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身處學校還是步入社會，大家都嘗試過寫作吧，借助寫作也可以提高我們的語言組織能力。寫范文的時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為大家搜集的優質范文，僅供參考，一起來看看吧

我眼中的中國論文篇一

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資本、技術、人才、知識、信息等生產要素跨國界的流動與配置必然會在不同程度上帶來各國民族文化和價值觀的改變，使各國文化呈現出與經濟全球化相適應的新的發展態勢。

面對“經濟全球化”這個不可逆轉的世界大潮，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管其是否愿意，都要自覺不自覺地融入其中。經濟全球化必然會給全球文化帶來深刻的影響，使各種文化都在經濟全球化這個巨大推動力的作用下發生重大變化。全球文化將在沖突與融合的交互中走向與經濟全球化相適應的新階段。

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曾說：“全球化已經是一個事實，我們關注全球化，不僅因為它就發生在我們眼前，更因為它會影響到我們未來的發展。由于全球化是以西方為主導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中處于弱勢，全球化對發展中的經濟安全和國家主權以及帶來的文化安全都夠成了嚴重的威脅和挑戰?！敝袊鳛樽畲蟮陌l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化的幅度要寬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化的速度更是要快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時，中國本土的民族文化發展，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更是面臨著危險和困境。

全球化過程中，隨著文化交流與傳播的不斷擴大，西方文化如洪水一般涌入中國。在這一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守住我們民族文化的底線。然而，現實告訴我們的是，隨著西方節日文化傳入中國，中國越來越多的人對那些“洋節”情有獨鐘，而對中國民族文化中的某些傳統節日卻不聞不問，甚至忘卻。誠然，這里面有商家對洋節的炒作的原因。但從深層次反映的是，國人在全球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盲從與不適的狀況。而就是由于這種盲從與不適，才導致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民族文化中的傳統節日面臨著巨大的危險，甚至某些傳統節日走向了沒落。

在全球化過程中，我們在生產上從國外引進了大批先進的高端技術，這本來是件好事?？墒牵髞沓霈F的問題是我們對國外科學技術的依賴性過大，具體表現為只會積極引進，而很少對其從事消化吸收工作，直接影響自主創新水平的提高。

在學術研究上，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我們在很多領域都只能被迫同別人接軌。對于這一點，有一部分原因是受近代中國歷史上某些社會因素的影響，我們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領域的研究，起步要比西方國家晚。而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們在全球化過程中，在中國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找不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聯結點，缺乏在科學文化發展觀上的積極競爭與進取變革的精神，不能夠通過中西現代文化的整合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構建。

我眼中的中國論文篇二

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從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系看，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從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原因看，既有中華民族團結一致奮起抵抗的內在原因，也有世界各國人民給予支持和幫助的外在原因。從兩個原因的主次關系看，內在原因起了決定性作用。從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內在原因看，起作用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但歷史事實表明，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今天我就圍繞這個問題作個發言，談五個問題與大家探討和交流。

我談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奮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最早宣傳者、動員者和最堅決的抗擊者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采取什么態度，這是衡量一個政黨是否能得到民眾擁護、是否能領導和影響民眾的一個重要標尺。而能否廣泛地組織和發動民眾，這是抗日戰爭能否取得勝利的前提和條件。眾所周知，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從日本帝國主義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的。這個時間比1939年9月德國侵略波蘭早8年，比1941年6月德國進攻莫斯科和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早20xx年。盡管這時中國的抗日戰爭還是局部的，但是中國共產黨毅然決然地立即發起了抗戰號召和組織開展了艱苦的抗日游擊戰爭。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9月19日、20日，中共滿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就先后分別發表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和《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

1932年4月，成立還不到半年時間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就發布了《對日戰爭宣言》，正式對日宣戰，這比國民黨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早9年。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和武裝當時雖然力量還很弱小，而且沒有所謂的合法地位，還不被國民黨政府所承認，但是，卻表現出了對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重大歷史責任和使命擔當。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積極組織開展了東北地區抗日游擊戰爭，推動中國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由局部抗戰逐步轉向全民族抗戰。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東北各階層人民和愛國官兵奮起抵抗，組織了各種抵抗武裝。中共滿洲省委指示各地黨組織加強同東北抗日義勇軍等武裝力量的聯系，并組織直接領導下的抗日武裝開展抗日斗爭。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陸續派出了楊靖宇、等多批干部到東北工作，加強各級黨組織的領導力量。這兩位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干部最后都英勇犧牲，成為受后人景仰的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日英雄。到1933年初，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巴彥、南滿等幾支游擊隊相繼成立，逐漸成為東北的主要抗日武裝力量。從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組織下，東北抗日游擊隊、東北人民革命軍等抗日武裝陸續改編成東北抗日聯軍。

