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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家篇一

顧維鈞晚年與人閑談，認為自己一生的婚事為四部曲：主命，與張麗航完婚，算是舊式家庭的舊式婚姻，實屬無奈；
主貴，與唐梅聯姻，借以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主富，與糖王之女黃蕙蘭通婚，可以多財善舞；
主愛，與嚴幼韻結合，相親相愛，白頭到老。顧維鈞一生的這四樁婚姻堪稱民國史上最經典的婚姻。

一、舊式家庭的舊式婚姻

顧維鈞，1888年1月出生，其父曾經擔任過清朝大清銀行的總裁。1899年顧維鈞進入上海基督教會辦的中西書院讀書，1901年考入基督教會辦的圣約翰書院讀書。當時時興留學，顧維鈞自費隨施肇基率領的湖北官費生一起赴美留學，入紐約庫克學院讀英語。1905年，他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法律和外交。四年后，他同時獲學士、碩士學位，然后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當時上海灘有句名言：“得了傷寒病，去找張聾子。”這位張聾子是滬上有名的老中醫，他有個侄孫女叫張麗航，是張家的獨生女，比顧維鈞小兩歲。兩家門當戶對，于是欣然結為親家。

1908年，已在哥倫比亞上大三的顧維鈞收到父親的信，催他回家完婚。早就忘記這件事情的他感到非常為難，小的時候什么都不懂，懵懵懂懂地訂了婚，都過去這么久了，他還以為這事兒沒下文了呢，結果他家老爸還記著。他都出國接受西洋教育了，自然不想回去跟一個面都沒見過的小女孩結婚，自由戀愛才是留學生的時尚，于是寫信回去稱要以學位為重而拒絕。結果父子二人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把關系都鬧僵了。這時候顧家大哥顧敬初出面緩和關系，寫信去勸弟弟，漸漸地顧維鈞松了口，同意回國看望高堂，但是結婚的事要再議。

1908年夏天，顧維鈞放暑假回國。剛到上海，他父母就把他叫到跟前訓話，但是顧維鈞鐵了心就是要拒絕這門婚事，氣得老顧拂袖而去，之后老顧越想越氣，干脆絕食以示憤怒。顧維鈞也怕真把父親氣出病來，只好答應在“形式上結婚”。他爸爸一聽，立馬吩咐籌辦婚禮。

不情不愿的顧維鈞還是做了新郎官，但是洞房花燭夜，新郎官卻躲到他母親的房里，讓伴郎找了半個小時。他一連幾天躲在母親的一間閑置不用的房里，后來他父親又生氣了，顧維鈞才回到了新房。但他對新娘說床是她的，躺椅是他的，各人在自己的地盤上，不能越界。后來顧維鈞說這個新娘“真是舊時代典型的中國女孩子，克制、忍耐而天真，對環境安之若素”。

婚已經結了，在家待著也沒什么意思，顧維鈞就想回美國。他老爸又說了，剛結婚就把妻子拋下去美國不像話，會惹人議論的，要么就別去，要么就把妻子帶著一起去。顧維鈞在那邊書還沒念完，加上如果留在家鄉，估計就被困死在這個家庭里了，于是決定還是去美國。

雖然很想擺脫這樁婚姻，但是顧維鈞并不像和他同時代的一些留學生那樣，徹底拋開妻子不聞不問，把不幸的婚姻苦果讓對方一個人強咽。他帶走了妻子，但只把她當作小妹妹。到美國后，顧維鈞通過朋友把張麗航寄居在費城一對慈祥的德國老夫婦家，和他們共同生活，補習英文，而他獨自回紐約上學去了。每到周末，顧維鈞就來看她，帶她出去長長見識、吃吃中餐、散散步、看看電影等。

1909年秋天，顧維鈞看張麗航英語學習得很順利，基本能夠獨立生活了，就向張麗航提出了離婚。張麗航問他離婚后她將如何生活，顧維鈞很負責地回答說，如果張麗航要留在美國學習，那么他會提供她的學費、生活費，如果張麗航想要回國，那么回娘家或者顧家都行。張麗航也頗為大度地照辦，于是1911年兩人正式離婚。

二、步步高升

離婚后的顧維鈞如釋重負，當時他已經在哥大讀博士了。1908年，同為哥大校友的唐紹儀被清政府派來美國感謝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并在留美中國留學生中物色人才。顧維鈞相貌英俊，風度翩翩，口若懸河，自然得到了唐紹儀的賞識。4月，顧維鈞回國，任袁世凱英文秘書兼唐紹儀秘書。

唐紹儀不僅賞識顧維鈞的才能，給他提供了難得的機會，還想幫他解決“個人問題”。原來唐總理有個女兒叫唐寶玥，英文名字為may，人稱唐梅。這位女兒頗為洋氣，平時非留學生不交往。唐總理一看，顧維鈞和小梅兩人很般配，就起了撮合之心。于是他親自安排了一次內閣青年同事的野餐會，并千叮嚀萬囑咐要女兒和顧維鈞都去參加，結果兩人在這次野餐會上果然都看中了對方，相互頗有好感。

