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不僅是技術問題，也不僅是單一的能源、氣候環境問題，而是一個影響廣泛和復雜的經濟社會問題，勢必對今后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下面是可圈可點小編給大家分享的一些有關于精選碳達峰碳中和形勢與政策論文模板2篇的內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碳達峰碳中和形勢與政策論文1

編者按：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著力解決資源環境約束突出問題、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莊嚴承諾。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不是輕輕松松就能實現的。中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設定有什么科學考量?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行動面臨什么困難挑戰?如何理解中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歷史性意義?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將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產生哪些影響?就相關問題，《鄱陽湖學刊》編輯部特別邀請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節能雙碳指導委員會委員周宏春進行分析。

達峰碳中和目標引領中國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周宏春研究員訪談

問：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簡稱《意見》)發布，明確提出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并制定出“時間表”“路線圖”。請問提出這兩個時間節點背后的科學考量是什么?

周宏春：提出這兩個時間節點，背后的科學考量眾多，包括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國現代化“兩步走”目標、碳排放變化趨勢、技術進步以及中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大國形象等。

一是基于黨中央對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科學研判。總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突出。盡管黨中央宣布了我國全面完成脫貧任務、邁入全面小康社會，但仍然保留對貧困地區的扶持政策五年不變，以鞏固脫貧成果。基于對我國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和現代化的總體安排，黨的十九大提出現代化“兩步走”目標：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任務，既是我們黨的歷代領導人帶領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也是每一個國家現代化都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能耗、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是必然的，也是符合發展規律的。

二是基于轉型是一個緩慢過程的認識。無論是能源結構優化、碳排放強度下降，還是技術進步，都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完成的。自2005年起，我國能源結構不斷優化，煤炭占能源消費比重每年下降一個多百分點，非化石能源占比每年也提高一個多百分點。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十四五”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關鍵期和窗口期，既要逐步關上“高能耗重污染高碳排放”產業發展的進入“大門”，又要“打開”非化石能源、低碳產業發展“之窗”。其一，我國進入能源結構優化調整的窗口期。由于資源稟賦所決定，我國一次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不僅利用效率低、環境污染重，而且油氣對外依存度高，2020年分別達73%和43%，影響能源安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導向，可從根本上優化我國能源結構，改變油氣等優質能源的對外過度依賴，“能源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里”。[2]其二，我國進入減污降碳增效關鍵期。污染物、溫室氣體排放與能源生產和消費密切相關，能源、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同時發生、同根同源。從能源結構優化入手實現減污降碳增效，可以使我們朝著“保護地球這個唯一家園”的宏大目標邁進，碳達峰碳中和也因此會成為美麗中國建設的一個新的里程碑。其三，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有賴于創新驅動。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理論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因而也需要一個過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尤其需要技術創新，實現能源特別是電力行業深度脫碳，生產數量充裕而且成本較低、效率較高的清潔能源，研究開發碳捕獲、使用和儲存技術(CCUS)，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實現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交通運輸結構和生活方式的綠色低碳轉型，倡導形成綠色生活方式，并體現在人民群眾衣食住行用的日常生活中。

三是基于我國經濟實力的提升、逐步邁向世界舞臺中央的考慮，是樹立我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必然選擇。從2010年起，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并保持至今，而且與美國經濟規模的差距在縮小。2020年中國的GDP約為美國的70%。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保持在30%左右。與此同時，我國的發展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都有新變化，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具有國際標準、全球視野，化壓力為動力，在變局中開新局。與“十二五”以來的碳減排目標相比，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提出的雙碳目標更加宏大，措施更加明確，實現難度也更大。與過去我國在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強調發展中國家地位、人均碳排放水平低等立場相比，如今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有了根本性轉變，自加壓力、以身作則的大國風范更加顯現，標志著我國在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從被動應對到自主貢獻的積極轉變，也將加大我國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

總之，“3060”碳目標是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

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如何理解“系統性變革”這一論斷?

周宏春：我們需要對系統性有一個準確的理解。所謂系統性是指整體性、綜合性和長期性。整體性是把全國作為一個整體，看作“一盤棋”，要考慮東部和西部，區分南方和北方，城市和鄉村也將區別對待，從而收到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的有機統一。綜合性是將碳達峰碳中和看作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的。[3]推動碳達峰碳中和是綜合性的工作，可以看作推動各項工作的總抓手，是鋼琴協奏曲而不是“單打獨斗”。長期性則比較容易理解。無論是到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還是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從規劃尺度看均屬于長期乃至超長期的，盡管相對于我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抑或幾十億年的地球演化史只是短暫的一瞬。