這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部隊共有11個軍3萬多人，開辟了三大游擊區，同日偽軍進行了數千次的戰斗，曾粉碎敵人上百次“討伐”，殲滅日軍1萬余人，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統治，牽制了大量侵華日軍，支援、鼓舞和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努力下，中國大地形成了一股要求團結抗日的歷史潮流。中國共產黨還積極參與和推動國民黨內的抗日派進行局部抵抗。1932年1月，日軍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變，國民黨第19路軍發起淞滬抗戰，中國共產黨通過上海黨組織發動群眾積極支援。1933年6月，國民黨愛國將領馮玉祥等組織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掀起了察哈爾抗戰，中國共產黨派遣了300多名共產黨員參與其中，這次抗戰曾乘勝收復了察東重鎮多倫等大部分失地。吉鴻昌就是這次抗戰中涌現出的聞名全國的抗日民族英雄。1936年，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發起了綏遠抗戰，中國共產黨通過各種方式積極聲援。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從局部抗戰走向全民族抗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承擔起了抗日民族先鋒的歷史重任。

我談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促成、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團結凝聚全民族抗戰力量的杰出組織者、鼓舞者和堅強的政治領導核心 抗日戰爭能否取得勝利，團結凝聚全民族抗戰力量是根本保證。那么，中國全民族的抗戰力量是由誰團結凝聚起來的呢?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全民族抗戰是誰領導和主導的呢?按理說應該由當時處在全國執政地位的中國國民黨及其政府領導和主導。但是，從中國抗日戰爭的整個歷史過程看，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以及歷史的特殊原因，中國的抗戰則是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和主導的。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誰倡導的、誰促成的、誰堅持和維護下來的呢?歷史告訴我們，是中國共產黨。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占領了東北。爾后，1935年又制造了華北事變。在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以國家和民族大義為重，順應人民的愿望和時代的要求，適時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早在1933年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就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并開始在東北組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華北事變后，中國共產黨又適時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1935年8月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策略。1936年間，中國共產黨逐步實現了由“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政策轉變。12月12日西安事變的發生和和平解決，標志著國共十年內戰的結束，兩黨合作抗日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和發展趨勢。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倡導者，始終以民族解放為己任，以“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寬廣胸懷，捐棄前嫌，放下了國民黨對共產黨人血腥屠殺的深仇大恨，努力促成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和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為標志，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中華民族最終取得抗日戰爭完全勝利創造了基本條件?？谷彰褡褰y一戰線建立后，中國共產黨又始終盡力維護統一戰線內部的團結和統一，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中國的抗戰就有倒退的危險，就有失敗的危險，也就有使歷史的悲劇再次重演的危險。中國共產黨從中國抗日戰爭的大局出發，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則。在抗戰防御階段，國共兩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在合作抗日的旗幟下協同作戰，對日軍進行了有效的抗擊，使日軍實力受到較大損耗?？箲疬M入相持階段后，由于日本對國民黨采取政治誘降手段，英美對日本實行綏靖政策，再加上國民黨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發展壯大的敵視和畏懼，中國抗日幾度出現逆轉的局面。中國共產黨始終不渝地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策略和原則，維持了國共合作抗戰到底的局面，避免了倒退，克服了危險，防止了分裂，成為引導全民族抗戰走向勝利的光輝旗幟，中國共產黨也實際上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堅強政治領導核心。