不久，唐總理不滿袁世凱的專橫獨裁，辭去了內閣總理的職務。當時時興“一朝天子一朝臣”，總理辭職那么整個內閣班子都要辭職，于是顧維鈞也跟隨唐紹儀一起移居天津。這無疑是向唐紹儀表明了態度，唐紹儀當然高興，找各種理由請顧維鈞來他家里吃飯，顧維鈞對準岳父的心思拿捏得很到位，常常和唐梅一起出去散步、買東西、閑逛、喝茶。

因為顧維鈞是從美國回來就直接赴任的，所以回國后還沒回上海看過父母，于是想趁賦閑的時候回一趟老家。唐紹儀聽到風聲就對顧維鈞說：“小梅要去上海看她姑母，你可不可以陪她去呢？”顧維鈞心花怒放，趕緊直接帶人回家見父母去了。顧維鈞的父母雖然生氣他擅自和張家女兒離婚，但是眼見著兒子學成回國，做了官，還帶回來一個兒媳婦，將來前途不可限量，滿意得不得了。

1913年6月4日，兩人在上海結婚。結婚后不久，憑著自己的本事還有岳父的人脈，顧維鈞的職位就像坐電梯一樣地往上躥，當年10月當上了外交部參事。1915年7月，年僅27歲的顧維鈞就擔任了中國駐美國兼駐古巴公使。一時間，年輕的大使和夫人成為國際社會熱議的話題，還得到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賞識，在各國駐美公使中也頗有名氣。

顧維鈞攜小梅在美國先后生下了兒子顧德昌和女兒顧菊珍，幸福美滿的一家其樂融融，卻不料好景不長。1918年10月，小梅在與顧維鈞一起參加一個外交盛會后，在歸途中染病，不幸與世長辭，年僅29歲。

三、商政的完美結合

這位黃蕙蘭比顧維鈞小10歲，她的老爸是華僑商人黃仲涵，人稱“糖王”，擁有兩家糖廠，以及銀行和輪船公司，家財達九億荷蘭盾。黃蕙蘭從小在這樣富裕的家庭里長大，受過良好的教育，會說英語、法語、荷蘭語、馬來語，還有家鄉閩南語，音樂舞蹈等方面樣樣皆能。

在宴會上，兩人第一次相遇，顧維鈞和追求黃蕙蘭的其他男子不一樣，他不夠浪漫，似乎也不太會花言巧語，但是兩人一交談，黃蕙蘭就不由得被顧維鈞的才氣所折服。顧維鈞也一鼓作氣，送花、送糖果，約喝咖啡、約看電影等等。而當黃蕙蘭坐在法國政府為顧維鈞提供的大使專用車上兜風的時候，坐在國事包廂里聽戲的時候，她明白這些待遇不是有錢就能享受得到的。

顧維鈞和黃蕙蘭兩人很快就訂婚了，婚禮于11月13 日在布魯塞爾中國駐荷蘭公使館舉行，由從巴黎趕來的中國駐法公使館代辦主持。這個婚禮“規格”真是太高了，而且新娘的嫁妝也頗引人注目，專門為了婚禮從倫敦購置了36套金銀餐具，婚宴上用的水晶香檳杯是貨真價實的水晶，不是玻璃，一套就花了一萬英鎊，還有專門定制的黃金名片架等等，豪華而高規格的婚禮無一不說明了新郎新娘的特殊身份。

婚禮第二天，顧維鈞就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參加了日內瓦舉行的國聯第一次會議，中國在這次會上被選入了國聯理事會。新婚之夜在開往日內瓦的列車車廂內度過，使得黃蕙蘭深刻地了解了自己丈夫身上的重擔。幾乎就是從這個夜晚開始，年輕的夫妻開始了長達三十年在國際舞臺上的合作外交。作為大使夫人，黃蕙蘭得以參加威爾遜的就職典禮，得以進入白金漢宮和英國女王握手，也用她老爸的萬貫家財在使館召開宴會，接待中外來賓；
渾身名牌禮服，珠光寶氣地陪同顧維鈞出入各種應酬場合，讓外國人嘖嘖贊嘆。

1925年，顧維鈞奉召回國，先直接回上海看望母親。他的大哥為了迎接弟弟和弟媳，特意為他們在外邊租了房子，生怕黃蕙蘭嫌棄家中條件不好，結果黃蕙蘭還是帶著孩子們住進了一家飯店的貴賓房，讓顧維鈞頗為尷尬。到了北京后，黃蕙蘭又找老爸要了一筆錢，買下了北京鐵獅子胡同的陳圓圓舊居，大肆裝修了一番，這處住所環境清幽古典，又有現代化設備供人使用，非常舒服。后來孫中山北上時也曾在這里養病，并在這里去世。

