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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出版實踐篇一

【摘要】教育是國之大計，“培養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問題。下一步，編輯出版教育應當積極探索傳統出版融合發展之路，制定符合時代發展需求的專業人才培養方案，設計提升學生綜合素質的教學課程，培養出能夠適應未來出版傳媒業發展新趨勢的復合型編輯人才。

【關鍵詞】數字化思維;編輯出版學;教育;人才

教育是國之大計。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圍繞“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發表重要講話，深刻強調教育對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重要性。在三個設問中，“培養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問題。回到編輯出版學教育上來，探討編輯出版學教育的未來與方向，實際上就是要厘清編輯出版學教育要培養什么人的問題。

編輯出版學教育從時間維度上大致經歷了1984年在胡喬木倡導下創辦興起的編輯學型和1998年在編輯學和出版學基礎上由教育部整合形成的編輯出版學型兩個階段。在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編輯出版學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形成了多專業、多渠道、多規格的專業教育體系，建立了編輯出版學本、碩、博三個教育層次的培養體系，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通識教育、寬口徑教育的高等教育理念推廣，我國高校中原有的編輯專業、出版管理專業、印刷專業、圖書發行專業等，紛紛按照教育部1998年公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中規定的“編輯出版學”專業進行整合，力圖培養寬口徑、厚基礎、高素質的復合型編輯出版人才。同時，我國還提出“符合出版物編印發一體化的寬口徑要求，注重培養系統掌握編輯出版理論知識與業務技能，具備寬廣的文化與科學知識，熟練運用計算機等現代技術手段，具有創新精神，能從事編輯、出版、發行業務與管理工作以及教學與科研的高層次復合型人才”的編輯出版學專業培養目標[1]。

但是，從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高校編輯出版學專業在以下幾方面依然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

第一，學科歸屬混亂。相較其他傳統學科，編輯出版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目前在學科隸屬關系上比較混亂，學界對此也是眾說紛紜。從教育實踐來看，編輯出版學教育明顯缺乏系統性和獨立性，導致該學科在不同的高校中設置或掛靠在不同的專業門類下，如將編輯出版學專業設置在人文學院、文法學院、新聞學院、信息管理學院等，有的側重文學，有的側重市場營銷，有的重點教授出版理論，有的傾向培養策劃能力等，不一而足。教育教學理念五花八門，嚴重影響了學科人才培養計劃的開展，更難實現培養出“系統掌握編輯出版理論知識與業務技能，具備寬廣的文化與科學知識，熟練運用計算機等現代技術手段”人才的目標。

第二，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脫節。由于編輯出版學專業設置的隨意性和部分高校“有術無學”的理論偏見，導致編輯出版專業人才培養與出版產業一線人才需求不相適應，或是在人才培養理念、課程設置等方面滯后于出版業飛速發展對人才不斷產生的新要求。例如，雖然說編輯出版學專業的課程體系包含了編、印、發相關的應用類知識，文、史、論等基礎性理論知識，以及技術性、相關輔助類學科知識，但出版單位在招聘時，針對某些學科編輯崗位，往往更傾向于尋找有相應專業學科背景的“專家”，而非編印發通吃的復合型人才。

第三，專業發展方向模糊。許多學生對編輯出版學專業的發展方向和自身就業方向并不明晰，甚至在看到某些高校關閉編輯出版學專業后，對自己未來的發展感到一片茫然。因此，在編輯出版學教育中，教師若不明確地提出未來發展的方向和專業優勢，很難讓學生認識到自身專業能力提升的方向，更不用談擁有創新精神。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編輯出版學教育發展中的一些特點和規律。比如，編輯活動作為千百年來歷史和文化傳承的重要行為，其社會功能只會歷久彌新，能不斷煥發新的生機。又如，編輯出版學的發展總是與社會經濟發展呈正相關，從中國整體來看，設置編輯出版學專業的院校明顯存在東部多、西部少，南方多、北方少的特點，特別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超多，內陸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奇少的現象[2]。這些特點和規律告訴我們，編輯出版學教育的發展是有時代性和獨特性的。

二、新時代編輯出版學教育的方向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和大眾傳媒的發展，編輯出版在文化活動中的地位越來越顯著，社會對新型編輯出版人才的需求亦日益強烈。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編輯出版的工作環境和社會環境在變，數字化信息充斥在身邊;編輯出版的內容和流程在變，組稿、審稿、內容發布、產品營銷和推廣無一例外地全部步入數字化階段;編輯出版的外延和邊界在變，圖書、音像或是音頻、小視頻，在知識碎片化的今天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應地，編輯出版學教育的重心也要變，未來編輯出版學教育是要重點培養學生熟練的新技術應用能力、系統的策劃能力和過硬的文字處理能力，并以數字化思維的培養貫穿人才培養的始終。

第一，培養學生緊扣時代脈搏的洞察力，以及對新技術的熟練應用。編輯活動總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而不斷進步，數字時代新技術的發展更是日新月異，數字化思維的培養思路要求我們鼓勵學生提升了解新技術、新潮流的能力。

