談。
一、先說說黃仁宇先生其人。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經學過工科，在報社工作過，當過兵，后來又在美國攻讀歷史。豐富的人生經歷使他對歷史有了自己獨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與明史的聯系，博士論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運。為了寫書、做論文，他用了兩年半的時間讀完了《明實錄》133冊，再加上寫書的時間，一本不厚的書竟用了7年的時間!如此嚴謹的態度，堅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為他的治學作風才有可能寫出如此精彩，有影響力的巨著。
二、談談這本書。明朝稅重民窮，水深火熱是眾所周知的。《萬歷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認為稅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而黃仁宇先生并不這么認為。他認為民窮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稅率低，受惠者并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極其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并不著眼于提倡輔助先進的經濟以增加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
書中有如下論述：“萬歷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它每年要向27個不同的機構繳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一千兩。與其相似，全國布滿了這段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稅率參差不齊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后的農業經濟，不愿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由先進的漢唐變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書中可見中國兩千年以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猶以為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癥結。書中所記述的萬歷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官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名裂或不得善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一切都是因為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上至天子，下及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
《萬歷十五年》這本書原來只有英文版，后應國內讀者要求，才有了中譯本。其英文版原名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正是由于很多歷史學者忽略了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年份里發生的事情才未有所得，而作者卻以審慎的態度洞悉了這段時間內那些看似細枝末節卻可以以小見大的變化，才能由此獨到的見解。
三、談一談引申出來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為例。海瑞作為一個御史，盡他的責任，直言敢諫，甚至冒著殺頭的風險直指皇帝的過錯，實為清正。而他的作風不但皇帝看不慣，連朝中百官都人人對他的行事習慣有怨言，其中不乏許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條和個性固然令人尊敬，卻沒有一人按照他這個榜樣來辦事。原因就在于人們已經習慣了另一套為大眾所接受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這正道上已是人跡罕至。
舉一例說明：當時朝廷上派遣欽差到各地巡查。名為巡查，實則撈油。每到一處必是明里或暗里的向地方官員要好處。而地方官員也正好趁此機會送錢打點，一則為自己官場升遷打基礎，二則可以保住官位，在所轄之地橫征暴斂而不被處理，兩廂情愿，心照不宣，何樂而不為?而兩袖清風的海瑞可不管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欽差幾次暗示卻反被海瑞參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己的那點事兒也被揭發。
按理說海瑞的做法并無不妥且是極為正確，可在當時的規則之下必定是要引起驚濤駭浪的。何也?是時此種上下官員的交易方式已經不再是地下的受賄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趨勢。系統之中的每個個體已經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點，找到了晉升的途徑和維持生計的辦法，習慣成自然，只要人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場已經形成，為什么要改變呢?偏偏就在此時，海瑞半途殺出，非要攪個天翻地覆。一旦當前的系統被顛覆，每個個體都必須重新定位去適應新的規則和關系，現在的既得利益到時候就不知道能否找回，誰愿意去改變呢?海瑞的行為就像一個印第安部落里闖入的歐洲人，無異于砸天下所有當官的飯碗。習慣了一套可以讓他們獲益的規則的人們會在有人想顛覆它的時候奮起反抗的，習慣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因此被碰得頭破血流，20xx年賦閑在家，晚年凄慘。制度造成了這一切。
結語、
就像《教父》中提到的，“一個社會一定存在著兩套規則”。當正道行不通的時候，人們必然去尋求另一條“非正道”。而那非正道卻往往比正道更有效，因為非正道是人們在正道走不通的情況下經過艱辛探索得到的最有效的方式。
萬歷十五年讀書心得篇九
從沒想過歷史可以這樣寫。習慣了編年體的我們認為歷史只有那么一種固定寫法，突然面對這樣以點帶面，用某一年事件點破朝代命運的寫法時，開始竟然會不習慣。粗線條描述歷史并不難，能從小事著手講述歷史并引申出高人一等的論點則屬難得。每次看到章節后面長長的參考書目時不禁讓我在嘆服黃仁宇先生旁征博引的偉大之時又對他嚴謹刻苦的鉆研精神多了幾分崇敬之情。
前幾個禮拜看《大國崛起》，其中有一集是講關于英國如何在伊麗莎白一世時代，勵志圖強，銳意改革，建立君主立憲制，英國如何通過光榮革命，逐漸走向現代工業社會文明的歷程敘述。而我的手中，正捧著一本《萬歷十五年》。
1587年，就在西班牙從海洋出兵準備攻打萌芽中渴望成長的英國的前一年。我們的泱泱帝國，大明王朝卻在歷史的長河中，散發出腐爛的氣息。
1587年，沒有特別的大事，看起來無關緊要的一年，在作者看來卻隱含了很多后來諸多歷史事件的伏筆。
六個人，六個主要故事，多聲部手法，猶如歷史的長鏡頭，探討一個深刻而尖銳的問題：中國是如何從唐、宋強盛后，逐漸地失去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機會。是什么樣的體制和力量在從中作祟?又是什么樣的傳統慣性和現代科學的缺失，讓我們的帝國喪失掉革命的機遇?
