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總少不了接觸作文或者范文吧，通過文章可以把我們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塊。相信許多人會覺得范文很難寫？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優質范文，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捐助完整版篇一
社平工資是社會平均工資的簡稱，顧名思義，社平工資就是指全社會的平均工資。在計劃經濟時期，勞動工資制度只統計城鎮全民單位和集體單位即可以基本達到全面統計的目的。經濟體制改革后，其他經濟成份單位蓬勃發展，雖然勞動工資統計制度改革后增加了內資和外資等其他經濟成分單位，但仍然落后于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由于缺少私營單位以及個體經濟單位雇工的工資統計，導致不能反映全社會法人單位工資的平均水平。近兩年，通過私營單位工資調查試點的數據推算，私營單位從業人員約為現行工資統計范圍中從業人員的一半，并且其中54.2%集中在制造業。私營單位從業人員行業分布較廣，在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制造業、房地產業、建筑業等行業私營單位從業人員比重都超過45%。在這種情況下，目前統計并公布的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確實不能反映全社會法人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水平。
目前平均工資計算的覆蓋群體僅為城鎮以上國有、集體及其他經濟類型單位（包括港、澳、臺及外資企業，股份制企業，聯營企業）的在崗職工，并不包括私營企業勞動者和個體勞動者。
很顯然，平均工資以一個數據確實不能代表每個職工的實際水平，它代表的是工資總體情況，并不代表每一個人的具體工資水平。
資料來源：蘇雅彤、蔡啟奮《平均工資代表了誰》中國統計出版社 2011.09（有修改）
袁編輯，您好，《平均工資代表了誰》選自中國統計學會2011年在全國開展的統計科普征文活動的征文集，25篇結集出版，并命名為《無處不在的統計》，蘇雅彤、蔡啟奮的《平均工資代表了誰》，（我的教材在資料來源的注明是《平均數工資代表了誰》應改為“平均工資代表了誰”）是其中被選中的作品。
《平均工資代表了誰》原文比較長，根據教材的特點和需要，我做了改動，但仍能反映作者的主題思想。
《無處不在的統計》是中國統計學會編（或作者），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書號：isbn978-7-5037-6341-0/c.2557
袁編輯，您辛苦了，請您多多指教，有事我們及時聯系。
捐助完整版篇二
誰支持了希特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日、意法西斯給世界人民所帶來的災難罄竹難書。希特勒（英文名：adolf hitler 1889～1945）正是德國法西斯進行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納粹德國首腦，武裝部隊最高統帥，第二次世界大戰頭號戰犯。他奇跡般地集狂人、玄學家、反猶太主義者、政治家、軍事家等特質于一身，并讓全德和全世界的人們看到了集權的可怕。一致認為，他在上個世紀給世界帶來了太多難以想象的災難，難道說真的是從他開始他的政治生涯的時候起就注定他必定會這樣嗎？要了解納粹運動的方法我們暫且可以提出這樣一個設想：即，如果說納粹活動再度出現，有哪些先決條件必須再度聚合？又有哪些力量支持或哪些因素導致下一個‘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現呢？這其中又有怎樣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與經濟根源呢？
那么，到底是誰支持了阿道夫·希特勒呢？
首先，我認為很大一部分原因應該從其主觀因素，希特勒自身來說。他兒時的生活環境，養成了他固執與狂熱的性格。作為家里第四個也是唯一一個孩子，早年的不幸使他性格怪癖，幾乎沒有可以敞開心扉交談的朋友。他的政治世界觀當然也隨之極度扭曲：反對寬容和全世界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世界觀，反對民主和議會制度，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集團，反對社會平等和政治自由。胡其鼎著《希特勒》中稱其為“殺人魔王”。回顧歷史，簡單看一下他經歷：1889年誕生在奧地利勃勞瑙鎮一家小客棧里。從小學學習成績就不好的他并不討人喜歡。1903年1月也就是他14歲的時候父親阿洛伊斯·希特勒逝世，幾年后他的母親也患癌癥死去。1909～1912年，希特勒都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流浪鬼混。1913年，他離開維也納到慕尼黑謀生。遷居德國慕尼黑前無固定職業，成為民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狂熱信徒。一戰開始后，他申請奔赴前線獲準，期間幾經負傷甚至差點雙目失明，1918年底返回慕尼黑決心做一名“政治家”，后又在“政治訓練班”學習并擔任教官，其主要任務就是：講授同所謂危險的思想——和平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作斗爭。1919年，希特勒因軍隊任務而認識納粹黨，并在之后不久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前身“德意志工人黨”，并于次年改名為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即納粹黨，并成為該黨的委員。1921年成為納粹黨黨魁，掌握了納粹黨的領導權，取消委員會，確立“領袖原則”。1923年因在慕尼黑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發動政變——“啤酒店暴動”，企圖仿效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政權失敗而被捕入獄，之后他以泛德意志民族主義、反猶主義、反資本主義及反共主義等宣傳手段得到支持。1926～1929年是納粹運動時運不佳的幾年，希特勒卻以“花崗石般的意志”進行黨的重建工作。1933年成為德國總理之后，快速將德國變為***。希特勒極欲建立納粹，以霸權于歐洲。為達到目的，他以外交政策來主張德國人的生存空間及德國的重新武裝。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這次入侵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之后的三年里，德國及其他軸心國占領了大部份的歐洲、北非、東亞及太平洋諸島嶼。然而1942年之后，盟軍開始反攻，德軍漸居劣勢。至1945年，盟軍已反攻解放遭德軍占領的大部分地區。而在戰爭之中，歐洲猶太人幾乎遭受到種族滅絕。1945年4月，蘇聯紅軍逼近柏林之時，希特勒與其女友愛娃·布勞恩結婚并在30日自殺??
