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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B

解析

在經濟危機爆發時，美國胡佛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無法挽救危機，而這時期蘇聯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推動經濟發展，所以出現“羨慕”。“唯一的希望在于代議制度似乎無力提供的、具有力量和意志的政府領導”可以看出，人們的“希望”是加強政府職能，緩解經濟危機，故B正確；為了應對經濟危機，德意日等國都建立或加強了法西斯專政，“看著柏林和羅馬”反映了有些人希望建立強權政治，材料“唯一的希望在于代議制度似乎無力提供的、具有力量和意志的政府領導”說明當時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依然抱有希望，但并非法西斯專政、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故ACD錯誤。

擴展知識

1929年3月4日，埃爾伯特·胡佛宣誓成為美國第31任總統，這個新領導告訴冒雨觀看就職演說的50萬首都居民和無數廣播收聽者說:“美國幾百萬個家庭生活在幸福和機遇之中。”他語調呆板但用詞仿佛神諭， “我們正在建設一個新種族，一個迄今為止最偉大的文明，”他說，“我對國家的未來毫不擔心，它充滿了光明和希望。”一句話可以概括他就職演說的中心:“沒有一個國家比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更安全的了。”

很明顯，這些話是他整個競選團隊的意思，但是批評家還是用這些話來攻擊他，1932年，一個記者寫道:“美國歷史上從沒有一個總統候選人如此不計后果地走極端，他對復仇女神發出挑戰看她能如何報復。”

但是在1928年，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胡佛的斷言非常有理。幾十年來，美國民眾看到消費主義的文化繁茂生長:福特車、斯蒂貝克車、皮雅士一雅路車、冰箱、電烤機、人造纖維連衣裙進入普通工人家庭，牛氣沖天的股票市場、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伴隨著實際工資的不斷增長，1929年的失業率不到3%。

胡佛入主白宮之后，牛市更旺，“從緬因到加利福尼亞，從華盛頓到佛羅里達，人們都通過經紀人在紐約購買股票，來自國家各個城市的信息表明人們堅信胡佛政府將給美國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紐約先驅論壇報》這樣報道，到了9月，通用電氣的股價是396美元，是1928年春天價格的三倍。

但是狂歡和繁榮沒能持續下去，通用股價飄升的一個月之后，1929年10月24日，紐約股票交易所像往常一樣安靜地開始營業，但是這一天成交量不多，價格急劇跳水，根本控制不住，到了11點鐘，交易所變成了瘋狂甩賣的地獄，11點30分所有人都陷入了絕望的恐懼之中。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情形更加可怕，價值300億的有價證券瞬間蒸發了。第二天的《紐約時報》報道:昨天股票價格幾近崩潰，是股票交易歷史上最具災難性的交易日。到了11月中旬，企業的價值平均比10周前減少了一半。

前期救市

胡佛的前輩也曾面對財政危機，但是沒人為他留下有用的經驗。在以前的經濟衰退中，從1837年延續到1894年的不景氣中，總統馬丁·范布倫(1837一1841年)詹姆斯·布坎南(1857一1861年)，尤利塞斯·格蘭特(1869一1877年)什么都沒做。而格羅弗·克利夫蘭(1885一1889年)采取強硬手段反對給遭遇不幸的人提供幫助。后來，胡佛也被歸入了“無所為”一類的總統之列，實際上，正如人們對一個曾經是活躍的商業部長的人所期望的那樣，胡佛以值得贊賞的敏捷試圖阻止經濟衰退的洪流。

從1929年11月中旬開始，整整9天時間，總統召集工業、財政、基礎設施、公共設施、農業、工會和聯邦儲備系統的領導人齊聚白宮。在這次為企業繁榮而舉行的會議上，總統要求企業保持現有的工資水平，他認為這項政策不但有利于工人也因為保持了消費購買力從而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同時要求工會不要罷工，不要要求增加工資。

為了穩定民心，胡佛避開人們熟知的“恐慌(panic)”這個詞而用“蕭條 (depression)”來指稱這次經濟衰退，這個不幸的選擇讓胡佛本人與這次經濟大危機永遠綁在了一起。胡佛說“國家的基礎經濟一一制造業和商業貿易一直在正確與繁榮的軌道上運轉，”他宣布，“任何對美國經濟的未來缺乏信心都是愚蠢的。”