第二，將互聯網思維與系統編輯策劃能力訓練相結合。如今的出版業不同于以往，在編輯出版學領域，教師橫向要讓學生了解編印發出版流程，縱向要培養學生了解不同產品形態，甚至是多種產品形態同步策劃的能力。從圖書、多媒體產品、影視，到數字化軟件和平臺策劃等，相同內容、不同介質產品的“落腳點”千差萬別，對其的策劃思路和實現路徑也各不相同。例如針對同一部小說，聽書產品更側重用“演繹者”的情緒表達來吸引讀者，而紙質書更像是國畫的“留白”，給讀者更多的想象空間，針對這些問題如何培養學生的能力值得思考。此外，數字化思維的培養思路尤其要注意重點培養學生在策劃中學會用用戶思維思考問題，在策劃產品時以用戶需求為中心，而非以自我為中心，更注重用戶體驗而非閉門造車，追求產品的社會價值和實用價值相統一。

第三，培養學生過硬的文字處理能力。這項能力是編輯出版工作者最基本的能力，語言文字駕馭能力是成為合格編輯的基礎。信息時代，這種能力更顯得彌足珍貴——面對海量的數據和信息，是否有能力進行信息的篩選、甄別、概括，并且能夠準確快速地編輯處理，是編輯能力最好的體現。

綜上，數字化思維實際就是順應時代流變、與時俱進地運用互聯網思維。編輯出版學作為一門應用型學科，其人才培養方式應更多樣化，手段應更靈活。數字化思維的培養思路不僅在于在培養過程中積極采用新技術，還在于重新定義教育教學的架構和設計，通過促進各方之間的互動來創造更大的價值，如院校與企業、學習與研發、參加比賽與成果轉化等。

三、編輯出版學教育實踐的探索

為了探索數字化思維培養思路的教學效果，筆者以湖北大學文學院編輯出版學專業為例，淺談編輯出版學在教育教學中的一些探索。

湖北大學編輯出版學專業于2014年開設，依托該校文學院漢語言文學、新聞與傳播學和中國古典文獻學三門學科的專業優勢資源進行辦學，應用數字化思維的培養思路，經過5年的教學實踐，累積了以下一些經驗。

1.基于院系專業優勢，凸顯人才培養特色

與國內其他眾多高校將出版編輯學專業設置在新聞傳播學院不同，湖北大學將該專業開設在文學院古籍所。湖北大學的編輯出版學專業依托朱祖延、汪耀楠等國內著名的文獻學家、辭書學家的學養基礎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以及他們與出版界的長期交流合作不斷推動自身發展。同時，該校通過內跨院系、外接產業的方式聘請優秀教師或出版一線專家授課，形成了以文學院傳統三學科為基礎，緊密聯系出版產業實操的應用型文科專業特色。

2.基于自媒體運營能力訓練，創新人才培養理念

湖北大學編輯出版學專業的人才培養，始終貫徹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堅持“大文化、大媒體、大編輯”的人才培養理念，即以文字功底為基礎，策劃與創新能力為核心，技術應用為抓手，三位一體（在本科教學階段融為一體），對學生的培養由單一的傳統紙質媒體編輯向跨界融合創新的方向轉型。特別是針對學生自媒體運營能力提升的訓練，湖北大學在專業課程中加大了選題策劃、市場營銷、新媒體技術等課程的教學力度，以適應更加廣闊的人才市場。

3.基于“雙創”培養模式，改革課程設計

編輯出版學作為新興專業，其培養方案需要不斷調整完善;而作為應用型學科，其課程設計又要根據業界發展、市場需求變化及時更新和調整。因此，湖北大學在編輯出版學專業教學中高度重視學生對課程設置的反饋意見，對業界的發展趨勢保持密切關注。在廣泛搜集專業學生、任課老師的建議，多方聽取學界和業界專業人士的意見后，湖北大學多次對專業培養方案進行修訂。首先，湖北大學加大管理、營銷類課程比重，增設與數字化相關的電子商務與網絡出版營銷、數據庫技術與管理、數字圖像處理、移動終端交互式界面設計等多門選修課，供學生按照自己的未來發展規劃選擇;其次，為了突出專業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強的特色，湖北大學結合“雙創人才”的培養，構建了集特色課程、專題講座、實操訓練、參與競賽和成果轉化于一體的教學課程設計，經過努力和磨合，近年來在各級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4.基于實操的實踐教學，重視實驗室與實習基地建設

編輯出版學專業要培養出適應產業發展需要的人才，保障實踐教學質量、提高實踐教學水平是重中之重。要達到培養復合創新人才這一目標，必須要有與行業發展相銜接的良好設施、設備做保障。因此，湖北大學非常重視編輯出版學專業實驗室和實踐基地的建設。為貫徹數字化思維的培養思路，湖北大學于2016年開始加大興建數字出版實驗室的投入，配合開設的數字媒體編輯、數字出版物編排制作等實驗課程，建立了一套涵蓋平面媒體、電子媒體、數字媒體的編輯出版整體系統，為編輯出版教學提供優質的實驗教學、實踐設備。

在全面推進出版體制改革的背景下，近年來，傳統出版與新興出版的融合發展是研究重點。信息化、在線化、智能化、碎片化是數字化的特征，下一步，我們應將數字化的這些特征應用到編輯出版學教育中去，積極探索傳統出版融合發展之路，用開放、包容的心態，制定符合時代發展需求的專業人才培養方案，設計提升學生綜合素質的教學課程，培養出能夠適應未來出版傳媒業發展新趨勢的新型復合型編輯人才。