作為皇帝的萬歷;兩位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申守時;古怪的模范官員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和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他們是是歷史剖面，是一系列的象征。
雖然貴為皇帝，但當時的體制，皇帝也不過只是一個排位，萬歷從小即位，卻在母后、張首輔和宦官的包圍中成長。當他獨自執掌朝綱時，他既不能擺脫不了煩人的經筵，也改變不了國家的運行機制。當他明白，事實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時，他對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興趣。他把自己的在位變成了漫長的怠政年代。
張居正為改變政府作風，增強效率，防止貪官污吏，不遺余力。但他沒有明白，他想改變的是落后的生產力和現實政治的平衡。在信息不發達和行政管理手段落后的前提下，只能通過抑制先進生產力，保護落后經濟的方式，來達到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綜觀中國歷史，這樣的歷史場景，不勝枚舉。在經歷了漫長的十年改革后，伴隨著張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終化為烏有，隨之而來的是無盡的誹謗和復辟，中國社會的現代商業元素和經濟元素，最終覆滅在強大的文官體制中。
作為后來者，申守時使文官體制達到了控制國家運行軌跡的高處。文官們，不關心經濟發展，不關心國家前途，只關心利益團體。整個國家表面的穩定，掩蓋了內部發展停止的事實，迅速地走向空心化的過程。向衰敗的深淵走去。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相似的歷史選擇，再次重演。歷史既是分時的，又是共時的，何其讓人感嘆!
在大多數關于好人和壞人的情景劇中，無論怎么說，清官海瑞，還有愛國將領戚繼光都是百姓喜歡的人物。但如果拋開忠孝節義的道德評判，我們看到的不再是熱血沸騰的激情，而是冰冷的現實：
理想和期望的社會現實，跟真實的現實成反比：我們期望清官，就說明已經司空見慣;我們呼喚英雄，就說明這個時代真的缺失正義。
社會的道義，需要英雄來支持。但是，對于國家的強盛來說，則過于單薄，無濟于事。《萬歷十五年》是六個社會精英人物的命運和縮影：在理想和現實的沖突中掙扎、逃逸，飽受煎熬。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中，沒有人可以功德圓滿。
看《萬歷十五年》，讓你覺得原來歷史可以這樣看：歷史是有延續性的，你不能把某個時間指定為封建社會，現在也是未來的歷史，歷史投射在我們的現實之中，根本無法剝離或回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審判來讓大家閉嘴，不妨讓我們放眼420xx年前，抽絲剝繭，從各個細節還原歷史的真實，這才是用歷史認識現實的價值。
《萬歷十五年》是黃宇仁先生“大歷史觀”的發軔之作。這本書引人入勝，發人深省，但可讀性極佳，隨處散發著神秘而溫和的氣息，恰如書中的主角-明代的官僚們。曾經看過這樣的一篇評論：《萬歷十五年》盡管是一部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卻具有卡夫卡小說《長城》那樣的超現實主義的夢幻色彩。后者是一篇好看而又令人傷感的小說。在那里，長城是分段建造的，傳說每段城墻之間都有遙不可及的距離。垂死的皇帝派出的使者雖然快馬加鞭，卻永遠也趕不到宮殿最外層的大門口。卡夫卡那位無名的敘述者說道：“以同樣的絕望和同樣的希望，我們的人民尊崇著皇帝。可是，他們并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帝在位，甚至對王朝的名稱也不確定。”
歸納《萬歷十五年》，黃先生的中心意思是要表達：萬歷年只是明朝建國以來矛盾沖突的爆發點，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則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因為這個癥結的存在，一切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是悲劇。
讀書重在思考，從這本書里我們應該看到黃先生思想精髓之所在。我們讀史應該在充分掌握史料之后再來對史料進行整體把握、分析，最終得出結論。而不能隨意的對史料節選、閹割，更不能先入為主來讀史。本書重點不在于告訴我們從晚明來看中國如何在世界潮流沖突下如何發生變化，而是大歷史的角度下啟發我們思考中國為何而變化。他不受制于事件的前因后果，而追求最高層次的“哲學歷史”。
當然，這個結論有事后諸葛亮的意思。深處制度其中的人可能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悲劇角色，而只是后人在整理史料的時候作為旁觀者能獲取一個大致的認識，當然有牽強附會的嫌疑。
不過，這也正是歷史的意義，它提供一種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可能不正確，但起碼能幫助我們更主動的思考，預見很多即將來臨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