我談的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制定實施了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總方針，是中國抗日戰爭正確戰略的提出者、指導者和引領者 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經濟十分落后的國家，軍事力量又非常弱小，如何抗戰、怎樣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制定和實施正確的抗戰路線和戰略方針就至關重要。從全民族抗戰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號召全國人民實行總動員，主張開放民主，改善民生，廣泛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實行全體人民參加戰爭、支援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強調在堅決抗戰的方針下，必須實行全國軍隊和人民的總動員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辦法。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開會議，討論制定了動員全國軍民開展民族解放戰爭，實行全面持久抗戰的方針，并制定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把實行全民族抗戰與爭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結合起來，把反對外敵入侵與推進社會進步統一起來，正確處理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系，指明了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的具體途徑，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向。這與國民黨實行的僅僅依靠政府和軍隊進行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形成鮮明對照。這兩種不同的抗戰路線，決定著中國抗日戰爭的不同方向和中國人民的不同命運。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中國必勝，日本必敗，而且這個勝利將會是人民的勝利。如果按照國民黨片面的抗戰路線，則會得到相反的結果。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堅決斗爭和不懈努力，歷史和人民作了第一種選擇。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還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為黨領導下的廣大抗日軍民提供了戰勝敵人的科學思想和正確方法。早在1935年12月，毛澤東即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提出“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的觀點。1936年7月，他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提出了通過持久戰取得勝利的方針。

1938年5月，他集中全黨的智慧撰寫了《論持久戰》。這部光輝的軍事哲學著作深刻分析了中日雙方的特點，科學揭示了中日戰爭的發展規律，正確回答了中國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的、怎樣進行持久戰和最后勝利為什么屬于中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并以極富前瞻性的戰略眼光，描繪了中國持久抗戰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的路線圖。持久戰總的戰略方針從思想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和黨領導下的廣大軍民，也在國民黨及其政府和軍隊中產生積極影響，極大地鼓舞和堅定了中國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和決心。全國抗戰形勢后來的發展完全證實了毛澤東的科學預見。中國共產黨還提出了游擊戰的戰略理論及一系列與之相配合的戰略戰術。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略戰術是由中國的國情和中日雙方各自的特點所決定的，它也是持久戰戰略總方針下正確戰略戰術的展開和具體實施。1937年8月1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等，指出紅軍作戰的原則，是“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

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中，強調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和作用。由于敵強我弱以及由此產生的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主要不是在內線、在戰役戰斗上配合正規戰，而是在外線即在敵之深遠后方獨立作戰，擔負配合友軍作戰、開辟敵后戰場、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它是長期貫穿于抗日戰爭的戰爭形式，是敵強我弱形勢下人民戰爭的最佳方式，是不斷削弱敵人、壯大自己，積小勝為大勝，從游擊軍和游擊戰逐步向正規軍和正規戰發展，最終徹底戰勝日本侵略者的獨特有效戰法。

我談的第四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了廣大敵后戰場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據地，黨領導的人民武裝逐步成為整個抗戰的有生力量、中堅力量和主力 如上所述，領導和主導中國全民族抗戰的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中國抗戰的特殊領導和組織形式。而中國的抗日戰場由于國共領導的武裝力量不同、抗戰路線和戰略戰術不同，形成了正面和敵后兩大戰場，這又造成了中國抗戰的特殊戰略布局。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1937年七七事變中國全民族抗戰開始后，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領導的武裝力量，采取先山區、后平原，波浪式向前推進的方式，先后開辟了華北、華中和華南敵后戰場，創建了19塊敵后抗日根據地。這些敵后戰場的形成和抗日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的對日作戰，打破了日軍“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戰略圖謀，而且構成了對日軍后方的致命威脅。敵后戰場的開辟是侵華日軍對中國停止戰略進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敵后戰場逐步上升為中國抗日戰爭的主戰場，成為敵我力量消長變化的關鍵因素。到戰略反攻階段時，敵后戰場成為全面反攻、爭取抗戰最后勝利的前沿陣地。敵后戰場經歷了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的發展軌跡，逐步成為中國堅持抗戰和奪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這些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與敵人作戰的立足點，是牽制、襲擾、消滅敵人的出發地和前沿陣地，是實施游擊戰爭的基本條件。這些區域不是從國民黨政府的手中劃定而得到的，而是從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領、又從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奪回來的。在抗日根據地內，中國共產黨把堅持抗戰與實現民主統一起來，加強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通過各項建設，抗日根據地不僅成為游擊戰爭最能長期支持的堅強陣地和全國抗戰的重要堡壘，而且成為抗日民主建設的典范和新中國社會的雛形。