參考文獻

編輯出版實踐篇二

【摘要】人類出版進入虛擬出版時代，編輯出版教育面臨新邏輯、新概念、新技術、新實踐、新方法的學術體系重構，同時在出版學科轉型升級、學界業界融通發展、課程體系規劃建設、教材研發創新完善等方面面臨新挑戰，需要新突破。中國出版，在業界，正“從出版大國邁向出版強國”，在學界，也需大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學，健全編輯出版教育和人才培養體系，助力中國出版“重回人類出版的世界峰巔”。

【關鍵詞】虛擬出版;編輯出版教育;學術邏輯;實踐路徑

人類出版史的發展三大階段鮮明清晰，歷經硬質和軟質出版時代后，疾步跨入虛擬出版時代[1]，見證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出版載體與出版符號的邏輯關系，從硬質出版時代和軟質出版時代的“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發展到虛擬出版時代的“瞬間結合，長時分離”的瞬合長離狀態[2]。虛擬出版表現為“萌芽”“發展”“當下”及“未來”四個發展時段，并日趨呈現“有容乃大”“海量存儲”的典型特征[3]。當下時段，以數字出版為顯著特點。出版在技術迭代下愈顯精準化、場景化、移動化和智能化，方式方法復雜多樣，出版融合趨向深入，功能顯現持續完備，受眾應用進一步廣泛，這給當下的編輯出版教育帶來全新的學術探研課題和實踐思考。

一、虛擬出版時代編輯出版教育的學術邏輯

編輯出版教育的學術生產與出版業的發展并行同進，在不同的出版時代，面臨不同的出版主題，也呈現不同的編輯出版教育情狀。進入虛擬出版時代，在傳播技術的發展下媒介融合凸顯，引發編輯出版學科的劇烈變革[4]，自然帶來與傳統編輯出版教育迥異的學術邏輯。尤其是虛擬出版概念的突破已然成為編輯出版教育研究的出發點，現實的出版實踐則成為編輯出版教育研究的立足點，方法上的突破是編輯出版教育研究的新路徑所在。

1.新概念：虛擬出版的概念突破成為編輯出版教育的研究出發點

對概念進行界定是研究學術問題的基本原點和出發點。以不同的思維方式界定，就會產生不同的概念。傳統出版觀念基于現有的出版形態，大多認同出版包含“編輯”“復制”“發行”“傳播”“創作”等基本要素，并由此延伸出出版的“二要素說”“三要素說”“公之于眾說”“傳播說”等觀點[5]，但出版作為人類文明傳播和傳承的手段及標志一直未變。

中國傳統出版業的發展最先在發行渠道和內容生產傳播上受到計算機應用以及互聯網的劇烈沖擊而突發劇變，其引致的變革正是對傳統出版概念的顛覆。因此，在新的思維模式下對出版概念重新界定，將成為我們進行學術研究以及開展編輯出版教育的邏輯起點。我們認為，出版就是通過媒介復制行為實現信息傳播過程，其本質是對人類知識及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編選”“校勘”“把關”“傳播”“傳承”的過程和活動[1]。同時，基于人類出版視野下以出版載體作為邏輯分析的起點，對出版進行劃分，也就有了聲光電磁的發明為標志的虛擬出版時代的高階階段。其發展歷經萌芽期、發展期，并以數字出版作為當下定型期，未來發展初現端倪，大數據、人工智能、人機交互、萬物互聯等形式及場景集中呈現，數字人文未來前景可期。可見，虛擬出版概念的提出，正是適應當下方興未艾的數字出版發展情勢，也為虛擬出版的未來發展開辟了一條不可限量的康莊坦途。

2.新技術：虛擬出版的技術突破成為編輯出版教育的研究立足點

出版學科極富實踐特性，實踐性是其基本典型屬性[6]。而當下虛擬出版最大的實踐性實則為虛擬出版技術的實踐性突破，編輯出版教育的新實踐立足于出版技術的革新與突圍。出版與科技發展密不可分。石器時代，早期智人用打造的石器在崖壁上琢劃，是新技術在出版上的創新實踐。無論是硬質出版時代的刻畫鑄寫，還是軟質出版時代的拓印、雕印、活印、套印等，都是當時高新技術在出版領域的探索使用。進入虛擬出版時代，出版技術日新月異，從融入聲光電磁的音像出版技術，到計算機“二進制”的數字出版技術，再到當下的云計算技術、3r（vr/ar/mr）技術、5g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都迅速運用到出版領域中。虛擬出版時代，出版符號與出版載體“瞬合長離”，技術呈現更多元化、高端化，虛擬出版技術的新實踐自然成為當下編輯出版教育繞不過的課題。