我覺得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系統性變革”問題。

第一，應當認識到經濟社會系統是一個復雜系統。從經濟社會系統的角度考察，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經濟發展是基礎;社會發展是目標，也是經濟發展的調控目標。如我國經濟發展目標中總有提高就業率這一社會發展目標，兩者猶如“一個人的兩條腿”。研究經濟發展必然要涉及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問題，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必然要涉及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等經濟發展問題。從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角度考察，工業化和城市化也是密切相關、相互促進的。如果沒有工業化，人們的衣食住行游就難以得到滿足，即工業化可以為人們的生產生活增加產品和服務供給;如果沒有城市化，人們就可能要花費更多的資源(包括經濟)投入才能獲得同樣的福利水平，即城市化創造了需求，使人們能以較小的投入獲得更多的福利、更便利的生活。就經濟系統本身而言，經濟部門之間、行業之間和地區之間都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因為資源稟賦的地區差異、產業分工、發展水平、產業鏈供應鏈銜接等方面的原因，不同地區和不同部門被有機聯系起來。從生活的角度看，生態功能區劃分有助于人們的生產、生活、旅游等活動安排;也正是有了生態功能區的劃分，才有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

第二，以系統思路推動雙碳工作。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碳中和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將是一次重塑。換句話說，在推動我國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中應當體現系統性設計和安排。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這就意味著，碳中和將深刻改變每一個人的生活，綠色生活方式成為社會時尚。因此，我們要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系統觀念，尊重生態規律和經濟規律，堅持動態平衡、整體協調、節約優先、創新驅動等原則，處理好發展和減排、整體和局部、短期和中長期的關系。如果不重視“淘汰落后”與“新增供應”的平衡，就難以避免能源安全隱患。我們要以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為核心，以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為引領，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空間格局，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

第三，應當認識到碳達峰碳中和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下面，我以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的關鍵因素——能源生產和消費為例進一步加以說明。從能源供應看，人們使用的能源已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很大變化。即使是研究可再生能源的專家，2000年也不會想到我國北方光照強的地區到處可見光伏發電板。2020年我國非化石能源占比達到15.9%，超出預定15%的規劃目標。又如，太陽能熱水器是太陽能熱利用的一種形式，早先主要見于廣告，在農村得到廣泛應用;如今，太陽能不僅有熱利用形式，光伏發電發展更為迅疾，不僅“進城”出現了光伏+建筑一體化的建設運營模式，而且在農村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模式，包括光伏發電板下養雞種菜的“光伏+農業”模式，湖面安裝光伏發電板、湖里養魚的“光伏+漁業”模式等。這些僅是太陽能發電利用，可再生能源利用還有風能發電、水力發電、生物質發電等等。換句話說，能源結構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問：目前，中國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行動面臨什么困難挑戰?如何理解中國實現“雙碳”目標的歷史性意義?

周宏春：中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包括我國工業化還沒有完成，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導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高、增長快，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短、任務重等。

一是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有關研究發現，我國仍有5億多群眾沒有蹲上“抽水馬桶”、10億人沒有坐過飛機。[4]換言之，在人民群眾解決溫飽、邁入全面小康社會之后，還有一個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過程。從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看，暴雨之后在“城中看海”的現象并不少見，即使像北京等一線城市，一下雨也會出現局部排水不暢、交通受阻的情形。換句話說，包括“下水道”這個城市“良心”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因此，我們既要發展又要控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既要關注長期問題也要解決緊迫的現實問題。

二是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以化石能源為主，2019年占比達85%左右，僅煤炭就占57%左右，[5]能源結構優化調整任務艱巨。據BP(2021)資料計算，2020年中國燃煤發電量比重分別比美國、日本和全球平均高出43.5、33.5和28.1個百分點。[6]據中電聯和EIA(2021)有關資料，美國2020年工業、服務業和居民用電分別為26.5%、34.2%和39.3%，分別高出中國-40.5、18.1、24.7個百分點;由于產業結構和用電結構差異，中國單位GDP電耗是美國的2.8倍，而人均生活用電量僅是美國的17.6%。[7]與此同時，我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與歐美國家相當，而且增長較快，原因在于能源消費結構不同：中國以化石能源為主，歐美國家的煤炭消費僅占11%和12%。

三是我國碳中和的實現時間短、起點強度高。根據BP(2021)統計資料計算，德國、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1973年實現了碳達峰，美國、日本也分別于2007、2013年實現了碳達峰;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人均能源消費量分別從峰值年度的12.1、5.77、6.82、6.43、5.63噸標準煤/人下降到2020年的9.96、5.06、5.42、3.82、5.01噸標準煤/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分別從19.60、9.98、14.14、9.98、13.00噸/人下降到2020年的13.47、8.12、7.22、4.70、3.85噸/人。[8]作為對比，歐盟國家從碳達峰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有70多年時間，美國從達峰到2050年碳中和有43年時間，我國從達峰到實現碳中和僅30多年時間，遠低于發達國家一般有的50—60年的過渡期。

總之，我國無法效仿發達國家碳達峰碳中和模式，雖有后發優勢特別是新一輪技術革命機遇，但在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高”的背景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難度很大。我們需要從國情出發，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碳達峰碳中和之路。

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歷史性意義十分重大：一是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地球這個唯一家園的需要，因為二氧化碳排放導致的氣候升溫已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一系列不利影響;二是加快發展清潔能源以滿足群眾生產生活的需要，缺油少氣的資源稟賦導致油氣進口依存度不斷攀升，能源安全隱患較大;三是將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對石油、煤炭的過度依賴，為經濟安全快速發展和人民健康幸福生活創造良好環境;四是開發清潔高效節能低碳技術、促進產業化、形成新的增長點和增長動能的需要;五是轉變粗放的發展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強度、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問：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關鍵在于碳減排，中國具有哪些普遍意義的減排路徑?