顧維鈞奉召回國后出任外交總長，此時的民國政府正經歷著內閣的頻繁換屆，黃蕙蘭多方打點，對正炙手可熱的出手大方，對已經下野的也燒點兒冷灶，和誰都有點兒牽扯，又誰都不得罪，于是顧維鈞在民國政府中成了難得的“不倒總長”，直到后來親自組閣當了總理。

這對夫妻看起來配合得天衣無縫，卻在感情上出現了危機，主要還是觀念上的不同。顧維鈞太繁忙，而黃蕙蘭又希望丈夫陪伴，顧維鈞希望妻子能夠樸素一點兒，黃蕙蘭又覺得在國際上得到的尊重離不開她老爸給她置辦的行頭和金錢。兩人因為理念不同而在感情上逐漸出現裂痕。

1956年，顧維鈞從“駐美大使”任上退休，這對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夫妻最終離婚。

四、一生最愛

黃蕙蘭在她的回憶錄里曾經寫道：“維鈞每個星期要到紐約去度周末，從星期五一直待到下個星期二，與他那位在聯合國任職的紅粉知己約會。”黃蕙蘭在書中提到的那位“紅粉知己”，就是顧維鈞最后一任夫人嚴幼韻女士。顧維鈞和嚴幼韻女士的交往細節不太為人所知，從黃蕙蘭的敘述看，兩人的交往應該在1936年之前。

嚴幼韻是浙江寧波人，少女時期就讀于天津中西女校，后來考入復旦大學，也是位德才兼備的女才子。她的丈夫楊光泩，也是一表人才，在外交界工作，后來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在日軍占領馬尼拉期間遇害，留下了嚴幼韻和三個女兒。

1946年6月，顧維鈞調任駐美大使，兼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這時嚴幼韻也到了美國，顧維鈞還為她在聯合國安排了工作，常常從華盛頓前往紐約去和她相會，這樣，黃蕙蘭就成了空頭夫人了。

外交家篇二

早在清代，就不斷有瓊劇團漂洋過海到東南亞一帶為瓊籍僑胞旅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瓊劇團甚少有對外交流演出的機會，尤其是到海外。20世紀80年代，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背景下，瓊劇開始嘗試重新“走出去”。這時候，在藝術表演的路上，身為瓊劇演員的符永泉卻因嗓音沙啞難有更大的發展。于是，他在演戲之余兼任聯絡員，開始接觸僑務部門與中國旅行社等單位，涉足瓊劇外交工作。

“80年代初，不斷有華僑回鄉探親，時任廣東文化廳外事處主任的宋文夫找到海口市瓊劇團，希望大家能演一場戲給回國探親的華僑看。當時我陪宋文夫和從香港來的一位名叫朱蓮芬的作家兼實業家看了一場瓊劇。” 1986年，朱蓮芬夫婦以香港海南文化協會的名義邀請海口市瓊劇團到香港進行第一次演出。海口市瓊劇團由此成為中國最早“走出去”的劇團之一。

自此以后，一旦接到華僑回鄉探親的消息，符永泉等人立刻主動上門聯系，爭取對瓊劇走出國門的支持。于是，每年清明時節就成了符永泉最為忙碌的時候，因為此時會有大批華僑乘坐金安輪或金華輪回瓊尋根問祖。這段日子，符永泉不是整天泡在華僑出入的大亞旅店或華僑大廈，就是趕到僑胞鄉下的老家登門拜訪，邀請他們免費觀看家鄉的瓊劇。

“看完戲以后，他們往往會主動請我們吃飯，然后開始商量下一步演出的事情。有一次一位老板看完戲以后很感動，當即跑到臺上問我們想不想去泰國演出，決定了瓊劇團去泰國演出的事。”就這樣，瓊劇“走出去”的大門逐漸打開了。

1991年，海口市瓊劇團特派符永泉等人赴澳門動員旅澳鄉親捐款，促成瓊劇訪澳演出事宜。由于當時澳門沒有任何海南同鄉組織，符永泉等人幾乎走遍了澳門的大街小巷，逐個商鋪拜訪。經符永泉等走家串戶，平時少有交流往來的瓊籍鄉親紛紛自覺承擔起通聯任務，籌集到10萬澳幣（約合20萬元人民幣）演出資金，成立了澳門海南同鄉會和瓊劇演出委員會。

“平時請大家喝酒，他們也不一定來，但一聽說看瓊劇，大家都從四面八方趕來了。”符永泉說，在澳門永樂戲院，海口市瓊劇團連演三晚，瓊籍鄉親看戲后都感慨：在澳門的海南人從來沒有這樣的機會聚在一起。

1992年，海口市瓊劇團第一次赴馬來西亞訪問演出，在吉隆坡、馬六甲、丁加奴、檳城等州府連續演出20多天。在演出接近尾聲時，馬來西亞特區沙巴洲海南會館主席找到劇團，邀請劇團前往沙巴洲演出。然而劇團在馬來西亞的逗留時間有限，繼續演出必須重新得到中國和馬來西亞兩國政府部門的同意，補辦手續頗費周折。但看著這些在沙巴以經營咖啡館、旅館為業的海南人，從十幾歲的少年變成六十幾歲的老人，所有人的心都軟了。