一開始，胡佛的成功出人意料，資方和工人真的站在了一條戰線上，商業部仿照下屬的170個同業工會的經驗創造了一個“國家商業調控委員會”，從白宮出來之后，福特汽車的總裁亨利·福特說，他不但愿意遵照總統定的工資標準甚至愿意提高工資。胡佛說服鐵路巨頭們的投資計劃照常進行，國家電力照明公司保證投入1億美元比他們在1929年投入的還多。

除了督促州長鼓勵各州加快建設之外，總統還促成國會撥款1.5億美元用于公共工程，此外還通過了一項減稅政策。胡佛還“哄騙”聯邦儲備局擴大資金發放，提供更多的貸款。在美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中央銀行貸款給商業銀行或金融機構時所收取的利率也就是貼現率降低到2%的情況。胡佛設立了“聯邦農業委員會”穩定農產品價格，在開始的幾個月里，效果很顯著，美國小麥的價格每蒲式耳比歐洲貴25美分。

盡管所有這些措施都應該由白宮領導和推動，但是胡佛想限制政府的角色。他要求國會不要去管什么經濟建設，他建議州長在公共建設投資上既精力充沛同時又要謹慎小心。實際上胡佛把國家經濟健康發展的全部責任都推給了古老的“公司委員會”，而它根本不清楚自己的領導作用到底該有多大。國家商業調控委員會僅僅滿足于扮演建議者的角色，而且，既然胡佛說整個經濟體系是正確的，那就沒有必要調查為什么經濟會衰退，是否需要改革這樣的問題了。

胡佛相信，美國短期內就能像1921年那次衰退一樣恢復過來，因此根本不需要什么劇烈的補救措施。從商業公司報道的年終利潤率，股票市場的幾個方面來看，經濟確實有所恢復，與過去的經濟危機相比，1929年底也沒有大型的銀行和公司破產，人們總是批評胡佛沒有意識到股票市場崩潰引發了全面的大蕭條，但是沒有一個人，想到過大蕭條會持續10之久。1929年年末，《紐約時報》評選的年度最重要事件是伯德上將在南極的探險，而不是華爾街的大崩盤。

胡佛從沒有說過“繁榮就近在眼前”這樣的話，是他的副總統說的，但是他確實拒絕面對現實，1930年5月他宣布:“偉大的經濟經歷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成功。”他告訴商業部長，“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持續努力我們很快就會恢復。”6月，由銀行家和主教們組成的代表團拜訪白宮，要總統注意日益加速的經濟滑坡的時候，胡佛明顯有點惱火，他認為經濟正在抬頭，失業率在下降，“紳士們，你們晚來了60天，大蕭條已經結束了。”

對胡佛來說，真是禍不單行，1930年夏天，就在工廠企業艱難掙扎的同時，一場歷史上從沒出現過的干旱降臨在美國的心臟地帶。但他認為受災數字被大大夸大了，紅十字會的官員也認為大多數饑餓的懇求者是偽造的，從而拒絕提供他們擁有的緊急物資。州政府估計需要1.2億美元，雖然這是最保守的估計，但是聯邦提供的援助只有25萬美元，而且其中沒有食品。

胡佛對經濟危機的政策，不管是對干旱州還是整個美國，都反映出對什么都管的聯邦政府的憎恨和對“當地政府負責”的一種信仰。更重要的是他堅信私人給予的傳統，對于在貴格派博愛思想熏陶下長大的人來說由政府來提供救濟是難以想象的。假如援助是來自華盛頓，他認為就會損害接受救濟人的品性，而且會讓愿意奉獻愛心的人失去機會，在胡佛看來窮人應該一直依賴并感激他們的富人鄰居。

但是1930年秋天，城市里到處是失業者，鄉村更是一片狼藉，總統中期選舉期間要求他召開特別的國會會議，國會要求發放10億美元債券幫助失業者擺脫悲慘的境遇，胡佛被激怒了。不久，他收到一份解釋為什么聯邦救濟迫在眉睫的詳細說明:“社區無能為力，州政府手忙腳亂，當地人厭倦、沮喪、無序、混亂，社區的任務太重了，它們的支柱已經倒塌。”胡佛幾乎不能忍受這樣的觀點，他說:“美國不可能在惡意的悲觀情緒之下，在災難販子和哭泣的人手中成長為偉大的國家，在哀嚎悲嘆或者由理論家所表演的戲法之下，我們所有人的幸福也不會得到重建。”