周宏春：從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視角出發，具有普遍意義的碳減排路徑包括：優化能源結構的源頭減量，推動工業、農業、交通、建筑等重點領域的碳減排，以減輕單位GDP能源強度;發展碳匯，抵消部分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等。從實際績效看，有些碳減排路徑是行業性的、縱向的，而有些碳減排路徑是橫向的、滲透性的，對于不同行業都具有普遍意義。具有滲透性的碳減排路徑，在國家1+N的頂層設計中的措施包括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等類型。

第一，節能是最有效、最直接、最經濟的碳減排手段。“十一五”以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在提高能源效率，技術創新，提高公眾意識等方面取得積極成效。從能源系統看，優化結構本身就可以起到碳減排的作用;減少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的開采，當然可以收到碳減排的效果。在能源利用過程中，要提高轉化效率，余熱回收利用，溫度對口、梯級利用，可以一舉多得。以家用電器為例，要以盡可能少的電耗支撐冰箱、空調等家用電器的運轉，正是推動節能產品應用的道理之所在。節能不僅要落到工業、建筑、交通等行業，更要關注系統性問題。我國一些產品能耗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在縮小，一些高耗能企業擁有了國際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受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制約，投入同樣資金能獲得的節能效果會下降，進一步節能需要顛覆性技術突破。與此同時，優化能源生產、消費體系，仍有較大的節能潛力。如電廠、鋼鐵等企業的余熱利用，不僅減少能源消費總量，還能提高能源效率。滿足人們“體面”的生產生活需求，創造一個通風、亮度、濕度、溫度、安靜等宜居的條件，勢在必行。交通運輸、建筑等領域，節能減排仍具有較大的潛力。

節能可以發揮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讓企業主動節能，要建立長效機制，以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收到節能減污降碳的協同效果。政府抓節能，因為存在市場“失靈”。如建房的人想省錢，而住房人需要在使用房子過程中少用能;行為主體的錯位導致節能的“市場失效”。政府要為節能創造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以彌補“市場失靈”。要堅持政府引導、供需匹配、多方共贏的原則，政策供給要貼近企業需求，符合企業節能實際。

第二，發展循環經濟。循環經濟是循環利用資源的一種經濟活動，如通過清潔生產工藝的設計和應用，優化生產工藝減少生產過程，綜合利用生產過程中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通過全生命周期評價，發現可以循環利用的資源，減少廢物的產生或將生產中產生的廢物利用起來，“變廢為寶”，變一用為多用;通過修舊利廢、再制造，延長產品使用時間;對已產生的廢舊物資和固體廢棄物進行回收和綜合利用，從而達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效率變革的目的。資源的循環利用，猶如“打麻將”：上家打出來的“牌”是廢物，而對下家來說可吃可碰，將“廢物變成原料”。循環經濟具有滲透性特點，在工業、農業、建筑、交通運輸和服務業都能發現“用武之地”。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的研究發現，循環經濟可以減少45%的二氧化碳排放。換言之，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對碳減排具有普遍意義。

第三，發展碳循環經濟。碳循環經濟是圍繞二氧化碳綜合利用而開展的經濟活動。中央文件提出碳循環利用的概念，無論是物質還是二氧化碳的循環利用，都是“物盡其用”這一古人思想的集中體現，也國人的優良傳統。我國的碳循環經濟發展有了大量的實踐。例如，發展富碳農業，利用碳肥發展大棚種養殖業，不僅將二氧化碳利用起來，還能使農產品質量提高，口感變好。又如，在內蒙鄂爾多斯市的荒漠化土地上植樹，樹木生長幾年后砍下來用于發電，將發電廠煙囪中的二氧化碳收集凈化通入水池養螺旋藻，形成“三碳”經濟模式。工業生產中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可以“變廢為寶”，如鋼鐵生產中的焦爐煤氣、高爐氣加氫可以制成化工產品;發酵行業排放的二氧化碳可以制成食品級的二氧化碳等。類似的實踐還有很多，需要我們從理論上加以總結提升，形成碳循環經濟理論，并用于指導碳減排實踐。