為什么要介紹這么多他本人的奮斗成長史呢？我們可以先反思一下，希特勒用什么使一個只有7人的小黨一躍而發展成為奪取全國政治的大黨，又是什么使
他從一個維也納的流浪漢走到讓整個歐洲甚至整個世界恐懼的獨裁者，這不僅僅是一個小人物偶然的經歷，其中有太多的原因需要我們去追問。他痛苦的童年生活，他罪惡的執政方式，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人生歷程中展開，或許都對他后來成為一代盜世奸雄產生了不可言喻的影響。“戰爭狂人”希特勒也許正如一位歷史學家評價的那樣：只是“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他由小丑扮演了一個英雄的角色。”（《從乞丐到希特勒》約翰·托蘭著）借此評價，我們來審視1918年的希特勒，就能夠清晰地發現未來的獨裁者騷動不安的特征。這些特征代表著他習慣方式的一些持續不變的方面，除了未來扭曲的強度以外，幾乎沒有隨著時間而改變。這位不為人知的士兵，在1919年從戰爭的陰影中走了出來，開始向越來越多的人施加催眠術，他那是已經展示出一些令人驚訝的性格特征包括：
⑴、對猶太人偏執狂般的恐懼；
⑵、將世界分為尖銳的、毫不含糊的對立面的鴿籠心理；
⑶、習慣性地需要將內心的感受投射或外化為一些外部的替罪羊——猶太人、和平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等；
⑷、沒有能力和他人，特別是女人構成親和的關系。在所有人際關系中，都表現出冷酷和操縱的態度；
⑸、極端地專注于非現實的幻想和宏大的幻想；
⑹、欣賞殘酷的力量和成功。
正如《蓋世奸雄——希特勒》中所提到的“我們這個世界中間常會冒出各種各樣的政治投機分子和社會野心家，他們為一種偏見生活著，他們因為人生的不幸而心態變得猙獰可怕。在我們這個社會中，表面上他們也像我們一樣生活著他們與我們沒有膚色，沒有語言，甚至沒有信仰上的差異，但他們卻與我們生活在一個截然不同的心靈世界之中。他們可以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用各種各樣隱蔽的蠱惑人心的手段來攫取權力和利益。他們可以為了一個自以為是的想法或者說是一個偶爾的念頭，用慘不忍睹的方式，用人類可以采取的的任何戕害人們的方式，犧牲者無辜的人們的生命。一旦他們的陰謀得逞，大權在握，他們就會私下虛偽的面紗，露出本來猙獰的面孔，將整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推向苦難的深淵。”作為納粹德國首腦，武裝部隊最高統帥，第二次世界大戰頭號戰犯，他奇跡般地集狂人、玄學家、反猶太主義者、政治家、軍事家等特質于一身，并讓全德和全世界的人們看到了集權的可怕。
總之，希特勒的世界觀是一個偏見的體系，而不是建立在受到精心證明的前提、客觀的論證、邏輯推演的結論之上的哲學。希特勒對此也十分的清楚。在政治方面，他相信在神話和情感領域比在科學和理性領域存在著更多的認知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研究支持他的因素及其代表作《我的奮斗》，那就更能夠容易地確定它自身那四個主要的偏見：對歷史種族主義的解釋；對軍國主義生活方式的熱愛；對自然和生活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將德國變成世界強國的信仰。他的扭曲思想是充滿仇恨的，因為他早年的不幸經歷。在與人們交談中不斷交談中學會了怎樣去說服別人，怎樣找到他人的缺陷，并總能給以致命的還擊。但，就是他這種扭曲而堅定的信仰使他似乎又充滿著“卓爾不群”的“人格魅力”，使他擁有眾多的追隨者。不管他們是出于信仰還是出于對社會經濟的自我利益或者是僅僅是出于機會主義或者趕時髦的動機，他們帶著誓死的決心跟隨著希特勒的。據說他們大都是由復員士兵組成，對于他們來說，“國家社會主義誕生于前線的生活，也只有了解前線的生活，一個人才能理解國家社會主義。”