這一切與國民黨統治區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和強烈的反差。在開辟敵后戰場、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逐步發展成為中國抗戰的骨干和主力。在戰略防御階段，隨著日軍進攻的深入和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的敗退，八路軍、新四軍果斷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爭，配合正面戰場友軍作戰，創建抗日根據地，成為遏止日軍持續進攻的生力軍。全民族抗戰一開始，八路軍115師就取得平型關大捷，殲滅日軍1000余人，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有力地鼓舞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抗戰信心。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在戰略防御階段的一年多時間里，八路軍、新四軍同日偽軍作戰1600余次，斃傷俘敵5?4萬余人，八路軍發展到15?6萬余人，新四軍發展到2?5萬人，敵后抗日根據地(包括游擊區)總人口達到5000萬以上。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普遍展開，抗日根據地不斷鞏固和擴大，根據地的范圍，從陜甘寧一隅迅速發展到華北、華中、華南的廣大地區。在戰略上造成對日軍重點占領城市和交通線的反包圍態勢，形成犬牙交錯的戰爭局面。八路軍發動的百團大戰，作戰1824次，斃傷日偽軍2?58萬人，俘虜1?8萬余人，破壞鐵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橋梁、隧洞和火車站260多處，導致日軍賴以運輸兵力和物資的華北主要交通線癱瘓，迫使日軍將兵力轉向后方，遲滯了日軍南下的步伐。從抗戰全局看，構成了與正面戰場相對應，在戰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應的，獨立的廣大的敵后戰場。在全民族的抗戰中，敵后戰場抗擊著約60%的侵華日軍和95%的偽軍，逐漸成為主戰場，減輕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壓力，成為促使國民黨抗戰到底的重要因素。

這里有一組數據可以有力地證明這個問題。從1938年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擊侵華日軍的比例是：1938年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結果，是因為與正面戰場常規作戰的一次次戰役不同，敵后游擊戰的重點是面而不是點，是持續而不是階段，是整體而不是個別，是戰略而不是戰役，實質上是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一場特殊的戰略大會戰。在極為艱苦的反“掃蕩”、反“清鄉”斗爭中，敵后軍民創造了很多極為有效、靈活多樣的殲敵方法，如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圍困戰、水上游擊戰、鐵道游擊戰等等，使日偽軍猶如困獸，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日本舊陸海軍檔案和戰史叢書里，有眾多“治安戰”的記載，充斥著對中共游擊戰無可奈何的感嘆。

可以說，這一時期，敵后游擊戰成為消耗日軍力量最為恰當的攻勢戰略，也成為消耗日軍膽略與士氣最為有效的心理戰略，為改變中日戰爭力量對比，促使中國度過最為艱難、也最為重要的相持階段發揮了決定性作用。1943年敵后戰場部分地區開展了攻勢作戰，1944年開始進入局部反攻階段，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開始全面反攻。由于日軍占領的大部分城鎮、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區已處在解放區包圍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實際上承擔起對日軍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務。到1945年底，在全面反攻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共殲滅日偽軍近40萬人，收復縣以上城市250余座。在八年抗戰中，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對敵作戰12.5萬余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余人，繳獲各種槍支69.4萬余支，各種炮1800余門，收復國土100余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約1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開辟的敵后戰場，堅持長期艱苦抗戰，不斷發展壯大，成為獨當一面的抗日戰場，同時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的中堅力量。1945年3月18日，日本東京《同盟世界周刊》寫道：“根據我們的見解，真正的抗日勢力，始終一貫的是中國共產黨?！边B當年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后來的回憶錄中也認為：八路軍“作戰勇敢，內部團結，只是武器裝備太差”。由此可見，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階段敵后游擊戰場的關鍵作用和決定性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是顯而易見的。

我談的第五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弘揚和鑄就了偉大的抗戰精神，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犧牲、作出了重大貢獻 抗日戰爭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被侵略、受欺辱的中華民族能否取得勝利、能否獲得解放，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中日戰爭期間，日本侵略者野蠻兇狠，慘無人道，其鐵蹄踐踏之下，中國大地到處是人間地獄，城市遭到轟炸，村莊遭到焚毀，無辜平民遭到殺戮，婦女遭到奸淫，大好河山遭到蹂躪。面對侵略者的殘暴與橫逆，中國共產黨人敢于斗爭、不怕犧牲，以高昂的抗日熱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勵著中國人民。