數字出版專業課程設置，在目前我國國內高校的編輯出版教育中較傳統編輯出版課程具有明顯優勢，在新媒體教學實踐領域多有體現，直指未來發展方向。虛擬出版時代，在出版技術的支持推動下，知識和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容量生產傳播，這是對傳統出版形式的徹底顛覆。傳統出版時代知識的生產傳播尚可以通過出版單位計量，而虛擬出版時代的網絡出版、數字出版，知識生產傳播即時海量。傳統出版中，由專門的出版機構策劃、組稿、編輯、校對、設計、裝幀、印制、發行等出版主體和出版流程被徹底顛覆。網絡平臺興起、自媒體崛起，草根大眾已然成為信息和知識的生產和傳播者。在傳統出版的知識生產過程中，出版符號多以傳統的文字呈現，而虛擬出版中，出版符號呈現則多以音頻、視頻為主，并借助音頻、視頻等形式開啟場景化模式。立足于虛擬出版現狀，以新技術研究為突破口，確立編輯出版教育研究的新的立足點，同時展開對數字版權、數字出版規制的制度性建設等，成為編輯出版教育熱切關注的問題所在。

3.新方法：虛擬出版的研究方法突破成為編輯出版教育研究的新路徑

從某種意義上說，虛擬出版范式的誕生和發展，新的信息和知識生產及傳播的方式也隨之誕生，在顛覆傳統出版發展形態的同時，也消解了傳統出版單位的權威性，由此帶來編輯出版教育研究方式方法的改變和突破。首先，虛擬出版時代的編輯出版教育要具備互聯網思維。互聯網思維實質上是一種服務性思維，它從人性最底層的需求為邏輯出發點，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直接的方式滿足人們的需求，形成爆發式增長。傳統出版單位在此大趨勢下向知識服務轉型[7]。在網絡新媒體技術方興未艾之際，數字出版技術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中所起的基礎性作用日趨明顯，地位也愈加重要，“數字人文”浪潮和“數字社會”形態席卷而來。基于此，在編輯出版教育中，虛擬出版的技術運用、內容生產、傳播方式等都需要我們以數字思維和網絡思維方式來統籌，并輔之以相應的制度性規制，以達到宣傳目的。其次，由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新出版技術的廣泛應用，恰恰是得益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出版技術的興起和運用。大數據的興起是基于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產生的對海量信息數據的有效統計，以便計算我們在傳統編輯出版教育研究中看似繁雜、毫無邏輯的現象。大數據的應用也帶來數據思維、數據研究方法在編輯出版教育研究中的運用實踐。最后，跨學科研究方法的運用在虛擬出版時代編輯出版教育研究中的作用日趨凸顯。虛擬出版時代，編輯出版教育的研究方法日趨多元化，社會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自不言表，自然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漸呈景觀，數字人文前景可期，這都有助于我們以不同的維度、不同的方式更好地看清問題。虛擬出版時代，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新路徑已成為編輯出版教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動能。

二、虛擬出版時代編輯出版教育的實踐路徑

虛擬出版時代，編輯出版教育的實踐路徑不僅依靠出版學科的升級正名，打造編輯出版一級學科的學科維度，還需要不斷在高端人才鍛造提升，其他學科的人才助力發展，以及實現課程體系的健全發展，促進出版專業的完善，同時更要推進編輯出版教材研發，在學科體系布局建設上著力用力。

1.打造一級學科，并領跑世界

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人文社會科學開始按下快進鍵，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等新興學科發展迅速。出版學的建立及提出，主要基于出版事業的瞬間勃發以及當時所面臨的書荒出版形勢。出版工作座談會曾于1979年12月在長沙舉行，開啟了建立“出版學及其分支學科”[8]的構想之旅。1980年4月，陳仲雍撰文提出建立編輯學，最初實為“圖書編輯學”。1983年11月，宋原放發表專論，提出迫切需要建立“社會主義出版學”。1984年了月，時任中宣部部長胡喬木致信教育部，認為編輯有學，提議在我國高校開辦編輯專業，以便編輯出版人才有序發展，隨后高校陸續開設編輯出版專業。從1998年教育部調整的高校本科專業目錄中可以看出，編輯出版學作為二級學科歸屬于新聞傳播學之下。但實際上，各高校對編輯出版學科的歸屬及設置一直五花八門。從學科屬性上來分析，出版學科具有“文明性”“編校性”“科技性”“傳播性”“經管性”“實踐性”等多重屬性，用“傳播性”很難將出版學科的主體屬性統一起來。因此，教育部雖然明確了編輯出版學是歸屬于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但各高校仍然各行其是，有的將編校出版學架構在文學學科下，有的架構在信息技術學科下，有的架構在管理學科下，不一而足。在目前全國83所開設編輯出版學科的高校中，幾乎沒有兩所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完全相同的學校，學科歸屬及架構設置的混亂也折射出版學科發展的有待成熟。出版學科是一門呈現復雜的多重綜合屬性的學科，將該專業架構在任何現存的一級學科下面，都處于“掛一漏多”的尷尬境地。其學科設定上的缺憾，在頂層設計與具體設置呈現種種亂象，迫切要求我們攜手努力，抓住機遇將其升級為一級學科。

2.融通學業兩界，實現高端人才鍛造

針對學界和業界兩張皮的現象，如何有效融通，具有現實的必要性。近年來，隨著數字出版以及5g時代下人工智能出版等新的虛擬出版形態涌現，知識生產呈現復雜多變的生態局面。諸般新現象既是對原有出版形態的破壞，也在創造新的出版模式。面對出現的一系列新問題，出版業界應該放下身段，加強與學界聯系，就目前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現象尋求理論指導，共研新突破和新出路。