但文藝團體赴臺交流演出在當時依然敏感，其間手續之嚴格，細節之繁瑣是符永泉以前從未遇到過的。在即將赴臺演出前三天，個別演員的相關手續依然沒辦好。符永泉找到中國文化部和國臺辦，一問才知道是臺灣方面因個別演員的政審依然卡著不放。最后經過層層請示，符永泉借到文化部對臺辦和國務院對臺辦的兩臺傳真機，通過林詩燕的協調，又經過時任臺灣內政部部長吳伯雄審批，終于在劇團出發前一天中午辦理完所有手續。

符永泉說，不管是在泰國、新加坡，還是在臺灣，前來看戲的僑胞在戲演完后往往還守在臺下不走，為的就是和劇團的人坐在一起再聊聊天。“一說起來都是——你是東郊的？我也是東郊的！你是海口的？哎呀，我們這里也有海口來的……”符永泉說，演出的時候有位名叫符琴的老人，原來是蔣介石的秘書，當時已經90歲了，來了以后一句‘我們只談家鄉的發展，不談政治’，把大家逗樂了。演出結束，符琴讓兒子與符永泉取得聯系，為海南一所小學捐了30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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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家篇三

葉公超（1904～1981年），名崇智，字公超，廣東番禺人，出身官宦世家。1926年秋，年僅22歲的葉公超登上北大講臺，教授西洋文學，成為當時北大最年輕的教授。1927年～1938年間，葉公超相繼在暨南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任教。1941年步入政壇，先后任職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國民政府外交部。

葉公超雖早年喪父，但在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長的叔父葉恭綽的悉心撫養下，自幼受到良好的中西文化教育。“五四運動”期間，熱心學生運動的葉公超被其叔父安排赴美留學。1925年，葉公超獲愛默思特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926年又獲劍橋大學文學碩士學位。葉公超在美國求學時，曾出版過一本英文詩集，得到美國詩人羅伯特·弗洛斯特的賞識，弗洛斯特甚至稱贊葉公超會成為中國的“泰戈爾”。

1926年，葉公超在北大任教期間結識徐志摩、林語堂等人，很快成為“新月派”重要成員，在文學圈嶄露頭角。1928年3月，《新月》雜志創刊，葉公超發表文章《寫實小說的命運》。1932年9月，葉公超接編《新月》，并主持“海外出版專欄”，介紹海外文學近況。葉公超雖是“新月派”的領軍人物，但對“新月”的仇敵——魯迅的文學成就評價頗高。魯迅去世后，葉公超在天津《益世報》增刊發表文章《關于非戰士的魯迅》，歷數魯迅在小說史、小說創作和散文方面的成就，指出魯迅作為非戰士的另一面之偉大。在葉公超看來，“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全面抗戰爆發后，葉公超為保護其叔父收藏的國寶“毛公鼎”，被日本憲兵以間諜罪為借口逮捕，在獄中受盡酷刑折磨，但他誓死不屈。這次入獄的經歷使葉公超對日本侵略者仇恨入骨，他的朋友、時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的董顯光趁機動員他棄文從政，為國家服務。集家仇國恨于一身的葉公超遂決然告別學界，步入政壇。

20世紀30年代末，隨著日本南進野心日益暴露，新加坡成為中國進行國際宣傳的重要基地。初入政壇的葉公超被董顯光派赴新加坡，其身份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駐馬來亞專員。正如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評論的那樣，葉公超的宣傳是衡量對方的身份來扮演自己的角色，“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他很快與英國政府及新、馬兩地華僑社會建立了親密的關系，這為其開展宣傳工作提供了許多便利。中國軍隊在1938年的臺兒莊戰役和1939年的首次長沙會戰中戰果輝煌，蜚聲中外，葉公超圍繞兩次戰役作過一次相當傳奇的英文演講，并在新加坡廣播電臺播出。當時，由于葉公超遲到十多分鐘，且有醉意，準備的講稿不過是一張寫有一些數字的紙條，因此電臺工作人員有些擔心。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葉公超卻在麥克風前侃侃而談并列舉了大量數字，比如斃敵多少，生擒多少，獲敵大炮、輕重機槍、彈藥、坦克、戰車多少等。第二天，中英文報紙都在顯著位置全文刊出葉公超的廣播演講，有的報紙還撰文加以評述，起到了極好的宣傳效果。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后，面對日本橫掃東南亞的危局，英國當局利用葉公超的人際關系，出面動員華僑組織“新加坡華人反侵略動員委員會”，組織工商界人士及老弱婦孺，迅速撤離到安全地帶，并動員華僑給予英方以軍火、經費方面的支援。此外，葉公超還組織了五支華人自衛游擊隊，加入英方的戰斗行列。1942年2月16日，新加坡淪陷。在一位英國軍官的幫助下，葉公超繞道爪哇、印度等地，經過三四個月的跋涉回到重慶。