毛澤東就曾指出：“中華民族決不是一群綿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與人類正義心的偉大民族，為了民族自尊與人類正義，為了中國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決不讓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價而達到其無法無天的目的。我們的方法就是戰爭與犧牲，拿戰爭對抗戰爭，拿革命的正義戰對抗野蠻的侵略戰?！痹谥袊嗣竦目谷諔馉幹校裢局赋龅哪菢樱袊嗣裣蚴澜缯故玖颂煜屡d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中國共產黨人以最富于犧牲精神的愛國主義、不怕流血犧牲的模范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先鋒。

中國共產黨人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為鑄就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戰精神輸入了新鮮血液，注入了深刻內涵。這里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敵后開展的游擊戰爭，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艱苦卓絕的戰爭。他們兵力弱小，裝備落后，卻要面對強大的日軍的反復“掃蕩”，而日本法西斯實行的是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敵人包圍中創建的抗日根據地，大多是窮鄉僻壤，物質條件極為貧乏，自然環境十分惡劣。就是在這樣的條件和環境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不怕困難，不畏強暴，英勇殺敵。因此，在消滅了大量敵人的同時，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犧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抗戰中指戰員傷亡60余萬人，敵后抗日根據地人民群眾傷亡600余萬人。其中，晉察冀根據地傷亡的群眾約71萬人，晉冀魯豫根據地傷亡的群眾約120余萬人。

當時，抗日民主根據地面積最大時才100余萬平方公里，只占全國總面積不到1/9。人口最多時也才約1億，也只占全國總人口的約1/4。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以非常有限的資源，直接取得如此巨大的抗戰勝利成果，實屬不易。最后，我以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一點感悟作發言的結束語同志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被仡櫤椭販刂袊嗣窨谷諔馉幍倪@段歷史，它告訴我們，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為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復興的偉大歷史轉折點，也成為人類和平正義事業不可逆轉的偉大歷史坐標。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中華民族的危難時候，它一誕生就肩負起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歷史重任。

中國共產黨既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力推動者、踐行者，也是人類和平正義事業的堅定捍衛者、維護者。歷史啟迪我們，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命運所系，前途所在。今天，我們研究和回顧這段歷史，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對于中華民族來說，對于中國人民來說，就是要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大力弘揚偉大的抗戰精神，以此來喚醒我們的歷史記憶。歷史是不可忘記的，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歷史可以警示當下，燭照未來，它可以作為我們前行的強大精神動力。讓我們緊密地團結在以同志為的黨中央周圍，萬眾一心，開拓進取，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我眼中的中國論文篇三

如今我們正處于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與經濟全球化相伴而來的是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其對我國現在的設計領域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毋庸置疑的是，當今世界文化發展的新格局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間相互碰撞后的共融所形成的。視覺設計的特征越來越趨向統一，我們在加入全球化的進程中必須冷靜而清醒，應該更認真的去思考我國傳統的民族文化和國際化的問題。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中國擁有幾千年的悠久歷史，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不可多得的重要地位。中國傳統紋樣是中國悠久歷史的獨特產物，其應用廣泛，形式豐富，題材內容也極為繁博，不僅形式美同時還具有一定的內涵，云紋作為最具特色的中國傳統紋樣，是我國文化史上經歷歷史發展時期最長、變化最為豐富、功能特色最多、對人們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基本紋飾之一，中國傳統云紋元素已經開始在現代招貼設計中占有一席之地了。

2.1 云紋的歷史與風格特點

“云”是一個漂浮的物體，它是由水滴和冰晶聚集而成的。中國古代將其賦予了許多神秘的色彩?！霸萍y”以其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民族氣息，使我們相信它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觀念和審美意識。云紋形態的形成與發展與中華民族長久以來對“云”的認識和中國文化現象的一般規律以及審美觀念密切相關。

云紋圖案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和演變不斷豐富，各個歷史時期的云紋，都融入了各自不同時代因素的不同特征。因此，中國的云紋紋樣才能顯示出其所具備的的博大精深的內涵，具有無窮的魅力。根據不同時期的特點，云紋的發展演變可分為三個階段。