出版專業設置的目的在于人才培養，業界出現的種種新變化，也促使學界重新思考出版教育的定位和出路。高校出版教育的課程設置要把握時代脈搏，充分吸取多學科方法及理念，以提升學生素質為要，出版實踐與理論建設并舉，高校和企業的人力資源補充整合，根據業界的要求，為其培養“特定的人才”，實現定向就業，實現“培養與就業”[9]有效對接，注重“政產學研用”，在高端出版人才尤其是專碩、博士、博士后方面加強培養。在培養經費充足、指標寬裕的政策優勢下，將其他專業的高端博士吸引到本專業進行“終極鍛造”[10]，以解決不乏經費的企業高層次人才培養難題。業界和學界聯合培養博士后，是培養出版頂尖人才的迅捷途徑，未來可期。

3.健全課程體系，促進出版專業發展

編輯出版課程體系的設立與編輯出版人才的培養方向息息相關，又與其學科特性密切相連。首先，在虛擬出版時代，編輯出版專業的設置需要突破傳統編輯出版專業的設置，把脈時代潮流。這既是基于媒介迭代形勢下，我們對出版概念的認知突破，又是我們對媒介未來發展認知的突破。在傳統出版時代，專業課程設置簡單有限，主要是滿足了傳統出版產業和傳統出版學界研究的需要。跨入虛擬出版時代，編輯出版專業的課程設置就需要以更加融合開放的思維來設置課程。這既能體現編輯出版專業與時代緊密同步互動，注重實踐，又能在實踐中融合抽象思維，體現編輯出版專業的學術性。其次，課程的設置既需根植于學科屬性，又要著眼于整個專業的未來發展。基于出版學科具有“文明”“編校”“科技”“傳播”“經管”“實踐”六大屬性[6]，高校應根據編輯出版學的六大屬性設置相應的“出版文化”“出版編校”“出版科技”“出版傳播”“出版經管”“出版實務”六大專業方向[6]，必要時可加上一門“閱讀學”。如此可見，在虛擬出版時代，出版專業更兼具融合性和實踐性。在虛擬出版時代，依托載體和技術的助力，既要充分體現虛擬出版技術發展的特性特點，扎根實踐，又要不失編輯出版專業自身的發展基礎。新技術邏輯下，人才培養過程中更具問題挑戰，編輯出版專業屬性認知與專業設置之間的矛盾持續凸顯。高校屢屢出現裁撤編輯出版學專業的現象，新媒體、互聯網傳播專業激增，這已然表明虛擬出版時代編輯出版專業的發展變化態勢。但一味追逐虛擬出版新潮流的發展，只能導致其流于表面，缺乏發展根基而不能致之久遠。因此，專業設置合理能達到出版人才的有序培養。

4.推進教材研發，布局學科體系建設

首先，虛擬出版時代編輯出版教材的研發需要注重教材的時代性。教材是課堂教學的基礎，自20世紀80年代開設編輯出版專業以來，編輯出版教材曾經歷數次大規模出版活動，其中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1997年出版的教材影響較大，持續20年之久，近年也未多改變。而相應的中國出版業的發展從出版產業向文化產業轉型，從傳統出版發展到數字出版，都鮮明體現了中國出版業的巨大變化。而編輯出版教材無論是在知識結構、框架體系還是在指導思想上，都明顯地表現出滯后性，尤其是與當下文化出版產業的實際嚴重不符，與國外的編輯出版發展現狀也相去甚遠。因此，虛擬出版時代新教材的基礎性重要地位可見一斑。其次，編輯出版專業教材的研發，應該注重教材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結合。改革開放之初，編輯出版專業設置正是基于編輯出版人才的培養，有的高校一直沿用舊有的教材，有的高校則使用新的教材，教材混亂的現象一直存在。在虛擬出版時代，我們除了尊重各個高校自有教材，也亟須加強頂層設計，以新的理念進行統編教材編訂[11]，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最后，積極推進“三原一方”（原史、原著、原理和方法論）[12]學科體系建設下的教材編訂。尤其是人文社會學科，多以“三原一方”為學科建設基礎，這就為出版學科發展指明了一條可操作的教材建設之路。在編輯出版學科教材編訂的同時，我們仍要通過《出版史》《出版原著》《出版原理》等“三原”性教材及《出版實務》等方法論教材的編訂促進出版學科發展和體系建設。

三、虛擬出版時代編輯出版教育的問題啟示

虛擬出版時代的編輯出版教育更要加強黨的領導，強調社會效益;立足實踐的基礎上對標技術制高點和理論突破點，在虛擬出版時代助力彎道超車;健全編輯出版教育人才培養體系建設，實現出版整體迭代升級;著力加強出版教育，以從出版大國邁向出版強國，重回世界出版峰巔。