由于在新加坡的出色表現，加上劍橋的教育背景，葉公超在返回重慶后不久即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駐倫敦辦事處主任，主持對英宣傳，并負責指導全歐的國際宣傳，直到1946年才返回國內。

1947年3月，葉公超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參事兼歐洲司司長；7月，任外交部常務次長。其間，葉公超為維護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與美國就“西藏商務代表團”訪美簽證問題進行積極交涉。

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噶廈組成了一個由孜本·夏格巴率領的“西藏商務代表團”，擬以商務為名，出訪英、美，爭取英、美對西藏“獨立”的支持。為此，西藏地方政府給該團的成員印發了西藏的“護照”，指令他們在旅途中盡量使用這種“護照”。1948年7月，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給夏格巴使團簽發赴美簽證，引起國民政府強烈不滿。7月12日，葉公超就此事向美國駐華大使館提出了口頭聲明與質詢，強調西藏為中國領土一部分，西藏當局并無辦理外交的權力，其所發旅行證件，不能代表中國護照；針對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根據夏格巴等人所持“西藏護照”簽發入美簽證一事，葉公超要求美國政府說明其是否改變了承認中國在西藏之主權的既有立場。美國駐華大使館人員當即表示，美國向來承認中國對西藏的領土主權，并無變更其對西藏立場。在葉公超以及駐美大使顧維鈞等人的堅定交涉下，美國國務院表示，發放簽證乃是由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對發放簽證規定的誤解所致。此后，在接待夏格巴一行的問題上，美國被迫尊重中方的意見。

1949年1月，葉公超任外交部政務次長，5月，出任外交部長。盡管葉公超頗有外交才能，但在國民政府風雨飄搖之際，他所進行的外交活動成效有限。

保護僑居各國華僑的合法權益是國民政府戰后外交的重要任務。葉公超在外交部任職期間相當重視護僑事宜。1947年8月，中國僑民在印尼的生命財產和安全處于異常危急之境，葉公超呼吁當地政府給予華僑以充分保護，至少使華僑有自衛機會，但在提到南京政府應負的護僑責任時，他卻強調，華僑在海外各地生活已久，不易撤返祖國，就地保護是惟一可行的妥善方法，將護僑的責任推卸給印尼政府與荷蘭政府。

針對1949年一二月間蘇聯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6月～8月間蘇聯在莫斯科秘密接待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并同中共領導的東北人民政府簽訂貿易協定等事件，葉公超于8月6日約見蘇聯駐華使館公使瓦西科夫，提出強烈抗議，指責蘇方上述做法違反1945年8月14日莫洛托夫和王世杰互換照會的規定。但蘇聯政府對一個“末路政府”的外交抗議采取了保持沉默、不予答復的態度。蘇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與之建交后，很快宣布同國民黨廣州政府斷絕外交關系。10月3日，瓦西科夫緊急約見葉公超，轉交了蘇聯政府的斷交照會。10月4日，葉公超約見瓦西科夫，向其宣讀了國民黨政府對蘇聯政府照會的答復，指責蘇聯方面違反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中蘇關系的破裂應負全部責任。

同時，葉公超還決定把外交部自清代以來至國民黨撤退大陸時之重要檔案運到臺灣妥善保存，這與國民政府其他所有部委首長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據悉，當時有的部委首長急于逃命，甚至連大印都丟掉了。

1958年8月，葉公超調任“駐美國全權大使”。1961年，因蒙古加入聯合國問題，葉公超被蔣介石急召返臺，隨即被免去“駐美大使”職務。賦閑之后的葉公超長期郁郁寡歡，暮年回憶時曾言：“若沒有抗戰，我是不會進外交界的。現在我后悔沒有繼續從事文學事業。”1981年11月20日，葉公超病逝于臺北，終年77歲。

外交家篇四

從外交部建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章漢夫擔任外交部副部長和常務副部長共17年，一度兼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組第一副組長。他是我國外交史上的標志性人物和著名外交家。這17年是新中國外交史上極不平凡的時期，是新中國外交成果輝煌的17年。在這17年中，章漢夫作為兩任外交部長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主要助手，傾注了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忠實地、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各項政策方針，為黨、為祖國、為人民立下了無法計數的汗馬功勞，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是新中國外交事業的奠基者。