2.1.1 早期階段

有部分學者認為，彩陶上面的原始螺旋圖案是最早的云紋形態。但是這種典型的抽象幾何紋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化遺存，它是否具有當時的“云”的意義，仍然不能得出結論。但是如果我們單單從形態上面看，似乎可以看出：楚漢云氣紋、先秦卷云紋、商周云雷紋與新石器時代的彩陶旋紋，有著一種比較明顯的繼承關系。但是現在人們一般將裝飾于青銅器上的“云雷紋”視為云紋最早期的形態。在云紋的發展歷史中，云雷紋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商周時期的典型裝飾紋樣，是以連續的回旋形線條構成的幾何云紋或雷紋的總稱，曲線造型的稱為云紋，直線回轉造型的稱為雷紋。

2.1.2 鼎盛時期

漢代是中國傳統云紋發展的最為繁盛的一個時期，漢代的云紋樣式是最豐富和生動的，出現了很多新型的云紋樣式：云氣紋、卷云紋、云獸紋等等。

卷云紋是在云雷紋的基礎上進行變化的，它通過對云雷紋的構形元素的簡化和打散，構建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其簡化的勾卷紋樣也成為了后期云紋形態變化發展的基本形式。

卷云紋成型以后，漢代又出現了以卷云紋為基礎的云氣紋，云氣紋的形態極富時代感，其構形元素除了沿用了卷云紋的勾卷形以外，還出現了“云尾”這一全新的成分。這樣的紋樣構成增強了云紋的力量感和速度感，同時也增強了漢代云氣紋特有的一種氣勢。這時云紋的發展也進入了鼎盛時期。

2.1.3 成熟時期

隋唐時期流傳的云紋的紋樣多是朵云紋，宋代則延續了隋唐時期的云紋樣式，元代依舊以朵云紋為主，不過其在形式上多強調了朵云紋的組合感。從唐宋時期開始，為了順應時代的審美變化，云紋的樣式變得越來越具裝飾性，但是這樣一來，使得朵云紋的結構顯得負荷過重。不過在越來越強調云紋的裝飾性的這個時期出現了中國云紋體系中最具抽象品格又認同普遍、應用廣泛的一種云紋類型——如意云紋。

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傳統云紋形態的整體演變趨勢可以概括為：在最原始的基礎上，結構變得越來越復雜、造型變得越來越豐厚、形象變得越來越細膩。這些可以總結為越來越精致化的發展趨勢，從根本上體現了中華民族為了滿足自身的審美需要以及順應時代的審美變化而作的不斷努力。藝術的形成與發展的一般規律表明，審美經驗和審美要求的不斷提高，一旦達到一定的程度，就會突破原有的形式，以尋求自己所需的表現形式。

2.2 云紋的文化內涵及價值

云紋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優雅而輕松地傳遞著東方文化特有的“面”和“線”，傳遞著天地自然、人本內在、寬容豁達的人文精神和喜慶祥和的`美好祝愿。

從藝術形式上看，云紋是一種具有中華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傳統裝飾圖案。它通常以渦形曲線為基本結構元素，根據一定的結構模型和一些組合方式構成。云紋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和演變，不斷創新、發展、豐富和完善，從任何角度來看其都具有廣泛的傳承性和適應性，存在著無限的可能性，具有非常廣闊的應用空間。

不論從視覺藝術發展的進程，還是文化的傳承而言，中國傳統云紋與現代招貼設計都存在很多的契合點，并且也符合現代招貼設計的理念。如今有很多的設計者有意無意的將傳統視覺語言融合到現代招貼設計中，其主要表現為運用后現代的解構手法，將傳統視覺元素當作一種符號，通過現代設計的方法進行組合，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中國傳統云紋視覺語言表現出來的自由散漫的結構，卻有種強勁的力量和狂放的氣勢，云紋蕩漾其間，都給予了傳統視覺語言在現代招貼設計中的運用以重要啟發。

3.1 優秀的應用設計案例分析

3.1.1 靳埭強——《九九歸一 澳門回歸》

香港著名平面設計師靳埭強一向擅長在設計中巧妙的把中國傳統元素的精髓融入到自己的設計中。他說這種相融并不是單純的相加，而是要基于在對中國傳統文化深刻理解上的相互融合。靳埭強先生創作的《九九歸一 澳門回歸》的招貼海報中，畫面運用中國傳統水墨手法繪成九九勾云紋的漣漪，托起紅白相間的蓮花花瓣，以寬宏淡然的意念表現不染的精神。云紋在“焦、濃、重、淡、清”的水墨丹青中表現出道家崇尚的黑色的審美觀，靳埭強先生很好的利用了中國水墨黑與白的獨特手法形成了獨特的圖形創意觀念和視覺設計語言，他將現代設計的法則、材料、技法語言與傳統玄學神韻和意境有機的結合起來，以其獨特的色彩情感語言使他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民族特色，從中也體現出云紋黑與白的道家審美觀念已經融入到圖形創意設計之中，形成了獨特的設計語言，也顯示出黑與白的道家審美觀念所具有的獨特應用價值。

