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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B

解析

由于國內白色恐怖異常嚴重，中共中央報請共產國際同意后，決定黨的六大在蘇聯召開。1928年6月至7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舉行。大會科學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在黨內思想十分混亂的情況下統一了全黨的思想。

擴展知識

黨的六大的召開，經過了近一年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八七會議即提出過召開六大的問題。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召開六大的決議。1928年1月18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會議，又一次討論召開六大的問題。會議決定大會召開的時間是3月底。由于此時國內白色恐怖十分嚴重，很難找到一個能夠保證安全的地方開會，因此，在開會地點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不久，當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將分別于當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也將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將派代表團出席這幾個大會，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1928年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十分重視中共六大的準備工作，給予許多幫助。蘇聯和共產國際主要領導人斯大林、布哈林親自予以指導。6月9日，斯大林會見瞿秋白、蘇兆征、李立三、向忠發、周恩來等，解釋了對中國革命性質和革命形勢的看法。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來、鄧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項英、張國燾、向忠發、王若飛、關向應、夏曦、黃平等21人參加的“政治談話會”，就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當前革命形勢，以及黨在今后的路線、方針、政策等問題，交換了意見。談話對澄清中共黨內在革命性質和革命形勢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對中共六大的召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代表84人。會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和關于政治報告的結論。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在中共六大召開期間，共產國際鑒于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和中國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決定改變派代表到中國指導革命的辦法，采取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結束后，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王若飛等人即作為中共常駐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農民國際的代表，留駐莫斯科，以瞿秋白為代表團負責人。

黨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認真地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針對黨內普遍存在的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既然已經反革命，中國革命的性質便不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錯誤認識，指出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大會明確了決定革命性質的不是革命動力，只能是革命任務。因此，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于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為統一全黨思想，克服黨內仍然存在的濃厚的“左”傾情緒，擺脫被動局面，實現工作的轉變，對中國革命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黨的六大也存在著一些缺點。一是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缺乏正確認識，否認存在中間營壘，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二是把黨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估計不足。四是在組織上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之工人化”。六大選出的由23名委員和13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中，工人占21人。第六屆中央政治局選舉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實際上他沒有能夠起到應有的作用。

盡管六大存在著上述缺點，但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六大以后的兩年，全黨貫徹執行六大路線，中國革命出現走向復興和發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