解放前從事的涉外工作

解放前，章漢夫有豐富的留學經歷，通曉英文和俄文，為其后來從事外交工作奠定了語言和文化基礎。1905年10月24日生于江蘇武進，父親謝仁冰是知名愛國民主人士。因為家庭條件較好和自身的努力，章漢夫早年便進入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1926年赴美留學，通過閱讀馬列經典著作，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7年他參加了美共，任中國局小組書記。1928年7月，受美共派遣去蘇聯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并任翻譯和共產國際東方部研究員。1935年至1937年，章漢夫在上海地下“文委”工作期間，曾在《讀書生活》、《世界知識》、《自修大學》、《戰線》、《國民周刊》、《生活星期刊》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國際述評和政論，還翻譯出版了一些馬列經典著作。章漢夫這個時期的著作特別引人注意的有《中國與美國》和《美國的對華政策》兩篇文章。在沒有很多參考書的情況下，章漢夫對美國進行了剖析，文章用大量的事實和數字論證了美國的政策中心就是維護自己的侵略利益和進一步侵略的可能。抗戰時期，章漢夫還有一些涉外工作的經歷，1945年4月，章漢夫隨董必武出席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成立大會，在會上出任翻譯，編寫了英文寫成的小冊子《中國解放區實錄》，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務，是董老的得力助手。章漢夫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表現曾給著名外交家顧維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回憶錄里專門稱贊了章漢夫。他這樣寫道：“董必武挑選了一個很好的秘書章漢夫。他也是共產黨的一個杰出人物，為人善良而謙虛，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解放戰爭時期，隨著革命戰爭的節節勝利，章漢夫于1949年1月先到天津作為調研組長，對帝國主義在天津的財產問題進行深入調查，重點調查開灤煤礦外國資產的情況。在詳細調研的基礎上，章漢夫寫成了調查報告書，報告書對新中國成立后如何清理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財產這一復雜的涉外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章漢夫在解放前所從事的的這些工作也都是外交工作，為章漢夫后來在上海僑務處工作和出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時開展對外交涉工作提供了實踐經驗，為解放后的外交生涯打好了堅實的基礎。

解放前，章漢夫的工作經歷尤其是主編報刊、統戰工作的經歷為其后來的外交生涯煉就了領導才能，塑造了寬廣的國際視野。新中國成立前，章漢夫工作經歷豐富，有豐富的領導地方黨組織的工作履歷，相繼擔任過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上海工委書記、中共香港工委書記等，期間兩次歷經磨難，相繼被香港當局和國民黨機構逮捕。在香港被捕后，經父親多方疏通營救，被押送出境。1933年5月，中共上海地下黨遭受大破壞時，章漢夫再度被捕。經父親設法，請邵力子援救，才被解往蘇州反省院。后來父親花了幾十兩黃金把他保出來，他卻不顧家人勸告，于1935年到上海與黨在上海的文化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周揚、夏衍取得聯系，為擴大文化學術界的統一戰線做出貢獻。他曾對父親說：“你們當沒有我這個兒子吧！”以此表達他終生奉獻給黨和革命的堅強決心。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章漢夫還一直參與和主編《新華日報》與《群眾》周刊，與這兩份刊物一起共同成長，他在這兩份刊物的編輯、出版和發行工作中所建立的歷史功績，是他參與和領導無產階級新聞工作的重要一頁。1939年至1945年，章漢夫在武漢、重慶《新華日報》社曾任新聞編輯部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等職，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戰爭時期，章漢夫負責在上海籌備出版《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后被派至香港負責主編《群眾》周刊香港版。章漢夫在主編兩份刊物期間，經常在欄目設置中增設“國內外通訊”和“國際時評”等欄目，利用自己的特長來宣傳和介紹國內外大事，這些欄目既擴大了統一戰線的范圍，擴充了報刊的內容以及國內讀者的視野，也培育了自身的大局觀和國際視野，為后來從事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礎。另外，章漢夫除了參加每期報刊的編輯工作和編務會議外，還經常動手撰寫國際時事述評在這兩份刊物上發表。他盡可能地抓住一切有利時機，宣傳國際、國內形勢，以堅定僑胞對抗日戰爭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必勝的信心。1945年章漢夫陪同董必武參加完聯合國大會回到重慶后，繼續擔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從1946年元旦起，他在《新華日報》上開辟《閑談美國》專欄，撰寫了15篇雜談，這些文章對于國民黨統治區人們如何全面、準確地認識美國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

1948年9月，章漢夫按中央指示陪同沈鈞儒等一批民主人士秘密離港北上進入解放區。在完成了周恩來交辦的到天津調查開灤煤礦外國資產的情況的工作后，接著奉調去上海擔任外僑事務處長。從此，他開啟了自己在嶄新的領域——外交戰線上的工作。