3.1.2《雲》

這是以“雲”字為主題的招貼設計，將繁體字“雲”分為上下兩個部分，采用漢字創意方法中筆畫變化的方法將雲字變形，筆畫變化是指將筆畫加粗、變細、變形、添加裝飾等在筆畫自身上做處理的表現手法。這幅招貼以云紋紋樣代替“云”字，將云紋以現代視覺設計手法稍作變形使其從外形上更貼合于漢字“云”，既取云紋的“形”也取了它的“意”。云是由水滴、冰晶聚集形成的懸浮在空中的物體，畫面中雲字的背景做了天空的樣子與“云”的涵義相吻合，化作云紋的部分的背景輔以大面積的云朵，突出主題，同時與英文“cloud”相呼應。這幅招貼很成功的將文字進行了創意變形并且結合了現代英文的元素。

3.2 有待改善的應用設計案例分析

3.2.1 《禪》

這一幅招貼設計中云紋的應用就稍有欠缺了，畫面中心以中國傳統書法字體“禪”為主體，本意想表現的詩意寧靜，畫面下方的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與主題字相呼應，禪意人生是一種人生境界，是一個人對待生活的態度，當一個人經歷了很多事情后，最終把名和利都看淡，知道一切都不重要。最后隨遇而安，落花如流水一般，服從自然法規，莫強求。戒貪心，戒妄心，心境如明，這才是“禪”。而畫面上方云紋的應用可以說破壞了這種“禪意”，云紋跳躍的色彩與排列方式都不太符合“禪”的精神內涵。個人認為將此處云紋的顏色改為黑色，以中國傳統水墨的形式表現出來會更符合這則招貼的意境。

3.2.2 《西門烤翅》

這一則招貼設計中云紋的應用顯得有一些生搬硬套，它本身的目的是為了宣傳“西門烤翅”，而在這則招貼上并不能體現烤翅的特點，達不到太多促進銷售的目的，顯得有一些為了用而用。云紋本意象征“吉祥”，是在產品宣傳設計中運用較多的紋樣之一，但是宣傳的目的大多是為了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力，只停留在“形式”上的應用并不能夠達到最好的效果，我們在應用云紋以及其它的創作元素時要盡量做到“形神合一”，取法自然，不做作、不累贅。

綜上所訴，云紋這一中國傳統視覺語言中的裝飾紋樣，不僅僅只傳遞給我們它的藝術形態，還傳達著中國天人合一，和諧自然的人文精神和古老而厚重的哲學思想。對于現代招貼設計來說，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并且極富動感和浪漫情懷的中國傳統云紋，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并且運用。如果設計的形式符合大眾的審美習慣，同時也蘊含著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和意境，會讓公眾有一種情感共鳴，作品也更容易被詮釋和接受。

從一方面來說中國傳統云紋紋樣本身就是一種“設計”，而我們現在需要去做的是更好的將傳統元素“古為今用”，讓中國傳統元素與現代化的設計思想相結合，將中國傳統元素運用現代化的設計方法進行“再設計”，使其更符合現代大眾的審美，同時還要傳承中國傳統元素的文化內涵?，F在是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也就意味著設計也在朝著“全球化”的方向發展，我們要努力將中國傳統元素的內在精神融合到現代招貼設計中。為現代招貼設計的精神內涵的多樣性提供理論參考，讓中國傳統元素在國際化世界藝術殿堂中擁有一席之地。

現代招貼設計本身就是視覺語言的表達，設計者向受眾傳達自身的思維過程與結論，達到告知和勸說的目的。圖形作為招貼設計中的重要組成元素，是受眾直接感知的重要媒介，這就需要設計者充分把握視覺語言所包含的意義，這是現代視覺語言轉換和融合必須關注的，我們在今后的設計學習過程中要將傳統與現代相結合，在設計符合現代大眾的審美心理的情況下，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將中國傳統紋樣的視覺語言融入現代化的設計浪潮中。