第四，重視節能減污降碳的協同性。2021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提出，落實“減污降碳”總要求，對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一體謀劃、一體部署、一體推進、一體考核，從嚴從緊從實控制高能耗、高排放項目上馬。雖然能源、環境、氣候具有同源性特點，但能源生產和消費的不同環節碳減排效果不同。如光伏發電是低碳的，但光伏發電材料硅的生產卻是高能耗重污染的。電廠脫硫脫硝脫汞是改善大氣環境質量的必要措施，污水處理廠達標排放可以讓“水變清”，卻都要增加能源消耗。一些地方的做法有悖于節能本意;如要求能源產地壓縮生產，勢必影響能源消費地的用能。為完成能源“雙控”指標，“簡單化”地給企業分配用電指標，甚至“拉閘限電”難免影響居民正常生活。這樣的做法均應禁止。

總之，要用正確的辦法做正確的事情。實現碳達峰碳中和，要從減少浪費做起，讓專業的事情由專門的人去做，以收產出最大化之效。要利用信息化、大數據技術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大幅提升能源管理的智能化水平。要圍繞重點園區、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建設能源管理中心和智慧平臺，挖掘企業一切可能的節能潛力。要推動工業、交通、建筑等的智慧化和綠色化，發展分布式能源、微網、儲能、電動汽車智能充放電、需求側響應等，提升能源系統效率，并形成基于能源大數據的節能服務新業態。

問：如何“先立后破”“立破并舉”，避免當前國內出現的“運動式減碳”?

周宏春：碳達峰碳中和，是我國引領新時代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的重要抓手，既要處理好減碳與發展、減排與安全等的關系，又要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和“運動式減碳”。

一是既要以腳踏實地的態度又要以抓鐵有痕的勁頭積極應對挑戰。實現雙碳目標，是黨中央深思熟慮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政治任務，必須根據當地發展水平、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技術水平等因素，拿出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狠勁。既要積極進取，又要避免“運動式”“一刀切”，研究提出切實可行的碳達峰時間表、路線圖、施工圖。只有從實際出發，碳達峰行動方案才有可操作性。宣布碳達峰碳中和時間，必須以行動方案為基礎，不能脫離實際“拍胸口”，否則不僅影響我國現代化階段目標的實現，也將影響我國負責任的國際形象。

二是兼顧近期和長期，以免“攀高峰”增加碳中和目標實現難度。有人尚未認識到兩個目標的緊密聯系，想先“攀高峰”再實現碳中和。由于習近平主席2020年9月在聯合國大會一般辯論上宣布中國3036目標時，國家和地方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和到2035年遠景目標基本編制完成，其中并涉及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問題，一些地方規劃安排了不少的煤炭、鋼鐵、有色、化工、建材等項目。如果這類項目上得太多難免會被高碳“鎖定”，那些使用壽命在30-40年的基礎設施項目功效也將大打折扣;而且達峰時的碳排放值如果過高，將增加2060年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難度。[9]因此，應依據黨中央的相關部署調整相關規劃，做好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優化、綠色低碳技術研發和應用、激勵和約束制度安排等，提出碳排放總量目標及達峰路徑，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上馬，處理好減污降碳與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糧食安全、居民正常生活的關系，以最小成本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并為碳中和目標實現奠定基礎、創造條件。

三是以碳中和為總抓手推進減污降碳協同增效。近年來，減污降碳得到環境保護系統的重視，大氣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治理與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的協同，成為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并取得初步效果。然而，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節能、減污降碳增效等政策措施的協同性依然不夠;用能權交易、綠色電力證書交易、碳排放權交易等市場交易行為由不同部門實施，重疊交叉;在大氣、污水、固廢、土壤污染治理實踐中，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理念尚未真正落地。因此，要堅持系統觀念，將綠色低碳轉型與經濟振興結合起來，推動傳統高耗能高排放行業脫碳，加速工業部門綠色低碳和數字化轉型。推動能源結構優化、環境治理、應對氣候變化措施的協同，實現化石能源消費總量控制、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減排的有機統一，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新增投資應更多用于符合綠色標準的項目，當前投資不僅要產生短期效益，更要為長期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10]

四是既要重視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又不能寄予過多期望。人工碳匯是實現碳中和的重要途徑。應當充分認識到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短期內有較大的碳減排潛力，但中長期的減排潛力有限。雖然森林生態系統是我國的固碳主體，貢獻約80%的固碳量，但作為正常循環生物碳的一部分，碳儲存并沒有永久性。如樹木中儲存的碳可能因為火災而釋放出來。2019年，我國全口徑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為140億噸;其中，化石能源排放約為102億噸碳，森林每年凈吸收二氧化碳約12億噸，約占10%，單純靠生態系統的碳匯填補不了碳中和的巨大缺口。因此，必須以能源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轉型、能效提升、生活方式低碳化為重點任務，負碳排放技術只能作為補充，以抵消部分需要發揮保障作用的煤電廠碳排放或遠期難以減排的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如果過于強調二氧化碳移除技術的應用，就可能導致更多高排放技術在近期的使用，將碳減排壓力后移，從而為氣候溫升帶來更大的不可預見性。