1930年10月，大蕭條開始一年之后，胡佛才設立了“總統就業緊急委員會”，委員會的任務也不是為了解決困難，而是為了阻擋日益增長的失業者對救濟金的需求。雖然失業人數已經超過了500萬人，總統就業緊急委員會卻沒給任何一個州一文錢，而是讓報紙刊登一些空洞的標題，比如督促人們雇人“打扮”自己的房子。要求各州分享他們對付失業率的計劃和經驗，而總統就業緊急委員會則沒有任何計劃。

1929年以后，人們對胡佛政策的信任已經所剩無幾了。資方咬住工資率，所以就減少工作時間，這樣工人周薪的鈔票越來越少。在1930年，工廠的平均工資減少了35%，底特律比上年少生產了200萬輛汽車，2.5萬家企業破產，到處是這樣不受歡迎的消息。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美國需要總統的指引和安慰，但是卻一無所獲。“如果你想知道世界上對任何事情最暗淡的觀點，”胡佛的妻子曾經說，“那就問他吧。”胡佛找不到任何讓這個國家重整旗鼓的動力，“你不能從我身上找到富蘭克林·羅斯福，”他對自己的屬下這么說，一個白宮的工作人員曾說，“胡佛從沒說過謝謝，見面連頭都不點，從不說‘早上好’，從不說‘圣誕節快樂’也不說‘新年好’，每一天對他來說都是一樣的，星期日也不例外，如果說不是更努力的話，他一如既往的努力工作，他總是愁眉緊鎖，滿臉擔憂。”

胡佛總統不知道怎么把手伸向那個絕望的國家。倫敦《泰晤士報》駐華盛頓記者韋爾默特·劉易斯說，胡佛“能夠計算波長，但是卻看不到顏色……他能理解音頻卻聽不到音律。”傳記作家亨利·普林格爾寫道，胡佛在發表公共演說時不做一個手勢，“他的下鄂在襯衣之上快速安靜地運動，面無表情。”

選舉中失敗

在1930年總統中期選舉中，美國人用手中的投票表達了對總統的意見，結果讓胡佛非常沮喪。他所屬的共和黨在國會中的多數黨地位動搖了，在參議院中的17個席位的優勢減少到1個。1931年第72屆國會上，共和黨在眾議院中失去了52個議席，這是自從1919年之后民主黨首次控制了眾議院。

但是中期選舉并沒有給胡佛敲響警鐘，而是讓他更加堅持自己的立場。在他1930年12月的政府咨文中，胡佛宣稱，“通過劫掠公共財富，繁榮不會得到重現。”他的這番話是在危機時刻，就在財政體系開始不支的時候說的。在1930年的最后兩個月里，600家銀行破產倒閉，12月11日破產的美國銀行讓40萬個儲戶，主要是猶太服裝工人的生活積蓄瞬間灰飛煙滅。其中很多工人剛剛移民來到美國，他們信任這個銀行，因為它的名字說明它是美國政府的左膀右臂，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破產。

接二連三的不幸事件，讓胡佛總統更加焦慮，他試圖通過平衡預算，解決財政危機，“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在我們的收入之內花費。”胡佛說，他一直堅信這才是刺激經濟的根本，他說，比股票凍結更可怕的是美國人凍結對政府的信任。為了鼓勵投資者，他選擇削減政府花銷。

1931年，對胡佛的救濟理念人們越來越憤怒。但他還是堅持讓社區去解決自己的貧困問題，而此時100萬美國人在被戲稱為“胡佛臥鋪”的運輸車上尋找庇護之所。很多社區最好的生活水平是僅能糊口。無家可歸的失業者在大城市見縫插針地用邊角廢料修筑遮風擋雨的棚戶，這些悲慘的城市貧民區被稱為“胡佛村”。到1931年五六月間，美國失業人數達到800萬，此時的胡佛從人們在其就職儀式上歡呼的“偉大的工程師”變成了“最大的小氣鬼”。

1931年的春天，胡佛的農業計劃遭遇慘敗，在前幾年，穩定谷物公司買下過剩的小麥之后，發現小麥的市場價還是起伏很大。隨著存儲量越來越多，更本無法處理，買下的棉花也是同樣的結果，而胡佛拒絕控制農業產量，結果導致農產品價格越來越低。