擔任上海外僑處處長

1949年3月中旬，中央決定從各解放區抽調5.3萬名干部隨軍南下。工作團于4月21日組成，同時成立了接管上海的領導班子和工作人員。24日晚，中央領導同志在中南海舉行了盛大的晚會，歡送南下工作團。章漢夫也是南下工作團的成員之一，但他沒有參加這個晚會，他直接從天津上火車趕赴上海，在丹陽休整之后，25日中午，列車達到上海南翔鎮。26日中午，章漢夫一行坐汽車進入上海市區。章漢夫此時心潮澎湃，想到又要重返生活和戰斗過的地方，精神格外振奮，連日來旅途的疲勞頓時消失得一干二凈。他人雖然還在車上，但心卻早已飛到上海市區他戰斗過的地方。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管理外事的機構外僑事務處宣布成立，章漢夫任外僑處處長。5月30日，市軍管會派出以梁于藩為首的接管小組，接管前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駐滬辦事處和前上海市政府外事室的全部財產和文書、檔案。同日，外僑處處長章漢夫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對外僑政策的講話，同時宣布外僑處自即日起對外辦公，統一處理上海的涉外事務。章漢夫和外僑處的20多位同志，夜以繼日地工作，處理各種涉外事務。這20多位同志包括在丹陽休整期間確定的同志外，還從上海地下黨抽調了幾名懂外語的同志，如俞沛文、何復基、梁于藩、沈士廉、王楚良等，同時留用了原國民黨外交部駐滬辦事處的幾位舊官員。上任伊始，章漢夫首先組織大家學習中央有關外交工作的方針政策，學習外事紀律，還認真搞好制度建設，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規定。他要求處室同志逐字逐句學習周恩來起草的《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通過學習，明確了工作要求和任務，也堅定了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的決心。章漢夫還努力抓形勢調研和基礎研究，認真研究課題，比如，他要處里的同志研究國際法，研究聯合國組織機構。此外，他特別強調遵守外事紀律的重要性。他多次親自給參加接管的同志們做報告，進行紀律教育，強調對外遇事，不要擅自作主張，要多請示匯報。章漢夫還多次向同事們講述如何接待外國人，怎樣寫外事活動談話記錄，講同外國人打交道時應注意的禮儀。章漢夫還要求大家要盡力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一次，當他見到有的同志現場翻譯有些話翻不出來，就說看來你們的英文沒過關，然后還結合自己在美國學習和在聯合國當翻譯的經歷、體會，講述要經過刻苦學習和鍛煉才能使英語過關的道理，鼓勵大家努力學好外語。聽了他的話后，很多同志深受啟發，感覺收獲很大，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英語水平得到明顯提高。章漢夫不僅對別人嚴，對自己要求更嚴。在寫工作總結時，他總是先征求別人的意見，然后自己動手寫并進行修改，最后才交付打印。對處里同志寫的每周工作簡報，他每次都逐字逐句進行修改，嚴格把關。對有缺點的同志，他不是一味批評，二是耐心幫助，以理服人，以教育為主，這使得處里的同志們都感受到了他的民主作風。應當說，章漢夫在上海任內的這些做法是很有開拓性和遠見卓識的，為日后赴北京出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時開展外事工作和建設外交隊伍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很多與章漢夫一起工作過的同志都養成了遵守外事紀律的習慣，這讓終生受用，得益匪淺。

章漢夫在上海工作的時間雖然不長，只有二百多個日日夜夜，但他這段時間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和同志們處理大量的復雜的涉外案件，工作業績十分突出。

當時上海市軍管委外僑處的基本任務主要有：一是處理解放后原有的外國機構及有關事務；二是管理日常的外僑事務，亦即對外國人從事的各種活動，把屬于帝國主義殘余勢力和特權的，同外國僑民正當合法的活動加以區別，并對后者加以保護，對前者則堅決予以制裁和肅清。1949年10月7日，章漢夫署名簽發上海外僑處第一份致外國駐滬的部分前使館負責人的函件，并請他們轉達本國政府。函件的大體意思如下：對以前各國與國民黨政府建立的外交關系，我國一概不承認，你們這些國家的駐滬機構的外交人員不再具有外交官身份，不再享有各種豁免權，不準使用電臺，而只是把視作普通的外國僑民，保護你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對帝國主義列強在滬的企業和公司（包括公用事業、銀行、保險、進出口貿易、工業、航運、碼頭、倉庫及房地產等）的如何處置？這是個政策性很強的復雜問題，外僑處在章漢夫的領導下，對帝國主義殘余勢力做了認真而詳細的調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大量有價值的情況及工作建議。對外國企業，章漢夫提出建議，采用軍管辦法，進駐人員要搞好同留用的舊職工的關系，要鼓勵他們搞好正常的生產和管理，這樣做是為了保持大上海的社會穩定，保障生產的恢復和經濟的正常運行，不出大亂子。對各國派駐上海的前外交人員，外僑處嚴肅地向他們指出，只有他們以僑民身份來約見時才予以接待。外僑處還依法嚴肅處理了多起外國人違法案件，給美英等帝國主義分子以有力打擊。1949年6月10日，英商辦的《字林西報》頭版以大字標題造謠說：“本埠航運停止，吳淞口恐已布雷”，“上海港口已不安全”。美商《大美晚報》及其他外國通訊社紛紛推波助瀾，也發表類似消息及評論。于是，章漢夫讓上海外僑處秘書處主任俞沛文出面召見《字林西報》總編輯葛烈芬，嚴肅指出其錯誤，葛立即承認錯誤，并保證不再犯。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章漢夫為外交部副部長的任命。12月13日章漢夫移交工作完畢，啟程赴京，正式在外交部上班，至此，他結束了在上海的緊張戰斗，開始了新的征程。