五要避免概念炒作以防范碳達峰碳中和領域的金融風險。碳達峰碳中和已成為金融市場熱點，出現了概念炒作的問題，為金融安全留下隱患。一是產業、能源、環保等領域的政策不協調會帶來投資風險。二是金融機構對綠色低碳項目的識別風險;一些項目被包裝成綠色項目，出現洗綠、漂綠等情形。三是即使是新興產業也會產能過剩，如部分清潔能源行業已經出現產能過剩，因而存在投資風險。四是隨著全國碳市場的建立，如果金融機構參與碳市場交易可能出現過度投機行為，影響碳市場平穩運行。防范上述風險，一要統籌安排，協同推進重點行業領域的產能退出、節能改造、減污降碳，以免重復投資或無效投資;二是完善標準體系，調整產業目錄和綠色低碳項目的認定標準，加強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環境與氣候信息披露，防范“綠色泡沫”;三是積極審慎地推進碳金融市場建設，短期以完善碳交易制度和機制為主，重點構建碳現貨市場，明確合格投資者的準入門檻，尤其是要規范游資進入碳市場，防止碳交易變成碳金融炒作。

先立后破、立破并舉，在中央的頂層設計已有方向性的安排。“先立后破”，從操作性上可以理解為：其一，由中央層面定方向、立規矩。實際上，這項任務已經由《意見》完成了。其二，定調子、定碳減排的地位。中央相關會議確定,如2021年3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提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要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納入“五位一體”戰略布局。其三，定標準“標尺”。如202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正確處理能耗“雙控”考核、淘汰落后與可再生能源新增的關系等。其四，“破”主要是指淘汰，包括煤電廠、高能耗高排放行業的淘汰落后。202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均要求煤電廠實現節能改造、靈活性改造、供熱改造聯動。“先立后破”能使我國能源供應安全立得住，不能因為碳達峰碳中和影響我國分階段現代化目標的實現。

問：《意見》明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重點工作，如何加以推動以便深度減排?

周宏春：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抓緊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要求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推動煤炭消費盡早達峰，大力發展新能源，加快建設全國用能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完善能源消費雙控制度。繼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實現減污降碳增效協同效應。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所有這些，均是行業性的碳減排可行路徑。

一是優化能源結構。能源安全是關系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性、戰略性問題，對國家繁榮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社會長治久安至關重要。要優化能源結構，構建安全清潔低碳高效經濟可持續的能源體系。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努力控制并減少煤炭消費比重，推動煤炭消費盡早達峰。合理發展天然氣，大力發展水電、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等非化石能源發電，增加綠氫生產和消費，統籌源-網-蓄-用，減輕能源系統的碳強度;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必將加快光伏、風電、鋰電池和氫等產業發展并產生規模效應和技術迭代，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并擺脫油氣等能源供給對海外的依賴，逐步實現能源獨立。傳統電力系統，煤電機組發電上網是人為可以控制、調節的，而誰在用、什么時間用、用多少等是隨機的;而在新型電力系統中，太陽能、風能的發電側及用電側均是不可預見的，是隨機的;這樣的電力系統，不僅增加電網供需平衡的調節難度，還存在發電和用電的時空不對應帶來的安全用電隱患，因而必須有可以控制的基礎能源加以保證。由于國內鈾礦資源儲量不足、安全性仍需提高、放射性廢物處置等影響核電發展，要安全發展核電。我國現行煤電廠的熱效率一般不足35%，因而需要節能改造、靈活性改造和供熱改造聯動，提高熱效率。總之，碳減排要以能源安全為目標，實現安全、清潔、低碳、高效、經濟的協同。

二是優化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推進綠色工業發展和綠色低碳制造。“無工不富”。工業是強國之本，為人們衣食住行游提供產品。開展生態設計，采用先進適用的節能環保低碳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淘汰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生產方式，發展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智能制造、高端裝備、新能源等產業和產品，形成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尤其是碳循環經濟，變廢為寶，化害為利，實現產品輕量化、去毒物、碳減排，走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三是推進綠色城鎮化。城鎮化是人的聚集過程，也是產業結構優化過程和消費品升級過程。要堅持以人為本，推動城鄉建設由功能分區亂、“生命線”工程缺、建筑物使用壽命短向功能分區合理、設施配套齊全、建筑物經久耐用轉變。發展綠色低碳建筑，提升建筑節能標準，采用自然通風采光，推動光伏建筑一體化，實現生活空間宜居適度;鼓勵使用節能節水環保型家電產品，以盡可能少的碳排放支撐居民福祉改善。

四是優化布局。強化國土空間規劃和用途管控，以有利于碳達峰、碳中和。優化產業布局，可以從工業園區入手，推動企業集群產業集聚，推動園區產業向專業化、集約化、規模化發展;對新入園企業和項目要合理引導，形成特色鮮明、上下游產業配套的企業集群，實現節能節地節水和減材減污降碳的協同和有機統一。科學確定城鎮開發邊界和強度，合理布局生產生活空間;尊重自然規律，保護自然地貌景觀，實現生產空間集約高效。