1931年6月，穩定谷物公司支撐不住了，拒絕再買人小麥，而且把2.57億蒲式爾小麥投入市場，市場上小麥價格隨之跌到谷底。穩定谷物公司用于購買小麥的5億美元中的3.45億美元不翼而飛。棉花最終下降到每英鎊4.5美分。政府從市場上購買了350萬包棉花，但是隨后1000萬包棉花涌入市場。穩定谷物公司投降之后，胡佛本來就認為政府管得已經很寬了，這下干脆對鄉村撒手不管了。結果農場遭受滅頂之災，作為國家經濟的重要支柱，農場的破產把幾百家銀行拉向了破產的深淵。在胡佛的總統任期結束之前，1/4的美國農場主失去了所有的財產:他們的土地、股票、谷倉和家園，對很多人來說這些是他們家族幾代人積累的財富。

或者是出于信仰，或者是為了替自己辯護，胡佛為經濟恢復如此緩慢提出了新的解釋，“大蕭條的主要原因存在于美國之外，”他在1930年12月說，“我們的恢復被那些外部力量所產生的無根據的恐懼和憂慮拖累了。”在1931年6月，胡佛把大蕭條的不幸歸結于“歐洲大戰的邪惡后果—巨大的稅收、增長的軍火開支、政局和社會的不穩定，新邊界造成的經濟生活的崩潰。”他對自己的假設越來越有信心，后來干脆明確地說:“如果沒有戰爭，我們就沒有這次大蕭條。”

1931年10月，胡佛因在哈佛大學體育場舉行的世界職業棒球賽回到了費城，兩年以前他在此受到了熱烈歡迎，如今等待他的是一片噓聲。就在比賽開始的那天，費城最大的銀行富蘭克林信托公司宣布破產，正如一個政府官員所說，當天“歇斯底里和不適的心理反差同時抓住了公眾。”

富蘭克林信托公司所經歷的痛苦，不久之后另外的幾十個金融機構也品嘗到了。因為英國放棄金本位制，一個月之內美國有522家銀行倒閉。這個秋天，出現了美國銀行史上最大規模的金銀外流事件，從銀行地下室里提走的10億美元的黃金，被人們藏在咖啡壺里、床墊下面和其他可以藏東西的地方，再沒人說“像銀行那樣安全”這句俗語了。

在1931年12月的國情咨文中，胡佛堅持，“我們的人民正以真正的美國熱情，通過公共呼吁和地方政府的努力來對抗失業。”他反對“任何的施舍”，因為感謝 “這個國家的社會責任感，我們的人民免于挨餓受凍”，而且通過志愿者的努力“保證可以度過即將到來的這個冬天的嚴寒”。就在他講這些話的時候，20多萬男男女女走在底特律的街頭尋找工作，全美國用焦油紙板搭建的“胡佛村”成倍地增加。

當財政赤字達到10億美元，國家財政敲響警鐘的時候，胡佛認為，為了壟斷流通的黃金儲備和重建人們對聯邦政府的信心，最根本的途徑就是平衡財政預算。他說:“沒有什么比保持聯邦政府良好的財政狀況更能保證繁榮再現的了。”因此他號召不斷增加稅收，縮減政府開支一一這對病入膏育的經濟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

沒有任何有效的激勵，意志消沉籠罩著美國，這些失敗讓胡佛政治生涯黃金時代的成就黯然失色。1932年，工廠主們發現他們的財富比1913年還少，1932年生產一輛車的時間里在 1929年4輛都生產完了，鋼鐵企業開工率不足11%，就業職位越來越少，領失業救濟的長蛇隊越排越長。據《財富》雜志估計，3400萬男人、婦女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這一數字還不算美國1100萬農場家庭，他們在自己的“受難地”艱難度日。

社區福利基金能幫助少數幾百個沒有工作的人，也許幾千人，但是他們不敢想象像克里夫蘭市這樣50%的勞力失業的城市，在阿克隆和東圣路易斯、伊利諾斯失業率達到60%，在托萊多則高達80% 。