1.虛擬出版的編輯出版教育更需加強黨的領導，強調社會效益優先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出版事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就確立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基本方針，至今未變。無論是從傳統的軟質出版，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漢字激光照排技術的支持下跑步跨入虛擬出版時代，出版事業都需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在傳統軟質出版時代，信息知識的傳播速度較慢，而到了虛擬出版時代，信息知識的傳播速度迅捷，尤其是在數字出版當下萬物互聯皆媒的時代，如何加強對出版的規制引導就成為當下及未來不可回避的課題。首先，編輯出版人才是虛擬出版時代的中堅力量，加強對編輯出版教育的導向引導是虛擬出版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虛擬出版時代的當下，編輯出版人才的實踐與學習深造過程中，通過秉承黨性原則及正確導向，弘揚主旋律，以積極向上的內容教育人，以正確的導向政策引導人，并堅決摒棄相反的內容。其次，編輯出版教育是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通過編輯出版教育，編輯出版人才的政治意識和國家文化安全意識得以增強，以保證國家的文化安全。最后，黨和國家政策的貫徹落實，馬克思主義出版觀教育的加強，編輯出版學科倫理觀教育的夯實，在未來發展中都需加力加速，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乂事業和民族復興偉業助力。

自古至今，出版業與新技術應用結合無間，無論是古代的刻畫書寫，還是虛擬出版時代的錄顯，以及與之相關的出版產業技術的進步，都呈現與時代結合的鮮明特征。當下，數字出版技術涉及各個領域，5g技術迭代疾速，萬物互聯、云端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異彩紛呈，出版人才培養面臨的挑戰與機遇亙古未見。基于虛擬出版發展的鮮明特點，編輯出版教育應立足實踐，對標技術創新制高點。在出版業界，應著力加強復合型高端人才培養力度，專業培訓更要精準有力，這樣人才的綜合素質才能穩步提升，將互聯網和數字出版知識與傳統出版知識雙向結合，同時有效配置獎勵機制才能有所新突破。在結合新技術運用領域，出版的形式、主題、內容上創新，加大專業資格考試內容涵蓋范圍。在出版學界，尤其是編輯出版教育方面，要立足學術創新，以新的材料、新的思想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實現學術突破，進而打造堅實的學術根基，接續推出學術研究新成果。中國的編輯出版教育在整體上與歐美國家相比還有諸多不足，我們必須自足本來，吸收外來，放眼未來，具備國際視野眼光，在虛擬出版時代實現彎道超車。

3.健全編輯出版教育人才培養體系建設，是實現出版整體升級迭代的前提

虛擬出版時代，編輯出版教育關乎整個出版業發展的未來，健全編輯出版人才培養體系建設是實現出版業整體迭代升級的前提。首先，督促有關部門完善頂層設計布局，實現出版學科升級，并逐步完善和加強對編輯出版教育的政策指導，實現學科升級。擁抱新技術，直面新挑戰，重新認知出版專業屬性，合理重定專業設置，改變目前仍處二級學科的現狀，避免“邊緣化”和裁撤風險。其次，人才體系建設是重要途徑。編輯出版教育就教育主體而言，不僅要加強師資力量的投入，以保證教學質量的優質優化，而且要吸引優秀人才到編輯出版行業中深耕精耘，為編輯出版的未來發展奉獻蓄力，同時也要在其他方面提供助力，以保證編輯出版教育體系的整體發展。

4.提升編輯出版教育是從出版大國邁向出版強國的重要保障

出版是人類進行文明互鑒交匯的重要媒介行為，更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表征與見證。中國古代造紙術和印刷術曾經由“一帶一路”傳布世界，散發著輝耀世界的榮光。中國作為世界出版母國和大國，在近代以來由于國家的衰落而落后于世界。因此，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版日趨專業化的形勢下，出版人員素質的提高、專業能力的提升都與編輯出版教育緊密相連。首先，通過出版教育專業化的加強，編輯出版人才應提升科技意識與科技認知，了解出版科技發展前沿，洞悉出版科技發展趨勢，以迎接新的科技挑戰。其次，編輯出版人才通過教育的強化，認識中國擁有豐厚的出版文化資源和文化積淀，以傳承中國出版的文脈薪火，這是增強文化自信的重要保證。最后，提升編輯出版教育，是中國制度自信的重要保障。正是基于中國社會制度的優越性、中國出版制度的優越性，已經保證中國出版的社會主義方向，編輯出版教育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傳播與傳承人類優秀的文明成果。編輯出版教育的提升，編輯出版人才的不斷涌現，不斷給出版業注入新鮮活力，助推中國從出版大國邁向出版強國，重回人類出版的世界峰巔[13]。

參考文獻

[8]袁亮.出版學概論[m].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7.

編輯出版實踐篇三

【摘 要】 當今時代，為了實現出版行業高水平的知識服務和內容價值，有必要在編輯出版教育中強化對編輯通識素養的培養。文章從通識素養的內涵出發，探討當下編輯出版人才培養理念的轉換與實踐，并提供編輯通識素養的培養思路。

一、知識服務時代，編輯出版教育應關注通識素養培養

21世紀第二個十年，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vr/ar技術等推動了新一輪出版業生態的重構。傳統出版業保護性政策的競爭優勢逐步縮小，新興互聯網公司憑借技術、資本、市場機制的力量從出版產業的邊緣走向中心。正如學界所觀察到的，出版業給互聯網巨頭、高科技公司以及其他行業大型控股集團帶來豐富的想象。微信讀書、阿里文學、百度文庫等已經占據絕大部分閱讀市場份額，其背后依靠的是騰訊、阿里、百度等大型互聯網企業。中文在線、閱文集團、掌閱科技、咪咕閱讀、沃閱讀、天翼閱讀等也進入盈利周期，背后既有傳統科技公司多年深耕細作的戰略意圖，也有大型資本借力資源后發制勝[1]。