五是構建綠色低碳交通運輸體系。要優化交通運輸結構，發展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加強不同交通運輸方式銜接，充分發揮不同運輸方式的比較優勢和組合效率，擴大使用清潔綠色低碳動力汽車，形成軌道交通、公共交通、共享單車、人行道組成的城市交通體系，減少“潮汐式”擁堵和無效運輸，不斷降低交通運輸的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推進節能低碳新技術、新產品、新設備應用，推廣節能新能源汽車，推進貨物運輸“公轉鐵、公轉水”。推進交通通道資源、建筑材料、快遞包裝等的節約集約利用，探索報廢裝備再制造，報廢輪胎綜合利用。發展智慧物流，以盡可能少的能源消耗支撐人流物流需求。推廣液化天然氣、甲醇船舶等運輸工具的使用，鼓勵使用岸電，健全綠色交通法規和標準體系，加強交通運輸節能環保統計監測。加強交通運輸安全預防和應急管理，減少交通運輸潛在風險。

六是有效發揮森林、草原、濕地、海洋、土壤、凍土的固碳作用，提升生態系統碳匯增量，抵消人為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在增加植被覆蓋率的同時，也為世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案例。

七是公眾參與。推廣綠色低碳簡約生活方式，反對奢侈浪費，將節約體現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和細小環節。鼓勵綠色出行，盡量乘坐公共交通，減少無效交通運輸;積極參與垃圾分類，重復利用購物袋，使用節能節水器具，營造綠色低碳生活新時尚，以盡可能少的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滿足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的需求。

問：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在核心技術等方面中國取得了哪些領先的成果?依靠技術進步支撐碳達峰體制方面有什么規劃安排?

周宏春：我國創新能力大幅提升，一些領域實現了“并跑”和“領跑”。“十四五”時期，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將進一步顯現，創新要素聚集能力將大幅提升，為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帶來極大機遇，也為我國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戰略機遇開辟廣闊前景。

化石能源清潔高效利用技術，我國進行了大量研發、創新和推廣。鋼鐵、水泥、化工等高能耗高排放行業，工藝流程低碳再造是碳減排的關鍵和核心。將化石能源中碳基分子轉變為化學品或新材料，我國進行了研發攻關。如科技部依托重點研究計劃，在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和節能技術、可再生能源與氫能技術、儲能與智能電網技術等方面安排了大量項目，還啟動“碳中和關鍵技術研究與示范”重大專項。中科院完成了“應對氣候變化的碳收支認證及相關問題”“低階煤清潔高效梯級利用關鍵技術與示范”等項目，啟動了“變革性潔凈能源關鍵技術與示范”先導專項，以推進多能融合關鍵技術示范與應用。

加強技術集成耦合創新，注重顛覆性技術創新和推廣應用。2020年10月，李燦院士提出的千噸級“液態陽光”(“液體陽光”)合成示范項目成功運行，利用可再生能源發電、電解水生產“綠氫”，將二氧化碳加氫轉化為“綠色”甲醇等液體燃料。通過太陽能、電廠余熱及二氧化碳的直接利用生產油氣(等離激元技術，已在七臺河電廠中試成功)，均是實現我國“雙碳”目標的有益探索。然而，什么技術路線會成為未來的“主角”，經濟性和規模化是關鍵，因而要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新一輪科技革命為我國創新碳中和模式創造了條件。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新技術、新市場的賽跑，中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在變革中與發達國家同場競技。必須加快前沿研究，加快先進共性技術的推廣應用。加快部署低碳領域的國際前沿技術研究，加快推廣應用減污降碳技術，提升我國在低碳環保領域的技術優勢和儲備。

要加大技術、理論、體制機制的創新力度，形成節能減污降碳的長效機制。伴隨發展動能轉換、經濟綠色低碳轉型、能源變革和技術進步，我國經濟規模和政策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應當看到，短期內能取得突破并推廣運用的節能減污降碳技術并不多，因而需要加大力度攻克“卡脖子”技術，并轉變為節能績效，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建設，為智能化管理提出了要求;要特別注意發電端的“不可控”和用電端的“隨機性”，提高電力調節配置的智慧化水平。

要聚焦集成電路、關鍵軟件、關鍵新材料、重大裝備及工業互聯網，推進制造業協同創新體系建設，強化基礎共性技術供給。大力發展超低排放、資源循環利用、傳統能源清潔高效利用等綠色低碳技術，支持行業龍頭企業聯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中小企業組建創新聯合體，打造綠色制造研發及推廣應用基地和創新平臺，加快創新成果應用和產業化，加快現有產業數字化轉型。強化企業創新的主體地位，促進新技術產業化、規模化應用，持續增強產業鏈的韌性和彈性，確保不“掉鏈子”。

問：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另辟蹊徑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碳減排之路，中國有什么優勢，在國際合作等方面將有什么樣的調整?