再有就是當時的客觀現實，德國或者世界局勢狀況了。正如一句可笑的納粹口號認為的那樣：希特勒不是德國，德國也不是希特勒。那么支持希特勒的還有當時的客觀條件——德國的背景。產生了相似于國家社會主義的運動有五個主要的先決條件可能是本質的：
⑴、存在著半封建和半工業的混合社會，這個社會還帶有長期存在的軍事化
和集權主義的傳統。
⑵、作為社會控制和國際侵略的工具，民眾被國家化。
⑶、生物一種族的信仰得到了尊重。
⑷、軍事上的失敗和經濟上的崩潰引發了極端的壓力，這種壓力產生了創傷
性的結果。
⑸、反社會的任務和排外的運動同時出現。
這些原因中的三個根植于戰前的社會條件，但是它們不能自行導致阿道夫·希特勒的興起。希特勒上臺是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的必然產物。事實上，人們可能認為，戰前的德國盡管顯示了某些社會失調和不穩定的跡象，但它依然可能發展成為現代的、穩定的和人性的社會。導致希特勒興起的直接原因是德國的戰敗和由此產生的必然結果，其中包括革命、《凡爾賽和約》、賠償、通貨膨脹、政治極端主義以及經濟的崩潰。一戰建立的所謂“凡爾賽體系”只不過是列強重新劃分了勢力范圍。他建立在掠奪戰敗國、損害弱小國家主權，以及戰勝國爾虞我詐基礎之上的國際政治體系。當然這種不公必然會隨著各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動蕩的加劇，處境惡化等等促成了法西斯的產生和發展。當然，假如不是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社會可能能夠更為成功地適應現代工業文明的挑戰。法西斯的上臺也是德國歷史與現實結合的產物。希特勒上臺作為帝國主義政治經濟社會矛盾的必然結果。而德國社會經濟危機又為納粹運動的崛起提供了客觀條件。戰敗和無力現實地應對一系列戰后的災難，加重和再次激起了先前無法解決的社會矛盾。這些社會失調征候一并出現產生了尖銳的社會和文化危機，這些社會危機不可能以同樣的形式重復出現，不過可以設想到，由于受到內部巨大的工業變化和外部戰爭的威脅，傳統的和不發達的社會可能會倒退到集權主義的策略中去解決他們的社會問題。德國歷史的主題之一是政治的碎片化，即德國人沒有能力去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不像其他的歐洲人，德國直到很晚才獲得自己的國家形態，并且它不是廣泛的民主一致性的結果，而是依靠占優勢的普魯士軍事力量獲取軍事勝利的結果。在1864年到1971年之間，普魯士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領導下統一了德國，并且把它體制上軍事和集權的特性強加給德國的其它地方。暫時放下這些歷史淵源不談，在新的普魯士化的德國具有高度的軍事化、集權化，德國也陷入了深淵——一個前所未有的黑暗年代。
盡管希特勒大肆宣傳的千年帝國只持續了12年，但是，世界從來就沒有在如此短的時間里見過如此邪惡的犯罪行為。遠去的兩次世界大戰，個我們留下的不僅僅是痛苦的回憶。戰爭已經灰飛煙滅，人們也逐漸淡忘那一樣段歷史。時移勢易，我們已經進入到21世紀，但就是在和平的現代，這個騷動的世界仍然不那么平靜。從中亞五國、俄羅斯、朝鮮半島、南亞半島等和中國的安全問題，到若隱若現的美日軍事同盟與日本對外軍事擴張，再到中國南海海洋權益之爭等等，都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與重視。歷史儼然已是歷史無法改變，但歷史留給我們的卻是無盡的財富，銘記歷史不是銘記仇恨，而是在回顧歷史的時候更加自信的面對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