國內高校編輯出版專業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設立，其課程體系和培養模式匹配的是傳統出版和發行企業。當下，隨著出版產業由印刷工業向“互聯網﹢”產業轉場，高校編輯出版教育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人才培養模式亟須轉換。高校編輯出版專業的學者對編輯出版教育和新媒體產業人才培養模式提出了眾多富有建設性的方案，如武漢大學編輯出版學本科課程設置分為基礎與理論、編輯出版應用、編輯出版技術三大塊；
河南大學編輯出版學本科課程設置與武大相同，但每一板塊具體課程有同有異[2]。李雅箏、周榮庭認為，智媒時代編輯出版學人才應具備新媒體素養體系，具體包括新媒體思維層、新媒體知識層和新媒體技能層三個層面[3]。

這些編輯出版學課程設置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筆者認為，新技術改變了傳統出版業的生產方式、產品形態和傳播模式，使得產業范式進化為互聯網知識服務形態，但無論是互聯網知識服務還是傳統出版，內容都居于產業核心價值的地位。這類觀點在業內也比較普遍。新華文軒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何志勇認為，“出版行業的核心價值只有一個，那就是所提供的內容價值。我們看到，近些年互聯網、新技術對出版產業的沖擊，并不是要消滅收費的內容，而是改變內容生產、傳播與消費模式，通過市場機制篩選出有價值的內容，并實現內容價值的最大化。”[4]北京磨鐵圖書有限公司創始人沈浩波認為，“出版行業是一個深度內容行業，是一個知識的行業，一個心靈的行業，一個想象力的行業。從事這樣一個行業需要定性。”[5]在知識服務時代，編輯出版人才的文化素質與出版技能、專業知識同等重要。與文史哲等學科側重培養學生理論知識不同，編輯出版學在培養學生廣博文化素質的同時，還應注重文化素質的產業運用，即結合實踐，培養學生運用互聯網平臺進行知識產品策劃、生產和營銷的能力。

二、編輯出版學通識素養教育的內涵及建構方向

1.通識素養的內涵

在傳統出版產業主體三大板塊即專業出版、大眾出版和教育出版中，高校編輯出版學培養的人才難以逾越專業出版的知識壁壘，但如果具備深厚的人文素養，則大眾出版和教育出版領域均可進入。因而，強化人文素養的培育應該成為編輯出版學教育的重點。新興互聯網內容分發平臺如閱文集團、中文在線、掌閱科技、咪咕閱讀、沃閱讀等，電子商務平臺如亞馬遜、當當、京東、蘇寧等，知識問答平臺如得到、悟空問答、知乎等，音頻平臺如喜馬拉雅fm、蜻蜓fm等，大多以大眾知識、聽書、閱讀市場為目標，因此，編輯出版學通識素養模塊的建構應基本滿足產業對大眾知識產品生產與營銷人才的需求。

編輯出版學通識素養模塊的內涵應與大學通識教育一致，涵蓋人文學科、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三個傳統知識領域，這樣才能引導學生閱覽多元化的人類文明遺產，訓練學生多方面的思維和能力，從而使學生能夠在將來積極投入當代社會建設事業中，成為國家棟梁之材。通識教育所培養的人文素質恰好與以內容為核心價值的出版產業指向一致，因此本文所指通識素養理念來自當代大學倡導的通識教育理念，即通識教育的內涵。

通識教育在國內大學推行了二十多年，形成了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多種模式，其中又以復旦大學模式與編輯出版學人才培養目標最為契合。復旦大學的通識教育核心課程分為六大模塊：（1）文史經典與文化傳承；
（2）哲學智慧與批判性思維；
（3）文明對話與世界視野；
（4）科技進步與科學精神；
（5）生態環境與生命關懷；
（6）藝術創作與審美體驗。其目標是打破分門別類的學科壁壘，貫徹人類學問與知識的共同基礎，傳遞科學與人文的精神，培養學生領悟不同的文化和思維方式，養成獨立思考和探索的習慣[6]。復旦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課程模塊與目標是建立在雄厚的教育資源基礎上的，雖然國內設置編輯出版學的高校未必擁有同等的資源，但復旦模式內涵應成為編輯出版學通識素養的標尺。

2.培養理念：適時而變、因材施教

基于產業發展的變化，知識服務時代編輯出版學培養目標應有所轉換——從單一的應用型人才分化為兩類培養目標，即創業型人才和應用型人才。不同類型的培養目標要有不同的培養理念，應用型人才學界論述較多，筆者重點探討創業型人才的培養。

從新媒體產業實踐來看，知乎、得到、喜馬拉雅fm、蜻蜓fm、掌閱、十點讀書等公司快速崛起，知識服務產業的快速發展為高校編輯出版學培養創業型人才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以創業型人才為培養目標，不僅能夠凝聚教師的教學導向，最大化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還能為專業發展構建富有潛力的空間。因而，構建創業型人才培養機制應該成為編輯出版學在知識服務時代的焦點。