周宏春：我們有黨的領導，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有后發優勢，特別是，我國有著巨大的市場，企業將技術固化為產品的能力強;近年來的產權保護也增加了企業開發利用新技術新產品的積極性。通過激勵或約束，可以給出明確的行動導向，讓大家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完善有利于綠色低碳發展的財稅、價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購等政策，加快推進碳排放權交易，積極發展綠色金融和碳金融。建立完善綠色低碳技術評估、交易體系和科技創新服務平臺。

碳達峰、碳中和引發以去碳化為標志的科技革命，從而為全球科學家和社會各界提供廣闊的創新平臺和合作空間，催生基礎研究領域一系列新理論新方法新手段，孕育一系列重大顛覆性技術創新，帶來新產業、新交通、新建筑、新能源乃至新的發展方式和消費模式。實現雙碳目標，既要材料、制造工藝和能源等領域技術更新迭代，也要工業、農業、交通、建筑等領域的挖潛提效，能源生產和消費兩端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均不可或缺。

碳減排問題是全球性問題，我們應當保持開放的心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持續增強新發展活力。要制定對外合作總體戰略規劃，把挑戰作為重要內容;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推動改革和發展深度融合，全面放開一般制造業，大幅放寬市場準入，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形成具有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控的產業鏈，培育產業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吸引更多的機構和人才來華發展，鼓勵有實力的國內企業提高國際化經營水平;推動國際物流暢通，促進外貿外資穩中提質。深度融入國際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創新鏈。加強對中小外貿企業信貸支持，擴大出口信用保險覆蓋面，充分發揮事前風險防控、事后及時經濟補償的保障作用，深化貿易外匯收支便利化試點。經濟全球化、產業鏈國際分工是不可逆的大趨勢。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高效聯動、相互促進。共建“一帶一路”，推動產業鏈的國際合作，力求避免減緩溫室減排、綠色產業發展、知識產權保護、資源原材料貿易中出現規則沖突，促進海外投資企業社會責任和產業轉移規則的制度化，將節能環保、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海外援助重點，樹立綠色形象。加強氣候變化的國際交流合作，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了未來5年以及到2035年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我們要主動對表對標，堅持目標引領、問題導向、過程控制、績效管理，細化時間表、施工圖，強化創新驅動、改革推動、融合帶動，因地制宜、以腳踏實地，拿出踏石留印的狠勁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撐。

碳達峰碳中和形勢與政策論文2

近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印發了《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實施意見》全面落實黨中央關于碳達峰碳中和戰略部署，立足自治區實際，明確了內蒙古“雙碳”工作的時間表、路線圖、施工圖。同時，《實施意見》將節能增效降碳全面融入內蒙古能源、工業、城鄉建設、交通運輸等各領域“雙碳”工作中，是內蒙古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

一、充分認識節能增效對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作用

節能增效是內蒙古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支撐。發達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的經驗表明，通過提升能效大幅度減少化石能源消耗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相關研究顯示，節能增效對我國推進碳達峰工作的貢獻率接近七成。化石能源消耗是內蒙古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主要來源，與末端治理和清潔能源替代的減碳路徑相比，大幅度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從源頭協同推進化石能源消費減量和二氧化碳減排，是基于當前內蒙古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結構特征下，效果最明顯、經濟性最優的降碳途徑，應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予以高度重視。

節能增效是推動內蒙古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舉措。自治區產業結構以煤炭、電力、冶金、煤化工等能源資源型傳統產業為主，高耗能行業工業增加值占全區規上工業增加值的40%以上，能源消費量占規上工業能耗的比重接近90%。高耗能產業的擴容和對高碳能源的慣性依賴是內蒙古完成能耗“雙控”目標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內蒙古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難點所在。要堅持把提高能效作為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倒逼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手段，依靠“能效紅利”推動內蒙古產業轉型升級，從而加快推進綠色高質量發展，確保如期實現“雙碳”目標。

節能增效是優化內蒙古能源結構的前提。自治區能源消費總量大，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推動內蒙古能源結構轉型升級，僅靠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無論從經濟性還是現階段的技術可行性而言，都存在較大難度。務必要把節能增效作為能源轉型變革的關鍵前提，大力推進化石能源清潔高效利用，促進用能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高效型轉變，大幅減少化石能源消耗，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節能增效是保障合理用能緩解能源供需矛盾的必然選擇。我國當前發展強調“穩”字當頭、“進”字發力，需穩投資、促增長，這便凸顯出了能源這一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在“雙碳”背景下，能源倡導有效供給和高效利用，這與目前內蒙古尚待扭轉的較為粗放的用能方式形成沖突，尤其在工業發展、城鄉建設、交通運輸等部門對能源仍屬硬性、剛性需求的階段，能源供應保障存在較大壓力。節能增效是破解目前能源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徑，通過節能技改充分挖掘存量用能空間，既可緩解能源供需壓力，完成“十四五”時期單位GDP能耗強度下降15%的目標任務，又可持續滿足內蒙古能源需求增長、保障企業合理用能需求。