拓展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

從1949年10月開始，章漢夫相繼擔任外交部副部長、常務副部長長達17年。在這17年的外交工作中，他肩負繁重的任務，參與了新中國外交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建國初期，他忠實地貫徹“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方針，領導外交部的有關部門，為徹底清理帝國主義在華特權而承擔了繁重和復雜、細致的工作，主要是解決經濟方面的種種遺留問題，結束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在新的基礎上重新建立我國同外界獨立自主的、平等的經濟往來，到1955～1956年圓滿地完成了這項重大任務。與此同時，章漢夫還以過人的精力，積極開拓和發展同亞洲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他親自參與和主持了同一系列國家的建交談判，逐個解決與鄰國的邊界問題，與印尼、越南等談判解決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參加萬隆會議和有關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對日開展以民促官活動，促進中日關系正常化。

從1949年到1958年，在亞洲，除朝鮮、蒙古、越南三個社會主義國家外，同我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的還有印度、印尼、緬甸、巴基斯坦等八個國家。章漢夫當時負責領導亞洲司，從制定方案到主持談判，他全面負責這項工作。他在這項工作中既能準確貫徹中央的既定方針，又能根據不同情況巧妙處理，還注意體現中國的風度和形象。

印度是資本主義國家同我國建交的第一個國家。章漢夫首先同印度談，印方談判代表是印駐國民黨政府使館的一秘雁謁森先生，前后談了6次，談得比較順利。章漢夫在談判中向印方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印度政府與國民黨反動派殘余勢力之間的關系；二是在聯合國經社理事會表決蘇聯代表要求開除國民黨代表的議案時，印度代表為何投棄權票？1950年3月1日，印度給出答復：印度不再承認國民黨政府，印度在安理會上也曾投票贊成關于蘇聯提案的同樣決議。在得到答復后，章漢夫表示滿意，希望立即開始雙方互換使節。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很快派原駐南京大使潘尼迦為駐華大使。中印建交談判是我通過談判達成建交協議的第一個范例。

緬甸是最早承認新中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1950年4月，緬甸政府代表吳辟到北京開始談判。章漢夫擔任我方談判代表，參加談判的還有喬冠華、陳家康和韓敘，章漢夫在第一次談判時只向緬方提出了國民黨政府在緬甸的各種機構和財產問題。對章漢夫提出的問題，緬甸給予了明確答復。一是緬甸政府撤銷對前中國大使館之承認；二是中國在緬甸的任何財產和資金，將被認為已轉屬他們所承認的政府。雙方于6月9日發表了建交公報。

我國與尼泊爾和錫蘭的建交過程歷時較長。章漢夫在主持同這兩個國家的談判時，既堅持了我國的原則立場，又能按照耐心等待、水到渠成的精神，體諒和照顧對方的處境和具體困難，效果較好。在章漢夫的主持下，中國和尼泊爾的建交公布有幾個明顯的特點：寫入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兩國關系的基本原則；寫入了尼泊爾在中國西藏地區機構保持現狀，有關問題將在談判友好條約時提出討論。在與錫蘭建交談判前，章漢夫在上呈的報告中提出：對錫蘭派來的第一個外交性代表團將給予隆重熱情接待；爭取建交和互派外交代表；在貿易上適當滿足錫方希望，以促進外交關系的進展，但不是先決條件。1957年1月4日，中錫雙方發表了互派大使的新聞公報。

1950年7月朝鮮戰爭爆發后，李克農赴朝工作，章漢夫實際上成為常務副部長，當時許多重要外交聲明、文電都是由他親自構思、起草和修改的。那時印度在朝鮮問題上比較活躍，我向美提出警告就是由周總理通過印度傳達的。與印度駐華大使的談話稿就是章漢夫親自主持并操刀寫的，這份談話稿對談判形勢、背景做了詳盡和精辟的分析，并且提出了合理的主張和建議，集中對朝鮮戰爭停戰談判唯一未決的戰俘處理問題做了充分說理的論述。在印度表達了對美國在朝鮮戰場上進行細菌戰的關切之后，章漢夫親自組織亞洲司的主管同志準備了一份詳細的材料，這份材料周到而細致，揭露和美軍進行細菌戰的真相，使美國在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各國人民面前輸了理，徹底暴露了其與中朝人民為敵的丑惡嘴臉。美國受到了全世界的譴責，遭到了舉世痛擊。在這場事關中國人民重大利益的外交交涉和斗爭中，章漢夫協助周總理所做的工作和努力，留下了值得稱贊的一頁。在此期間，章漢夫還頻繁地同印方聯系，就停戰談判和遣返戰俘等問題反復做印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