我眼中的中國論文篇四

文學院中文系張培鋒教授發表的《論南北朝時期僧團與詩歌聲律論及吟誦發展關系》（《貴州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一文指出：中國佛教的梵唄、讀誦、吟唱傳統非外來，而是源于中國本土，是中國上古禮樂的延續和繼承；中國佛教僧團對于中國古樂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后世流傳的吟誦腔調與寺院的傳承有著重要關系。研究傳統吟誦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要認識到古代音聲必須依靠口耳相傳，因此無法保留下來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

僧團作用的主要表現為：由于華夏禮樂崩壞，春秋時期外流到西域地區的華夏古樂主要保留在當地大乘佛教僧團中，并借助僧團的嚴格戒律、法系傳承、儀軌需要等因素代代流傳下來，在魏晉時期伴隨著佛教的傳入而重新回傳中原，當時掌握音聲傳承的多為僧人，以往被人們視為“胡樂”的.其實正是地地道道的華夏“古樂”。這種音聲傳承又經由蕭子良、沈約、王融、王筠、劉勰等與佛教有著密切關系的審音之士重新傳回世俗社會，并在南朝形成以“吳音”吟誦詩歌的傳統。這一傳統源遠流長，影響著其后一千五百余年中國詩歌的發展。

我眼中的中國論文篇五

文藝走出為政治服務的圈子。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當代藝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出現了“鄉土美術”等創作流派，他們在創作中大都引入了西方當代藝術觀念，借鑒、模仿西方元素，這是中國當代藝術發展初期采取的策略。因此對中國當代藝術的關注大都是從西方元素的模仿上進行探討的，忽略了其本土元素。其實，中國當代藝術的本土元素表現的也很明顯。當然我們不能否認西方元素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影響，以及中國當代藝術中表現出的與西方現代藝術趨同的圖式。但任何藝術家都深深扎根于其民族文化的土壤中，離不開他成長的民族文化傳統，中國本土元素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的體現也是很明顯的，也得到了世界的認同。從另一層面來說，中國當代藝術中使用本土元素也是一種策略，表面上看中國當代藝術中的本土元素是對西方文化擴張采取的一種自衛策略，其實是全球化的產物，這可以用中國當代藝術家運用本土元素創作的藝術作品獲得的國際聲望來證明。

中國元素最早出現在政治波普藝術中，中國波普藝術的最早示范者及典型代表人物是王廣義。他敏銳的領會波普藝術的實質，用幽默的方式解構對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事件，使當代藝術充滿了政治趣味。王廣義的《大批判》系列里，引用文革中流行的斗爭姿勢作為表現符號，把文革時期工農兵宣傳畫的形象與美國的可口可樂等商業文化符號組合在一起，是大膽的嘗試。中國當代藝術中借用文革時期特定的政治符號，使中國的典型符號更為凸顯，也迅速得到了西方的認可。

《大批判》系列使王廣義完成了現代藝術家向當代藝術家的轉換，實踐了全新的藝術圖示，將兩種相悖的藝術圖像并置在一個畫面中，引發了對現實文化的反思，產生了幽默、諷刺的效果。雖然在形式上還是借鑒西方，但內容卻結合了中國實際，形成本土化的創作圖式。王廣義的藝術圖式經過了幾次轉變，文革時期的工農兵圖式是他較為穩定的圖式，也為他贏得了國際聲譽，使他找到了中國當代藝術與本土元素的契合點。

2017年王廣義接受采訪時道出了自己對中國當代藝術使用本土元素的看法，他認為當代藝術源于西方，中國當代藝術基本上屬于二手貨，大都是對西方藝術的拷貝。他認為更重要的一點是藝術家應該有一個出發點，這個出發點必須是藝術家的生活經驗及與這種經驗相關的文化資源，《大批判》系列中的工農兵圖式就是來自社會主義的視覺經驗，這是他最熟悉的創作材料。也即是說，王廣義認為中國當代藝術應該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創作，是否要與西方藝術接軌并不重要。他在自己的藝術創作實踐中尋找本土元素，找到了本土元素與當代藝術的契合點，使他的藝術本土化，也因此為他贏得了國際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