通識素養培育為大學生成長為創業型人才打下堅實的基礎。一般而言，大學畢業生五至十年內做的都是本行工作。十年以后，大多數人有機會升遷為單位的中層員工，其所承擔的職務強調管理、溝通、協調功能，而非當年在學校所學的本行。又過十年，大概五十歲左右，某些升職當了經理、總經理，是做決策的人，不僅需要各方面的綜合學識和能力，還要有倫理學、美學的素養，要對整個人類的文化、人類的使命有深刻的體悟，這些都是在大學時期修讀通識教育時要加強與啟發的。因此通識教育在當前的大學教育中，實在至關重要[7]。由此可見，通識素養涵育創業型人才的根本在于其內容為經典性的人類知識，不受時間推移的影響。

三、編輯出版學通識素養培養與實踐

1.在實踐中培養通識素養

通識素養是當代高等教育的熱點之一，對編輯出版學而言，更應注重通識素養培育與產業實踐教學的結合，從而使畢業生不僅能掌握編輯出版技能，還能策劃、運營相應內容產品，具備進入行業所需的技能和文化素養。

通識素養產業實踐培養模式的設計原則，需要適應當下知識服務產業平臺的閉合性特點，即“在未來，越來越多的渠道會變成平臺，并形成強有力的商業生態閉環，平臺既進行市場傳播，又完成銷售轉化；
既銷售產品，又收集需求；
既是產品的終點，又是產品的起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平臺上的編輯、發行、營銷已經深度融合，分不開了。渠道平臺化的發展，使渠道有條件去滿足讀者個性化的需求，從而深度參與產品創作與生產，這將給傳統出版流程帶來深遠的影響。”[4]因而，編輯出版學產業實踐模式亦應涵蓋內容生產、營銷、分發全過程。筆者認為可以重點關注以下幾個塊面。

（1）自辦微信公眾號和抖音號

微信公眾號和抖音平臺受眾廣，界面友好，成本低，尤其適合培育學生的新媒體內容市場觀念，鼓勵學生投入新媒體內容創業實踐。通過微信公眾號策劃、內容寫作、排版、運營，可以全面鍛煉學生的知識體系、知識產品市場意識與編輯出版應用技能。

（2）與出版社進行項目合作

產學研一體化是大勢所趨，因此可以通過小型項目合作，逐步構建學界與業界的合作路徑。小型項目中，較容易操作的是人文社科圖書網絡營銷，如出版社由于相對欠缺新媒體營銷人員，可以提供具有市場銷售前景的圖書，由編輯出版學的師生組成項目團隊，制定營銷方案，制作營銷視頻和圖文文件，在新媒體平臺上進行推廣。

（3）與書店等機構進行項目合作

新媒體直達個人用戶的媒介特征，使得傳統出版業的圖書發行功能弱化。《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18年數據顯示，我國出版圖書已經超過50萬種，這使得讀者更需要圖書推薦與選擇。因而，無論是出版社還是網絡書店、實體書店，圖書的新媒體宣傳營銷極為關鍵。培養學生的新媒體圖書宣傳能力，除與出版社合作外，與人文社科書店的合作也是重要途徑之一，這在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編輯出版學專業與合肥知名民營書店愛知書店的合作中已初步得以驗證。

2.優化課程及相關安排，為通識素養培養提供保障

當下，編輯出版學通識素養模塊的建構還不成熟，2019年最新編輯出版學人才培養方案中雖然列有通識必修和通識選修模塊，但設置的課程遠遠不能滿足出版專業人才所要求的通識素養水平。因此，國內高校編輯出版學專業應優化課程及相關安排，為編輯出版學中的通識素養培養提供保障。

（1）優化通識素養課程選修安排

我國大學通識教育改革成效顯著，但大部分高校不具備實施完全通識教育模式的條件，存在師資不足和評價體系欠缺等問題。在設置編輯出版學的高校中，截至2017年，我國共有68所高校在本科層次開設了編輯出版學專業，大多數分布在華北地區及華東地區經濟較為發達地區。其中，“雙一流”高校有18所，占26%[2]，地方特色高校和民辦高校編輯出版學占據較大比例，在培養學生的通識素養方面存在困難。筆者認為，在現有條件下，地方特色高校和民辦高校可按復旦大學通識教育模式提供選修課程，以達到通識素養培育目標。

（2）推薦經典書目，開展閱讀活動

向學生推薦閱讀中外經典書籍，不僅具有靈活、低成本、易操作等優點，而且是培養編輯出版專業學生通識素養的便捷途徑之一，其難點在于推薦書目的經典性、廣泛性和科學性。筆者長期從事推薦書目研究，近年出于編輯出版學人才通識素養培育的需要，結合通識教育框架編撰了《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編輯出版學系通識教育推薦書目》。書目分為人文、社會、自然科學入門讀物與中國經典著作和西方經典著作三個板塊，所涉及的經典著作具有一定的廣泛性、科學性，對培養學生通識素養有一定助力。

綜上，知識服務方興未艾，未來，隨著內容升級的助推作用，提質增類還將進一步提升付費用戶的數量及整個知識市場的行業規模，知識服務有望成為數字內容領域繼資訊、文娛、游戲之后的第四大板塊[8]。因此，編輯出版學人才培養在強化媒介應用技術教育的同時，也應強化通識素養教育。只有在媒介應用技術和通識素養兩大知識模塊的助力下，高校編輯出版學才能在緊跟出版業轉場的同時，實現自身教育范式的轉場。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