二、突出重點，有序推進重點領域節能降碳工作

節能增效工作覆蓋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需要統籌協調、系統推進。《實施意見》提出“實行全面節約戰略，推動節能降碳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結合，加快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要求到2025年，重點行業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到2030年，重點耗能行業能源利用效率達到國內先進水平，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峰值;到2060年，能源利用效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國家要求，碳中和順利實現。內蒙古須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堅持節約優先、效率優先，將節能貫穿于內蒙古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

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實施意見》提出，要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項目盲目發展，優化產業結構，大力培植綠色低碳產業，實現產業升級和節能降碳雙發展、雙促進。《實施意見》要求，新建“兩高”項目工藝技術裝備須達到同行業先進水平，能源利用效率須達到國家標桿水平或先進標準。深挖存量“兩高”項目節能減排潛力，逐步淘汰落后產能和化解過剩產能，加快發展節能環保、清潔生產、清潔能源、生態環境、綠色服務等新興產業，逐步形成煤炭產業和非煤產業占比合理、良性互動的產業格局。

優化能源結構。《實施意見》提出了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嚴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費，積極發展新能源，深化能源體制改革等重點任務，多措并舉推進能源結構調整，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能源體系。從節能增效工作方面，一是應加大“兩高”項目綠色化改造，深入挖潛;二是大力開發風光資源和生物質能，強化再生能源的推廣應用，推進清潔能源替代，構建多元互補、穩定高效的新能源供應體系。

交通運輸體系節能降碳。《實施意見》將優化交通運輸結構，提高交通方式電氣化、清潔化、智能化水平，鼓勵公眾綠色低碳出行等措施作為推進交通運輸領域節能降碳的重要途徑。具體包括持續提升運輸組織效率，不斷提高鐵路承運比重，推動綜合交通體系協同發展;推廣低能耗運輸裝備，加大鐵路電氣化改造，推廣新能源汽車;逐步建設適應高比例電動化出行的新型交通基礎設施和新能源供給設施;加快建設充換電、加注(氣)、加氫、機場岸電等基礎設施;大力發展智能交通，提升交通數字化水平，積極運用大數據優化運輸組織模式，引導公眾優先選擇綠色低碳出行方式。

城鄉建設領域節能降碳。《實施意見》要求推進城鄉建設和管理模式低碳轉型，大力發展綠色節能低碳建筑，加快優化建筑用能結構。實施全過程節能管理，一是科學合理規劃，杜絕大拆大建;二是加強設計和施工管理，嚴格執行新建建筑節能強制性標準，開展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零碳建筑等示范項目，提高綠色建材利用水平，開展綠色施工;三是優化既有建筑用能結構，實施建筑光伏一體化，推進熱電聯產集中供熱和熱泵、生物質能等清潔供暖，實施建筑節能改造。

三、多措并舉，形成推進節能增效工作政策合力

節能增效降碳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涵蓋面廣，涉及領域眾多，單純依靠政府、市場或單一政策難以達成目標，需政府和市場“兩只手”共同發力，多措并舉。《實施意見》從技術、經濟、機制建設、政策標準等方面提出了多種政策支撐、保障節能工作。

制度建設方面。一是完善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制度，嚴格控制能耗強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實施強度約束性和總量彈性相結合的管理方式。二是完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節能審查制度，因地制宜、一地一策合理設置新上項目能耗強度標桿值，強化新上項目能耗強度評估，將高耗能項目全部納入用能預算管理。三是實行重點用能單位節能目標責任制和節能考核評價制度，健全重點用能單位能源管理體系，開展重點用能單位能源審計，加強重點用能單位能耗在線監測系統建設和應用。四是健全自治區、盟市、旗縣三級節能監察體系，完善常態化節能監察和能耗雙控監測預警機制。五是完善市場化機制，鼓勵各地區探索建立節能量指標有償收儲機制和節能量交易制度，建立健全用能權交易機制，同時發展市場化節能方式，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積極推廣節能咨詢、診斷、設計、融資、改造、托管等“一站式”綜合服務模式。

技術政策方面。一是要加大存量項目的技術改造力度。全面開展節能診斷和能效評估，加快制定并實施節能技術改造行動計劃，加大節能技術推廣應用力度，推進信息化基礎設施綠色節能改造，打造能效“領跑者”;二是發揮能效標桿引領作用。落實《實施意見》要求，新建“兩高”項目工藝技術裝備須達到同行業先進水平，能源利用效率須達到國家標桿水平或先進標準，新建數據中心須達到綠色數據中心建設標準;三是重視科技引領推動技術降碳。加強先進適用節能低碳技術研發和推廣，建立完善綠色低碳技術評估、交易體系和科技創新服務平臺，發揮科技創新在自治區節能增效降碳中的引領和支撐作用。(內蒙古自治區節能降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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