胡佛所依賴的城市自救完全是一種幻想。在1932年，100個城市根本就沒有給窮人撥過一分錢，而胡佛不顧那些一無所有的人，一門心思地的要平衡政府預算。國會的任何提議，不管是聯邦救濟，還是輕微的努力比如收集失業數據，更新職業介紹所，胡佛都固執地反對，他警告人家說:“我們不能浪費進人繁榮的機會。”1932年5月31日，他邁出了不同尋常的一步，在參議院責備立法者考慮昂貴的救濟方案和公共工作措施。“走向不能平衡財政預算的道路就是走向毀滅的道路。”他要求國會削減財政赤字，增加稅收，胡佛這次講話的結果就是1932年稅收法的出臺，這項法案從一開始就受到經濟學家的譴責，它讓美國本來就微弱的購買力更加萎縮。

但是在強大的來自兩黨的進步主義勢力的影響下，為了幫助失業人群，胡佛有條件地妥協了，在1932年7月，他簽署了《緊急救濟和重建法案》，提供3億美元貸款給各州去救助在貧困中掙扎的人們。而且授權一個政府機構安排15億美元的公共工程，另外，批準了3億美元緊急資金。美國國會還從來沒有這么做過。

但是在胡佛的命令下，聯邦官員執行起這條法律來縮手縮腳，結果承諾創造的千千萬萬個工作機會根本沒有落實，“這批貸款必須用于絕對必需之處，”胡佛說，“我不希望任何州動用，除非最后困難到來的時刻。”賓夕法尼亞州的州長請求給那些無家可歸的失業者每人每天13美分，聯邦政府卻只能提供每人3美分的錢。到了10月中旬，243個公共工程項目計劃中只有3個項目得到了批準。

1932年總統大選戰役打響，幾乎沒有觀察家認為胡佛能夠得到連任。令胡佛不悅的是，民主黨提出了一個難纏的候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胡佛是很久之后才得知自己有這么強大的對手。即使他已經意識到人們對富蘭克林的擁護，但是他還是不能理解競爭對手幫助窮人的政策才是其優勢所在。

羅斯福告訴紐約的立法機構，救濟“必須由政府主持，這不僅僅是慈善，而是一種社會責任，這個國家會喻決地接受這項任務，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重建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親密關系，才能保證民主的政府形式。”

相比之下，胡佛的競選運動暗淡無光，他的演說結束之后沒人歡呼，一個英國記者說:“胡佛的個性令人沮喪，他的外貌沒有吸引力，有著那種壞脾氣孩子似的沉郁的臉，他那沉悶的鼻音單調乏味，沒完沒了的朗讀仿佛打字機一樣毫無變化，沒有一個手勢來讓觀眾得到解脫。”共和黨的競選火車駛進底特律后，發現幾千名失業的汽車工人和憤怒的人群揮舞著拳頭大聲唱，“絞死胡佛，絞死胡佛”。面對此景，胡佛臉色死灰，眼睛充血，雙手顫抖，他堅強地前進，深信美國的命運站在他一邊。

在競選運動的最后階段，胡佛的競選火車停在了內華達鐵路線上，因為值班守衛看到兩個背著炸藥的人。在堪薩斯有人朝火車扔西紅柿。穿過加利福尼亞邊界后，胡佛覺得很舒服，他回到了家鄉州。但是在奧克蘭，這趟旅行的終點，人們嘲笑他，在圣弗朗西斯科主要的商業區，臭氣彈味污染了空氣，當胡佛到達帕洛阿爾托的時候，他看起來像  “行走的尸體”，在那他收到的電報上寫著:投票支持羅斯福而且全票通過。

1932年11月8日選舉揭曉之夜，一封封電報顯示，多少共和黨的頑固堡壘轉而開始反對他。胡佛震驚了，一下子仿佛老了很多。1928年他在40個州取得勝利，1932年他的支持率不到40%，只在6個州占優勢。民主黨已經80年沒有獲勝了，富蘭克林·羅斯福成了1853年富蘭克林·皮爾斯之后第一個入主白宮的民主黨總統。除了1921年共和黨的分裂之外，1932年是共和黨歷史上又一次重大失敗。胡佛時代令很多共和黨支持者痛苦終生。

在他當政的最后一天，《紐約時報》駐華盛頓記者發現胡佛“站在窗邊望著華盛頓紀念碑，他的眼睛紅了，明顯地哭過。我們坐下來，他緩慢地說，國家的處境非常糟糕，整個經濟處于危機中。”他的總統任期在銀行倒閉的喧囂中，在幾千公里生產線停工的安靜中結束了。